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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Islamic World - Shapes & Patterns, and Mutual Influences on Artifacts
人們若是不加留意，總是會對習以為常的事物有些麻木，但這些在日常生活中不時遇見的事物身上，仍然延續著自14世紀開始的精彩藝術交流。無論是明代中國瓷器出現的各種新器型，還是歐亞各地的藍白陶瓷，洞悉它們的箇中奧妙，是藝術史研究中特別有趣的一件事。 6park.com
 
苑默文
2022.01.07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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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紀明初至明中期，無論官窯或民窯的青花瓷中，都出現大量前所未見的陶瓷器型。這些新器型也是不同文明間交匯的產物，而青花瓷本身也是不同文化傳統的審美在中國藝術中留下的遺產。
今日世界各地收藏中國藝術的博物館中，參觀者但凡遇到青花折沿盆／洗、無擋樽、花澆、八方燭臺、綬帶耳／如意耳扁壺、執壺，幾乎無例外地可將其器型來源判斷為伊斯蘭世界的黃銅金屬器。這些器型之所以在明代大量出現，離不開元明之際穆斯林在中國和中亞地區之間的活動。我們可以從實物的比對中一目了然地看到這種聯繫。
明永樂《青花纏枝花紋折沿盆》，15世紀。（苑默文提供）伊拉克北部《鑲嵌白銀黃銅盆》，13世紀。（苑默文提供）折沿盆／洗
在穆斯林社會中，清潔是十分重要的生活要求，先知穆罕默德曾說：「清潔是信仰的一半。」很多穆斯林在一日中會清洗顏面手足五次之多。另在傳統上，穆斯林多用右手取飯入口，因此和洗手有關的盛水器是非常重要的器物。
明宣德《青花阿拉伯紋盤座》，15世紀。（苑默文提供）埃及或敘利亞《黃銅托盤底座》，14世紀前葉。（苑默文提供）無擋樽
有一種被稱為「無擋樽」的青花器物，它的名字是乾隆皇帝想出來的─既然是「樽」，就該是容器，可是它卻是中空無底的，清宮曾將這種器物稍加改造，用它來插花。由此可見，在乾隆皇帝起名字的時候，這種器物的原型用途已經不為清人所知了。它的原型其實是瑪穆魯克王朝時期（Mamluk Sultanate）很普遍的一種黃銅製品，是大托盤的底座，可用來盛放甜品、堅果等食品。
明宣德《青花花卉紋八方燭臺》，15世紀。（苑默文提供）伊朗、伊拉克或敘利亞《黃銅燭臺》，13-14世紀。（苑默文提供）燭臺
還有一類燭臺，透過器型的對照，也能看到兩者之間的聯繫。這類黃銅製品工藝技術的核心地點有四個，分別是呼羅珊地區的赫拉特，還有摩蘇爾（Mosul）、大馬士革（Damascus）和開羅（Cairo）。存世的絕大部分嵌銀黃銅器物，幾乎都和這些地方的王朝及精英階層有關。
（左）伊拉克一帶《嵌銀黃銅水壺》，13世紀中葉。（右）明《青花扁壺》，15世紀。（苑默文提供）扁壺
無論是在臺北故宮、北京故宮、中國國家博物館或是歐美地區的中國收藏裡，常見一種圓肚、短頸、小口的器物，並常配有清宮中就已配好的陳設底座，可見這類青花器物的裝飾用途。它的原型也是黃銅製作的容器，背後有凹槽，可以置於樁上轉動，在宴會上給賓客倒飲料之用。
明宣德《青花花卉紋執壺》，15世紀。（苑默文提供）呼羅珊地區或赫拉特《黃銅嵌銀水壺》，約1180-1210。（苑默文提供）執壺／花澆
執壺（jug, pitcher）在世界各地的伊斯蘭藝術收藏中也多有存世，多數製於帖木兒王朝的赫拉特，其用途是盛放飲料，但是在中國的青花仿品中則戴上了「花澆」之名。這就像是農作物食材的傳播一樣，物品或作物本身的傳播並不一定會伴隨著用途或是料理方式。而這種執壺的龍形把手和龍的造形，則是蒙古時代以後才進入中亞伊斯蘭世界的藝術裝飾語彙中的。
明宣德《青花花卉紋花澆》，15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赫拉特《嵌銀黃銅龍形把手執壺》，15-16世紀。（Public Domain）
通過以上器型的對比，我們可以明顯看出西亞、中亞伊斯蘭世界器物的器型對明代青花器型的影響。在另一方面，自從蒙古時代以來，商業路線的暢通和地理、航海知識不斷發展，讓中國的陶瓷更容易進入歐亞各地的宮廷中。在奧斯曼帝國，很多蘇丹就是中國瓷器的熱情收藏者。為了滿足這種市場需求，明代景德鎮的陶工和商人，也不惜衝破種種阻礙，從事陶瓷外銷貿易。
在15世紀中葉的中國，有大量的「河西回回」（元明時陝、甘、寧地區說波斯語的穆斯林）移民至中國東南沿海經商。在明末以前，穆斯林在明代的陶瓷設計和外銷中扮演了很活躍的角色。在《明英宗實錄》中就曾記載，正統3年（1438）時英宗「命給江浙觀海諸衛新徙回回月糧，時回歸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正統6年（1441）元月，「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弘治年間（1487-1506），景德鎮也有由穆斯林直接參與燒造設計的瓷器，並出口至伊斯蘭世界。
除了明代著名的正德官窯燒造了伊斯蘭風格的青花瓷，在民窯燒製的外銷瓷中也有專門針對穆斯林市場的器型。比如大英博物館藏有一件十分精彩的宣德年製的青花筆盒……
完整全文請見：《典藏．古美術》2022年1月號〈中土與伊斯蘭世界─器型＆紋樣的交互影響〉，作者：苑默文（自由譯者，長期關注歐亞世界的建築與物質文化）。
《典藏．古美術》2022年1月號專題：航向天方
「一開始很光輝，結束也很祝福」，白色瓷盤上的描紅波斯文字帶來好運。擦亮青花神燈，縷縷白煙升起，地點來到國立故宮博物院，「航向天方─十五世紀的伊斯蘭印象」特展現正展出。故事第一章隨15世紀鄭和下西洋船隊「尋找麒麟」揭開序幕；再回宮廷看那中國瓷器器形、釉色與裝飾技法，瞭解其中的「天方潮流」；而中國反向影響伊斯蘭世界中的「天朝風情」不可忽略；十五世紀以後，宮廷及地方藝術作品上的伊斯蘭風情「餘波盪漾」。 6park.com
　　青花瓷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进、吸收伊斯兰教地区的技术和文化艺术，其发生、发展与繁荣，与对外文化、经济交流有很大关系。
　　1。青花瓷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器，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瓷坯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2。青花瓷小史
　　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3。青花瓷与伊斯兰教地区交流的背景
　　陶瓷是连接中世纪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交流始于汉晋六朝，发展于隋唐宋元，鼎盛于明清时期，海洋交流区域逐步从东亚岛弧扩展到印度洋两岸、乃至大西洋两岸，瓷器成为古代世界“中国制造”的标志产品。青花瓷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进、吸收外来技术和文化艺术，是中国与伊斯兰教地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结晶。
　　4。青花瓷颜色中的伊斯兰审美
明永乐 青花花卉纹执壶
　　高38.8cm，口径7.4cm，足径11.5cm
　　故宫博物院藏
　　明初青花仿伊斯兰银、铜器造型者很多，除执壶外，还有折沿盆、花浇、盘座、烛台、扁腹瓶等。此器形仿自伊斯兰银水注。
　　青花瓷主要有两种额色（即蓝、白两色），而蓝、白两色并不是汉民族文化崇尚的颜色。青花瓷的色彩和釉下彩装饰技术与中国瓷器传统的单色调及刻画装饰差别很大，甚至可以说，青花瓷器的出现是与中国瓷器传统生产工艺的一次决裂。
　　青花瓷器起初并不受欢迎，明人曹昭在成书于洪武二十年的《格古要论》中记述“古饶瓷”时说——
　　“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薄，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大者、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
　　曹昭的描述反映了当时士人对青花瓷的态度，很显然，这种新品瓷器不受汉族士绅的欢迎，他们认为，带有“青色”和“五色花”的瓷器显得非常粗俗。同样，《格古要论》对“大食窑”的评价是——
　　“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拂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合儿盏子之类，但可夫人闺阁中用，非士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国窑。”
　　对“大食窑”作如是评价的士人想必不会对源自“大食窑”技术的“景泰蓝“有更好的看法。因为，此类具有浓郁异域风格的器物不符合生长于农耕文化氛围中士绅们的审美习惯。
　　《格古要论》中的观点是元末明初士绅们对青花瓷的代表性评价，但是，这种评价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生变化。
　　到明代中期，人们已经会欣赏、喜爱青花瓷器，并对其给予较高评价。
　　明人张应文在《清秘藏》中赞誉宣德青花——
　　“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桔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
明宣德 青花夔龙纹罐
　　高19cm，口径15.8cm，足径13.8cm。
　　故宫博物院藏
　　宣德时所用青料据明万历时王世懋《窥天外乘》和黄一正《事物绀珠》中所记为“苏麻离青”，这种青料含铁量高，含锰量低，在适度的窑炉气氛下烧成后能呈现宝石蓝般鲜艳的色泽，但由于含铁量高，在青花色彩上常自然形成不均匀的黑色结晶斑点，与艳丽的蓝色相互映衬，更增其艺术魅力。此罐之青花色泽即具有这一时代特征。
　　这种态度转化正是与日益繁荣的对外交流有很大关系。
　　蓝、白两色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地区所崇尚的颜色。著名伊朗商法篇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说，蓝色是下波斯和波斯血统民族的皇家颜色。因此，蓝色作为尊贵的颜色出现在伊斯兰地区的宗教场所、王宫和丧葬仪式上。伊斯兰地区各地清真寺的穹顶、门柱门楣以及外墙都不同程度地装饰着蓝色。
　　此外，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西域各民族以及与之交往频繁的中亚、西亚各民族，他们对白色的认识与汉民族也存在差别，这些民族以白色为“吉色”。经过长期尚蓝、尚白审美传统的积淀，蓝色和白色成为这些民族满足宗教、王权和风俗需要的色彩。这是中亚、伊斯兰和中东地区喜爱“青白瓷器”的主要原因。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明代青花瓷，除了阿巴斯大王自己的收藏外，还有一些是萨菲王朝贵族和重臣的收藏，而且他们通常在青花瓷上钻刻自己的印记，这表明，在中世纪的伊斯兰地区，青花瓷是一种珍贵的财富。
　　5。青花瓷的原料
　　青花瓷釉料中很重要的一个原料是青花钴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瓷枕进行了科学实验，得出——
　　“唐青花瓷着色元素为低铁、低锰、低铜的钴料，与国产高锰钴料明显不同。从其低锰的特点来看，与景德镇元青花瓷色料相近。”
　　通过进一步的科学测试证实，样品用钴料是以低铁、低锰、低铜为特征，含硫，属硫钴矿，并通过与世界上的钴矿组成作比较，得出唐青花钴料并非取自中国本土，其来源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商人从中亚或甘肃等地获得，经丝绸之路传入；
　　另一种是在河北某地的钴硫化物矿与黄铜矿伴生矿区偶然获得。
　　通过青花瓷装饰特征、考古发现地、销售对象及出现的时代背景等综合来看，唐青花毫无疑问是唐代与中近东等地外来文明密切碰撞中出现的。
　　元代开始，中国与西域世界的主要交流对象是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交流的主打产品往往是通过青花瓷来完成的。由郑和下西洋开创的明初海陆朝贡贸易体系，更是将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到极致。青花瓷大量输出伊斯兰地区，得到那里上至君王及达官贵族，下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喜爱，早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的主流装饰风格就是为适应这一市场而设计的。而青花瓷器的输出海外，又促进了中外青花原料与技术的交流。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生产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以其胎、釉的精细，青花的浓艳，造型的多样和纹饰的优美而负盛名，被称为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中国青花瓷器，已牢固树立了在世界瓷器市场的霸主地位，并一次又一次地攀上了世界艺术殿堂的巅峰。
　　青花瓷器早期所用颜料大都是产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青花颜料是烧制青花瓷器的着色剂，不同的钴料，因呈色差异而直接影响青花瓷器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效果。
　　元青花瓷器最初使用何种颜料，未见考证，直到元朝中期才出现了进口的“苏麻离青”料，并被广泛使用在青花瓷器工艺中，特别是专供皇室使用的官窑瓷器以及对外贸易的外销瓷器上。
　　明代文献《窥天外乘》中记载——
　　“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由于元代实行对外开放，许多阿拉伯人将阿拉伯地区的宝石、香料等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中国，然后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运到阿拉伯地区销售。当他们发现产于伊斯兰地区的“苏麻离青”料比青花瓷器的现用颜料更美观时，便将其带来中国试用。这一试便试出了中国青花瓷器的辉煌巅峰。
　　“苏麻离青”在高温中烧成，发色深蓝苍翠，产生自然晕散的料晕，浓处有黑色结晶斑，闪烁着宝石光泽，色浓处深入胎骨，形成凝聚的结晶点，立体感非常强，用手抚模，有凸凹不平之感。由于“苏麻离青”料所具有的不可模仿的得天独厚的特点，在元中期至明早期的官窑生产中广泛使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杰出航海家郑和，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间7次“下西洋”，从阿拉伯国家带回了大量的“苏麻离青”料。
　　对景德镇元及明初官窑青花钴料来源的研究，最早始于英国。
　　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考古实验室的学者在1956年提出景德镇所用青花钴料14世纪（元至明初）源于伊斯兰，15世纪初中国才发现钴矿。
　　对于元青花，学术界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绝大多数精美的元青花大器是用进口钴料烧制的，虽然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使用的钴料有进口青料、国产青料、二者并用于同一件器物上三种情况，但使用最多的还是进口青料。
　　《江西省大志·陶书》载——
　　“回青纯则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则色沉而不亮。每两加石青一钱，谓之上青。四六分加，谓之中青。中青用以设色，则笔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则颜色青亮。真青混在坯上，如灰色然。石青多则黑。”
　　文献记载说明，当时对于青料的配置和成色效果已经能很好把握。元明时期，由于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大量生产，中国陶瓷输出贸易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显繁荣。显然，明代与中亚、西亚密切的海、陆朝贡贸易，构成了青花瓷器在广大伊斯兰地区完整的贸易圈，这一现象对双方陶瓷文化交流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6。青花瓷的纹饰造型
　　青花瓷器的图案文饰大量吸收了阿拉伯地区的风格。
　　元、明时期，青花瓷器的图案除山水、人物、花鸟等中国传统图案外，也有回纹和卷草纹等典型的阿拉伯文饰。用伊斯兰文和阿拉伯文做装饰的青花瓷器，从元代中期开始，历经明永乐、宣德、成化、正德等各朝，均有此类传世珍品。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官博物院、日本及中东国家多有类似品种收藏，是我国元、明时期与伊斯兰国家经济、文化友好交往的珍贵见证。伊斯兰文化“尊奉独一的真主安拉，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在他们的清真寺中。几乎都是植物和几何图案，而没有人和动物的画像和雕像。但是阿拉伯的艺术家，匠心独具，他们利用阿拉伯字母和几何图案，把清真寺装饰得华美壮丽。”
　　伊斯兰文化的图案装饰中，采用的题材是植物花卉，它常采取繁缛的缠技图案，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藤等植物图案。这种特征和审美取向同样体现在了永乐、宣德时的青花瓷上。
　　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它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跌宕起伏，具有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碗、青花无挡尊和前面提到的青花折沿大盘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牲的作品。
　　穆斯林向来比较重视天文学和数学，随着农业和航海发展的需要，其天文学更发达。数学又与天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阿拉伯的数学也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与理解。从青花瓷的造型到装饰，几何形的排列几乎无所不在。在图形方面常见的有八角星系列、变体图形、六角、五角、三角、棱形、圆形、八方、六方、棋盘格、工字等等。
青花折枝花果纹执壶
　　明 永乐年间
　　高26.1厘米、口径6.4厘米、足径9.8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器造型仿西亚地区铜器式样，是永乐宣德时期烧造的典型器物之一，有青花、白釉品种。造型稳重端庄，青花绚丽鲜艳，纹饰清晰流畅。
　　青花瓷器的器型大量吸收了伊斯兰风格。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花果纹执壶，形态新颖，造型精巧，阿拉伯人使用此种执壶洗手或浇花，我国穆斯林称此种执壶为“汤瓶壶”，并常作为清真食品的标志而印在清真牌上。山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天顺年大同马氏造”款青花阿拉伯文三足炉和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的“天顺年”楷款的阿拉伯文三足炉，均为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专用的标准器型。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的明永乐青阿拉伯文盘座，器身纹饰分3层，中间一层绘变形花瓣纹，上、下两层绘阿拉伯文及团形图案，是仿伊斯兰金属器制作的。再如土耳其托布卡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琛宝花卉纹花口大碗，其碗口径达40.5厘米。土耳其托布卡博物馆和伊朗阿迪比尔宫收藏的元青花大盘，其直径最大至57厘米。据明马欢著《瀛洲胜览》中记载：“用盘盛满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由此可见此类大碗、大盘是为了适应与中亚、西亚地区穆斯林的饮食习惯而专门烧制的。
　　青花瓷器出口大量销往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元青花现在我国存世中一般多为小件器物，而器型厚重高大、工艺考究的重器珍宝如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国内存世较少，而在中东、西亚及东非沿岸还有所存留。由此可见，元、明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经济、文化之间交流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次数之繁都已达到了高峰。 6park.com
　　青花瓷是中国陶瓷走向世界的主要品种，已知最早的青花瓷烧制于唐代，但未能流行，以致后人误以为元青花才是青花瓷的发端。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扬州唐城遗址的发掘，唐青花才被世人所知，也随之掀起了围绕青花瓷起源的各种学术探讨。
　　青花瓷起源必须具备三个工艺条件：硬质白瓷、釉下彩绘和钴蓝着色工艺。前二者均在中国本土独立起源，唯有钴蓝着色工艺是受到西亚工艺的影响，这给唐青花起源问题增添了复杂性。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唐青花钴料从西亚进口，纹饰图案带有西亚伊斯兰风格，其发现地点主要为著名港口和中国通往西亚的途经海域，说明唐青花属于外销瓷范畴，且在国内的使用人群以穆斯林为主。可见，唐青花的烧制与西亚市场存在关联。研究西亚陶器史可发现，唐青花传入西亚后一直被模仿，西亚钴蓝彩绘陶器历经数百年不衰，直至元青花的诞生，西亚才成为元青花的主要市场。
　　古代西亚为何长达数百年对白地蓝花的中国青花瓷情有独钟？为何其钟爱之情远超青花瓷生产地的中国古人？笔者认为，有必要从青花瓷最有代表性的原料“钴蓝”在西亚的应用史出发，对青花之“深蓝”情结进行溯源，探究古代西亚人深蓝之爱的文化基因。　

　　深蓝制品备受青睐
　　古代西亚的深蓝制品有着悠久的使用历史，其最初的萌发动因是对天然蓝矿石即青金石之色泽的仿制。对青金石的追求，是古代西亚人深蓝之爱的最早体现。青金石，古波斯语称为“Lazhuward”，意为天堂、天空或蓝色。青金石是含钠、钙、铝和硫的不透明珍贵玉石，有紫罗兰色、宝蓝色、浅蓝色、绿松石色，以没有瑕疵的纯宝蓝色最受古代西亚人喜爱。青金石产地稀少，在古代基本上都来自阿富汗，其中以巴达赫尚所产的青金石最负盛名，至少有6000年以上的开采历史。
　　早期王国时期，两河流域成为青金石贸易的中心，青金石与玛瑙、黄金并列为三大奢侈品，频繁地出现于王室墓葬中。苏美尔人泥板对青金石作了最早的文字记载，在苏美尔神话中，青金石受到众神的青睐。由于青金石在贵族中的极高地位和庞大需求，美索不达米亚南北方政权为了争夺青金石贸易垄断权，而经历了长期的政治与外交上的斗争。考古资料也表明，青金石工艺品的历史贯穿了两河流域的政治、外交和贸易史。
　　青金石原料产地的单一性导致其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类青金石人工制品便应运而生。公元前4500年，古代西亚人开始使用铜矿物作着色剂，制造出模仿青金石的蓝釉皂石装饰品。但铜矿物在空气中易氧化，呈色不稳定。钴的呈色比铜更好，且西亚地区有丰富的钴矿藏，钴料廉价易得。公元前2250年，钴被用于给玻璃着色，以生产出晶莹闪耀的深蓝玻璃制品。类青金石的蓝玻璃的诞生，使古代西亚人的深蓝之爱得以广泛流传。
　　至公元前7世纪，钴蓝着色剂的使用普及开来，许多大型公共建筑大面积使用蓝色釉面砖、蓝色马赛克，如伊斯塔尔城门、马尔杜克游行大街、米底长城，等等。此后，统治西亚地区的各民族都沿袭了这一传统，伊斯兰教诞生后，深蓝之爱有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土壤。公元9世纪，中国正处于大唐盛世，从西亚进口的钴料被唐代工匠应用于唐青花的烧制。对于创制唐青花的起因，今人已不得而知，但从9世纪后西亚蓝彩器对青花瓷的模仿以及在技术创新上作出的所有尝试，不难看出青花瓷正中西亚人的深蓝情怀。9—13世纪，西亚地区蓝彩陶器经过不断发展，青花瓷已经呼之欲出。
　　虽经过数千年王朝更迭和异族入侵，但古代西亚地区深蓝色彩观的文化意蕴、审美情趣却得到传承，从远古文明的青金石之蓝到青花瓷之青，深蓝情结是一脉相承的。这使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为何古代西亚文明会钟情于深蓝？

　　深蓝色彩观成因分析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形成的冲积平原——美索不达米亚是西亚文明的发源地，这里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两河既是西亚文明的母亲河，又是美索不达米亚自然灾害的源头。该地区气候干燥少雨，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两河的河水灌溉，但两河的河水涨落不规律，即使公元前5000年就发展了水利灌溉技术，古代西亚人依然难以对洪水进行有效控制，不仅农时没有规律可循，还经常遭受洪水肆虐之苦。
　　因而，古代西亚人不得不通过观测天象来预测河水的涨落，天象变化与生产挂钩，由此产生了对天空的崇拜。青金石的深蓝色泽，深邃、纯净、庄重，带有永恒的意味，成为天光的象征，在两河流域的早期神话中备受尊崇。后来的波斯人继续发扬两河地区早期文明的传统，视天光为神性和正义的化身。这是古代西亚人钟情于深蓝的文化根基之一。
　　西亚地处亚洲西南部，与欧洲、非洲接壤，六面濒海，无论从陆路还是水路都可沟通东西、南北，有“古代世界十字路口”之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是周边各民族的必争之地。加之西亚文明诞生较早，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伊朗高原一带曾是除东亚的中国之外最为富庶的地区，经常遭受蛮族掠夺。由于缺乏天然屏障，外敌入侵往往长驱直入，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缺乏安全感，这对古代西亚文明的影响尤其是对西亚先民的生命观、宇宙观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黑格尔所言：“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特殊的地理位置给西亚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不可预知性和悲观色彩。他们认为，既然天空星象能预示河水涨落与农时变化，那么应该也能预示吉凶。因此，古代西亚人很早就开始通过观察天体运行轨迹来推测人间祸福，通过占卜寻求心灵慰藉。天空与吉凶、明天的命运紧密相连，是为现世的所有烦恼与苦闷提供答案与指明方向的神秘力量。所以，代表天空的深蓝，在古代西亚人心中的神圣与崇高地位自然不言而喻。
　　文化心理产生根源
　　古代中国的深蓝色彩观与古代西亚则完全不同。先秦时期就产生了系统的阴阳五行思想，并在此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建立了五色体系，即“白、青、黑、赤、黄”，分别对应五行“金、木、水、火、土”以及五方“西、东、北、南、中”，五色、五方都严格遵循阴阳五行的运行法则。这一整套体系被应用到生产、生活过程中，起到维系社会秩序与保持心理平衡的作用。中国古人的色彩观最开始青蓝不分，且用“青”定义“蓝”，因此，五色中的“青”可以理解为“蓝”。“青”对应“木”和“东”，即人们认为蓝色象征着春天草木复苏万物生长，象征着蓝天从东方升起，即黑夜最先从东方褪去。
　　中国古人对天也有一种敬畏，但和古代西亚人不同的是，中国人敬天却与天保持着冷静而克制的距离。君主被称为天之骄子，上承天意，下治万民，成为天与民之间的桥梁。万民遵循着阴阳五行学说主导的社会伦理秩序、道德纲常，顺应天意而生存，不得僭越天与君的地位，只能在自我的精神澄化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中国古人用颜色定方位和对“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究其原因，与幅员辽阔的地理、长期稳固的农耕文明有关。首先，中国内陆地域辽阔，天地显得如此之“大”，而人如此之“小”，茫茫世界中，人需要确定方向才能有安全感。因此，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对“我”和“世界”及两者关系的探索，如孔子之“克己复礼”和庄子之“心斋”“坐忘”，都是对“我”的定位与出路的探寻。
　　其次，中国自西向北有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大兴安岭等作为天然屏障，东部、南部海域没有强敌威胁，历史上虽有多次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但辽阔的地域和丰富的资源以及长期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为其永续发展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这也促使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文化心理的产生，与古代西亚四面受敌、退无可退完全不同。因此，中国古人对于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比古代西亚人更多了一份安全感和从容感，对于深空之蓝的喜爱也更加理性。
　　相较之下，古代西亚人对天空与深蓝的喜爱是热情、执着和迫切的，这不仅表现在精神层面，更表现在对现实的追求上。除农业生产和占卜之外，古代西亚人还修建了许多高台建筑，既有宗教性质的塔庙，又有供世俗社会享受的高台居所。如作为《创世纪》中通天塔原型的巴别塔，其建造目的就是让现世的人通向天堂直接与神沟通，神殿设在离天空最近的塔尖部位，那是人们的追求和信仰所在。有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称的“空中花园”则为世俗生活而建，国王和王妃可以居住在顶层。可见，在古代西亚人心中，与天越近的地方越尊贵越神圣，越是现世的安全理想之所。对于古代西亚人而言，深蓝之意正如青金石“Lazhuward / Lazaward”一词所解：天空、天堂，它是神圣的色彩，代表着与神的沟通，代表着光明的到来，代表安定幸福的理想之国。
　　综上所述，古代西亚人的深蓝之爱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和这块土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联系，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特有的文化心理。虽然经历多民族统治和王朝更迭，但这一文化心理通过习俗、手工艺、神话、诗歌、宗教信仰、建筑和日常生活习惯等方式得以传承。这也是为什么唐青花在中国本土和在西亚的市场需求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之一。对青花瓷的热爱除了源于中国瓷器的美丽和珍贵，更重要的是根源于古代西亚人钟情深蓝的传统，深蓝情结在古代西亚历史中是一以贯之的。
　　历史上的第一件唐青花瓷与第一件元青花瓷因何而烧造，为谁而烧造，今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唐青花与元青花都是中西文明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见证。青花起源问题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文明交融与互鉴是建立在双向的、平等的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真正具备准确认知本民族先进文化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能力，准确认知他者文化的优劣，尊重对方和吸取对方之长，才能做到既不盲目自大、故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文化气度与胸襟。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故事還沒說完呢，向神燈再度許願，中土與伊斯蘭世界文物器形紋樣的交流、波斯冊頁中的中國圖像娓娓道來，時空回溯到中國與伊斯蘭文明相會之際，前所未有的探險隨即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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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万发于2024_07_14 18:23:5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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