丈夫得了急症，当地医院治不了，说是上海大医院可能有办法。冷医生给医院领导请假，坐夜车直奔上海。
丈夫高烧，半昏迷状态，在妻子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住进上海瑞金医院，高烧已经40度，嘴唇上都是刚刚烧出来的水泡，双眼闭着，躺在病床上，头下枕着枕头大小的冰块，1000CC的大号点滴瓶醒目地吊在空中。冷医生焦躁不安地与住院医生交谈着丈夫发病的经过和贾汪医院初步诊断结果。
几个小时以后，病人开始低声说，“回家”。
虽然微弱，冷医生还是听得真切，他有两天没有说话了。再看丈夫，他在努力睁眼睛，手指动了一下。妻子赶紧抓住他的手，安慰他，马上医师来查床，再耐心等等。话音未落，丈夫手松弛了，头偏向一边。冷医生立即把脉，没有了脉象。大事不好，住院医生跑过来用听诊器仔细听了一会儿，然后无奈地看着冷医生。其他在班医师也纷纷过来，做人工呼吸。一切于事无补，人已经走了。最后的诊断是急性脑膜炎。
冷医生呆掉了。
在贾汪煤矿，尽管她接触过许多工伤，或者职业病病危者，但自己却从来没有切身体会，对家属们号啕大哭也习以为常。直到这一刻才明白什么叫死，什么叫人走了，鲜活的人，每天在一起吃饭过日子的人，那个与她分担抚养孩子责任的人，每天互相述说的亲人就这么悄然地走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悲痛欲绝，悲痛欲绝！
丈夫临终前最后一句“回家”竟然成了他的遗言。
是啊，咱们回家，我带你回家，家里两个小儿子还在等着我们回家。
在医院办好手续，人推进了太平间，她急忙跑到上海火车站买了两张夜间从上海发往北京的快车票，途径徐州，一共12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到达。
天擦黑，冷医生潜伏进太平间，把丈夫的尸体迅速地驮起来，一路小跑，担惊受怕地，准时上了火车。
这时候是冬天。
医院宣布死亡之后，冷医生立即就把丈夫的衣服全部都给他穿好，帽子带上，围脖也围上。
丈夫挤坐在座位角落里，立着身子，围巾遮住了脸，帽子拉低，大衣裹严实，就像耷拉脑袋睡熟的人。乘务员查票，问这个人怎么了。冷医生从容地回答道，医师给他吃了安眠药，刚睡着。给，这是他的票。检票员也没有多心，剪完票，就再也没有回来。对过椅子上乘客听到了解释，也就不好奇，慢慢地都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火车到达徐州，冷医生把丈夫一只胳膊放在自己肩上，使劲一拉，整个身子趴伏在她的背上。
出了火车站，距离贾汪煤矿还有35公里。她不敢冒险搭汽车，就背着丈夫在火车站卸货点儿，找到一辆回矿的卡车。话也不多说，只说让司机帮忙，把他们两人放在后车厢里带回煤矿。
这是1960年，人单纯，听说是一个矿的，而且是医师，自然乐意帮忙，当然没有告诉他，这是一具尸体。运到家门口不远的地方，司机停车，帮忙架下病人，就开走了。
冷医生再次背上丈夫，步履维艰地挪到家。把尸体在床上放好，她人也瘫在了椅子上。
家是哭泣的地方。
这些天的担惊受怕，回家来的尘埃落定，让她再也忍不住心中无限的悲伤，抓过一块毛巾捂在脸上，撕心裂肺地放声大哭。
天地有情泪狂飙，日月无光暗啜泣，爱夫已驾黄鹤去，空留伊人独悲伤。
丈夫终于叶落归根，安葬在自己的家乡。
冷医生终生没有再嫁，退休后，两个儿子把她轮流接到家里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