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决议只提到“努力建立边区无产阶级自治，”并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治”。于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用阶级话语取消了民族话语，使得浩罕自治政府的要求毫无进展。

　　 浩罕政府自知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已经不可避免，于是抓紧拼凑武装力量，并联合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最终，1918年2月20日，苏维埃军队攻占浩罕，自治政府垮台。胜利者对“顽抗分子”进行清洗，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以致费尔干纳省后来长期成为“巴斯马奇运动”的根据地 。
　　 在布尔什维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它逐渐认识到穆斯林的力量，于是，在消灭了浩罕政府后，便着手在突厥斯坦筹划建立自治体制。1918年4月30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条例》，建立了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实行自治的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但这个自治对当地穆斯林来讲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被选进这个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穆斯林微乎其微 。另外，自治是区域自治而非民族自治。
　　 1918年6月，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了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但党员当时基本都是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党人日益重视穆斯林问题，1919年3月，突厥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在党委会中设立穆斯林局，负责制定推行共产党对穆斯林的政策 。但突厥斯坦党委的政策遭到了自治共和国政府的抵制，这一矛盾引起苏俄中亚的高度重视。1920年1月举行的突厥斯坦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民族主义者获得了重要胜利。当地共产党员占了大会代表的多数，大会通过决议，要把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改为自治的“突厥民族”共和国，同时突厥斯坦共产党改为“突厥民族”共产党。此举表明，不少当地共产党员深受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他们要把突厥斯坦变成俄国境内所有讲突厥语诸民族的统一体，同时要吸引境外的突厥民族 。中亚本地党员的民族主义倾向引起莫斯科的警觉，突厥斯坦共产党五大的动向使以伏龙芝为首的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意识到，民族主义是当地最大的威胁。俄共布中央在1920年3月8日发表指示，强调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突厥人的自治共和国，而是“居住在那里的各主要民族：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自治共和国”。从而否定了建立讲突厥语民族的统一体的主张 。
　　 在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过程中，直接隶属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的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权力也日益膨胀，俄共布明确拒绝穆斯林参加该委员会。在一份来自肃反委员会的报告中，针对穆斯林党员的指控是：他们企图僭夺权力，企图用民族主义的泛伊斯兰主义宣传来取代共产主义，以及支持巴斯马奇运动。结果，民族主义分子被清除出党，党委会的穆斯林局也被取消。经过清洗，党内本地人的比例明显下降。
　　 苏俄建国初期的内战期间，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外交和军事权力被取消，并通过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和红军第四军掌控了自治共和国的更多权力。
　　 3、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
　　 随着苏维埃政权赢得内战的胜利，以及随后在中亚拿下中亚的希瓦和布哈拉两个汗国，苏联领导人开始通盘考虑对中亚的治理，于是民族划界提上议程。
　　 在民族划界之前，中亚的情况是：“中亚居民中民族差异的观念相当淡薄，他们很少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或吉尔吉斯人，总是以穆斯林自称。尤其是在中亚居民人数占压倒优势的突厥语诸民族，由于受泛突厥主义影响较深，更不愿意把他们划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民族。不仅这些民族旧的上层人士坚持‘突厥族’的整体观念，就是在中亚共产党员中间，这种观念也颇有市场。” “泛突厥主义者”甚至不承认塔吉克人讲伊朗语族语言的权利。
　　 “十月革命之后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1920年以苏丹加列夫为首的一批鞑靼共产党员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河和中亚地区的大突厥国家，而在原沙俄时期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则有建立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的自治共和国的呼声。在吉尔吉斯(在当时是指今天哈萨克的误称，说明当时对中亚所谓的各民族/部族根本没有清晰认识)和花剌子模还有建立‘中亚联邦’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都遭到了批驳，但俄共中央还是得认真面对如何破除拥有2000万人的庞大‘突厥民族’自治共和国的怪影的工作，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中亚的各‘突厥民族’进行认真‘识别’。”
　　 “最初列宁建议绘制划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的突厥斯坦民族志地图，详细弄清这三部分合并与分开的条件。这表明，当时苏俄最高决策关于中亚民族识别、划分方案是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即哈萨克)和土库曼三国。但后来如何出现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即哈萨克)、土库曼、卡拉吉尔吉斯(即吉尔吉斯)、塔吉克5个民族的识别和划分，目前尚无权威档案材料。按照一个德国人的说法：‘1920年突厥斯坦前线指挥官伏龙芝向列宁轻视突厥斯坦分离问题，列宁指示不作任何行动，紧接着列宁就这一问题指示成立委员会，于1921年下令划分突厥斯坦，并编制民族志地图。这件事交由突厥斯坦省长官署的秘密工作头领柯恩办理。柯恩建议把突厥斯坦分成5个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莫斯科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一说法尚待考证，但大体上可以确定，中亚5个民族和5个自治共和国的划分方案是在办公室内构思和最终决定的。”
　　 那么，苏联为什么如此重视在中亚进行民族的划界呢？为什么特别要把中亚划分为5个民族国家？首先，是为了在政治上取消伊斯兰教的强大影响。中亚居民历来不强调民族差异，而是以穆斯林的统一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此有必要将“穆斯林整体”划分为多个民族，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分而治之；其次，各民族“分居”之后，就会逐渐出现文化上的差异，进而冲击传统的中亚政治统一性，也就是取消“双泛”的影响。
　　 综上，苏联对“双泛”一直存有防备之心。这种防备之心的体现，就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当时的中亚资产阶级们显然看出了这一点，斯大林的话也反映出来了。斯大林后来在解释中亚地区的民族划分是说：“土耳其斯坦(突厥斯坦)不久前完成的民族的划界，可算作这样接近群众的榜样(即，使苏维埃接近群众—引者)。资产阶级的报纸把这种划界看作‘布尔什维克的诡计’。”
　　 泛突厥主义分子对苏联的这种“诡计”不能说没有认识，也不能说没有反抗。但他们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抗衡强大的苏联。实现突厥语系各民族的统一，特别是政治统一，当然需要一个有能力充当核心的实体。沙俄统治下的任何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包括民族意识觉醒最早的鞑靼在内，由于政治、经济、人口等种种原因，显然都担当不起这个重任。当时泛突厥主义者的目光几乎毫无例外地转向土耳其人占统治地位的奥斯曼帝国——突厥语诸民族中唯一存在的国家实体。沙俄境内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如胡赛因扎德？阿里、优素福？阿克储拉、阿赫迈德？阿加奥卢、加斯普林斯基等纷纷去了土耳其。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泛突厥主义者Zeki Veldi Togan在政治努力失败后，曾投奔巴斯马奇运动，但他在改造巴斯马奇运动失败后也去了土耳其，后成为著名的突厥历史研究专家。
　　 对苏俄建国来讲，中亚的“双泛”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一个威胁。从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到中亚的民族划界，到最后成立五个加盟共和国，内中其实一直管穿着一条苏共与“双泛”进行斗争这样一主条线。对于中亚五个共和国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统一的超“国界”的共产党等级制度实现的，这便是苏联特色的“党国体制”。
　　 中亚民族划界与民族共和国的建立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双泛”在中亚的发展方向。作为民族主义的泛突厥主义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了，只得龟缩于文化领域，这是其政治失败后的不得已选择，况且，它还不断面临来自苏俄和中亚本地新民族主义的双重挤压。中亚新的民族国家的成立，培养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精英，并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宣布效忠于共产主义，他们就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也就是从封建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跑步进入到了资产阶级阶段(因为，根据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产物)。实际上，这是一个先进入现代性，然后再进入社会主义的方案。
　　 尽管我们前面更多地强调，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国家构建，是某种“分而治之”的实用主义策略，但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也已充分证明，当时的苏联有着关于民族问题的成熟的政治理念，它的民族划分并非完全是俄罗斯人一手主导的“乱弹琴”，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中亚当地反对泛突厥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积极地参与了民族划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与妥协的变奏；另外，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也有在中亚地区实现其共产主义版本的现代化的考虑。
　　 4、当代泛突厥主义：从土耳其到中亚
　　 土耳其是当代泛突厥主义的中心。新疆“七五事件”发生以后，土耳其的态度非常扎眼，尤其是其总理埃尔多安发表的激烈言辞更引发中国政府和国民的强烈不满 。土耳其基于“双泛”立场的言行值得我们的注意、警惕和分析。
　　 王治来先生指出，在奥斯曼帝国， 15世纪上半叶穆拉德二世时，开始出现所谓突厥民族意识兴起的迹象。这时奥斯曼苏丹采用“汗”的称号。拉施特的《史集》第一卷就在这时被译成了奥斯曼突厥文。该书所载传说中的中亚的乌古思汗，被信以为是奥斯曼皇室的祖先，同时，研究突厥古文物的风气流行起来。但由于16世纪以后， 在伊朗出现一个由信仰什叶派的操突厥语部族建立的萨法维王朝，使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与中亚的操突厥语部族隔断了联系。其对中亚的影响， 要通过或假手于伏尔加河或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真正开拓操突厥语各族对古代突厥史认识的，是近代对突厥历史文化的研究 。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较早学习西方的，也应该较早地接触到了以法国人德经为代表的汉学家们的著作。德经从中国的古代历史资料里面读到了有关突厥的历史记载。19世纪中期到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读到德经等人的作品后，不免对自身种族的历史发生了浓厚兴趣，这到后来变成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近代的语言学分类中，阿尔泰语系下有突厥语族，突厥语族包含不同方言：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奥斯曼-土耳语等。在特定条件下，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资料成了民族主义意识的素材。
　　 司托雷平时期，俄国加紧镇压泛突厥运动，使得不少的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纷纷逃往土耳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密切配合，出版刊物，大肆鼓吹“双泛”思想。俄土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更号召俄国穆斯林与土耳其合作，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著名的鞑靼民族主义者优素福？阿克储拉(Yusuf Ak？ura)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在巴黎的学习过程中，他获得了一般的政治和历史意识 ，他在其名篇《三种政策》中批判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不切实际，指出，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最实际可行和有效的是泛突厥主义 。
　　 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后，青年土耳其党的决策人恩维尔等把泛突厥主义作为国策加以推行，鼓吹建立一个以中亚的撒马尔罕为首都的“大突厥帝国”。他们建立秘密机关，建立以德国人冯？亨蒂希为首的特务组织，向有关国家进行渗透。仅在1915-1916年就向阿富汗、俄国和中国新疆地区派遣间谍，散发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小册子上万册。他们还在布哈拉和高加索地区贩运枪支，煽动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闹事，这类活动也蔓延到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衰朽而濒临灭亡，其个别领导人在中亚-高加索一带搞的泛突厥主义活动，并不全是出于什么政治理想，毋宁说，更多地是出于政治投机目的 。
苏联崩溃后，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相继独立，泛突厥主义似有重返中亚历史舞台之势 ，而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邦”的旧梦在土耳其又沉渣泛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