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法管先法”和“先法管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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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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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马法是逻辑贯通的哲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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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在其巨著《西方哲学史》的英国版序言中说：“罗马军队、罗马道路、罗马法与罗马官吏首先创立了，随后又维系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什么是可以归功于罗马哲学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罗马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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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政治课里的马哲（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一直在讲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这使得整个中国的知识界一直认为哲学比科学高明。但哲学，除了在古希腊的原创时代，一直扮演着并不怎么光彩的角色，它的大部分命题几乎都是错的，包括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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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的例子：你是相信万民通用的微积分呢？还是相信马克思在其《数学手稿》里对微积分的批判？你是相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后发展起来的热力学、统计物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呢？还是相信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这些革命导师们以哲学家的身份对科学成就的批判？——其实只有马列主义才是真正反动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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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量子力学英雄时代的副头领马克斯·玻恩（正头领是尼尔斯·玻尔）曾言“我不打算谈论科学的哲学，而是打算从科学的立场出发考察哲学。”——不应该用哲学审视科学；而应该反过来，用科学审视哲学。因为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可以确认的，而哲学却用万古不变的上古哲学命题审判后世发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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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样的道理来看罗素那句：“没有什么是可以归功于罗马哲学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罗马哲学。”这话从表象上看确实不错，因为几乎没有留名后世的罗马哲学家。但别忘了那部影响至今的罗马法典，如果没有正确的逻辑指引，怎么能够发展起来？而“逻辑”，就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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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典如果没有逻辑规则，那就和中共各种矛盾百出的“政策”没有区别。而古罗马法之所以没有矛盾百出，就是因为它遵循了逻辑规则。逻辑规则是希腊哲学家搞出来的，古罗马法典的制订者们遵循了古希腊哲学家搞出来的逻辑规则，也因此是一项用逻辑规则一以贯之的哲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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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立宪的规则甚至条目很多抄自罗马法典；难怪美国前总统川普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联合新闻会时说：“美国和意大利享有共同的文化和政治遗产，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罗马。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人民以其宏伟的艺术、科学、哲学、建筑和音乐作品，创造和保存了我们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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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一出，女翻译顿感莫名其妙，美国历史不过两百年，如何能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当即卡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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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美国立宪稍晚的法国《拿破仑法典》在订立时，拿破仑犹如乾隆皇帝视察纪晓岚引领的《四库全书》编纂书院一样，视察《拿破仑法典》编纂院，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问，他随口就能背诵出罗马法典里的相关条款。古罗马的查士丁尼大帝（公元483—565年）以制订《查士丁尼法典》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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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自豪地说，他们的法典如《几何学》般，像一汪清水似的清彻见底，无懈可击。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是古希腊哲学里的逻辑学在测地术上的应用；就如其后来在古罗马法典订立时的应用一样。而列宁同志1908年4月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却说“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反驳几何公理的只可能是列宁的学生们，而不可能是美国国会里的立法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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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法典里最重要的两条规则是：“后法管先法”和“先法管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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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法管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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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单位针对同一个问题先后两次立法，则后订立的法规通过的同时，先前订立的法规自行作废。这就和美国联储局调整利率似的。前后调整过两次利率，你如果在两次之间贷款，则按前一次调整的利率。如果你在第二次调整利率（不管是升还是降）之后贷款，就只能按后来第二次调整的利率了。后一个利率出现后，前一个利率自动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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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法管先法”指的是同一个立法者（或组织机构）在同一个问题上先后立法两次，而且两次立法的标准不一致，那么在两次立法的冲突点上按后法执行，不按先法行事。因为后法往往就是为了矫正先法而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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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说，文革北京中学造反派中有个“四三”、“四四”之争。其源头来自中央文革同一批人四月三日和四月四日的两次讲话。如果不看讲话内容，仅从时间上判断，四月四日的讲话比四月三日的讲话晚。而中央文革讲话在当时有“立法”的含义，则属于后法的“四四”讲话管前一天的“四三”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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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四三讲话是号召造反的，四四讲话是要求造反也应该守规矩的。而一守规矩就不叫“造反”了。“造反”就是无法无天。正如卫兵是防止造反的，所以“红卫兵造反”这两个词是互相抵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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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派”强调“造反”，在《四三战报》第一期上发表《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6.11），组织午门武斗冲击四四派大会和28中武斗攻击四四派，闹得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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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四三、四四实质内容；都是四三派错。这里根据的是，且仅是程序正义：“后法管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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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法管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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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法典没有订立之前，无所谓是否触犯了该法；因为无法可依。只有立法在前，才能管立法之后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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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6:3的投票确认川普在2021年1月6日号召信众冲击国会的事件中无罪，故不能褫夺他再度参加竞选总统公职的权利。根据是，他的总统任期到1月20日才结束，1月6日时他仍享有总统豁免权。另外没有法律规定号召群众冲击国会，企图改变大选结果者必须褫夺他的竞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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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罗斯福之前的美国总统都以华盛顿只干了两任为界，大家心照不宣地都只最多干两届，但从无明文规定。罗斯福因此就再三、再四次竞选连任，直到他1945年4月死在任上。1947年国会提出限止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宪法第22修正案，1951年通过。从此之后总统不超过两届就不再是心照不宣的对老总统华盛顿的尊敬，而是成为明文规定了。故如果要限制川普这种号召群众冲击国会以试图改变大选结果者褫夺竞选权只能在新的（第28）宪法修正案订出以后才能定夺。这就是川普身负多头官司仍能竞选总统的原因所在。但只要选举制度仍在，就挡不住不齿川普行为者不投他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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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土改政策的“土改前三年”雇佣过佃农者即为剥削就严重违背“先法管后事”准则。如果要订立雇佣佃农为剥削的规定，只能在这之后才能对所谓的“剥削”定罪。在这之前的不行：“你规定土改前三年为界，土改前三年时你也没告诉我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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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1980年开始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公审时，用的就是这部法典。虽然立法（1979）在审判（1980）之前一年，但所审的事，却发生在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前。“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所犯的事在1971年9月13日之前。而“王关戚”更在1968年1月15日戚本禹成擒之前。当时的中国并无刑事诉讼法。1979年7月1日通过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管不了“王关戚”、“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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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1954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全票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里的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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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时，“经过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吗？如果没有，那么逮捕他们就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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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海外有左翼人士对中共公审“四人帮”的指控提出异议。比如夏尔·贝特兰在1977年辞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时就表达了对政变的不满。他说中共对“四人帮”的指控“根本无法令人信服”，“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只是诽谤和丑闻”，“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竭尽夸大之能事，甚至到了公开歪曲事实的地步，全是粗暴的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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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5日方励之在安徽时，安徽发生了86学潮。12月23日学潮波及到北京。12月27日北京市人大紧急开会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一共十条；简称“游行十条”。规定游行必须提前申请获批，并指定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和首都机场的周围不许可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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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后，方励之已经调到了北京。因胡耀邦去世，北京学生从未进行过任何申请，公然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门口聚众闹事。根据“先法管后事”的古罗马立法准则，不服从1986年通过的《游行十条》的1989年出发闹事的学生们皆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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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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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维基百科：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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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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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是指古罗马所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罗马法的系统推广历史开始于东罗马帝国时期，于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时期达到鼎盛。之后东罗马帝国自我封闭，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大陆进入中世纪，罗马法的主体一度在西欧失传将近五百年之久。但是随着罗马法完整文献的出土和文艺复兴的思想，罗马法成为整个欧洲大陆各个势力争相研究和推广的对象。文艺复兴后的以古罗马法研究为基础而建立起的欧洲法律体系，也被称之为“公共法”（ius commune）或者“民法”（ius civile），被视为整个欧洲文明共有的财富，以示与6世纪前的古典罗马法的区别。

贴主:马悲鸣于2024_07_13 20:28:30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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