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归国战俘：北京饭店门前的邂逅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XI 6park.com

承前文：“180师插得太深了!”究竟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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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1951年5月24日所谓“杜武洞阻击战”中，60军180师539团2营号称“歼敌600人”，事实上美军仅阵亡8人，反倒是539团自身伤亡不小；具体有多少人阵亡，志愿军不拉名单我们也没法知道。只是539团在上级错误的指挥下，当夜最后一个回渡北汉江，匆忙中 “一夜被水卷走600多人”（《错觉》p112）。 6park.com
这个“歼敌600人”的牛逼不是539团2营营长马兴旺自己炮制的，很可能是教导员关志超劫后余生的创作。因为数日后5月29日马兴旺即与另外两名副营级干部一起被俘，只有正营级干部关志超因故与其他干部走散，反而因祸得福回到60军阵地。据《安德舍笔记》，2营6连副排长王福生称：“27日分散突围后，2营的一些营/连/排级干部一起走，一天天黑后到了一个大山[狮子洞附近 - 马坪里西约3公里] 。营长决定由干部把战士的武器都收过来，叫战士原地休息。半夜时，干部都上山隐蔽，不管战士。副连长李根全提着一支20发子弹的手枪，这时发现有我军代号路标，于是就跟着路标前进。走到一条小河，副营长刚一过河，就被埋伏的敌人抓住。副连长一见，就把上了膛的匣子枪丢在地上，并和敌人握手。营长卧在一边叫大家打，可是大家都没抵抗，我把枪栓拉出丢进了河里，把枪丢在地上。敌人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河边才五个美国兵，其他敌人在100公尺以外。被俘的有营长马兴旺、副营长车学智、副政教许如刚[共7名干部]。敌人用汽车把我们送往一地，问大家谁是干部。谁也不出声。便叫大家把手伸出，敌翻译一个个摸。摸到营长马兴旺，就说：你是干部！马说不是，我是商人，参军才三、四个月。又到一地，已集中战俘一千多人，登记卡片。副连长李根全对马兴旺营长说：快报实情吧！不报，敌人知道后不得了！说了三次，营长不理他。第四次，营长说，你去报吧。他就把所有干部向敌人报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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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兴旺，山西新绛县赵村人，1923年3月15日生，1938年参加游击队，1942年入党，1949年12月任539团2营营长。1952年7月19日，志司《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给他扣帽子：“539团一路因命令迟到，更为恐慌，不等一营撤回，即以行军姿态，仓慌率二营与团直先走，沿途争先恐后、草木皆兵，见一辆破汽车即将部队吓散，未遇敌但建制已乱。…马兴旺，军大给予留党察看处分，鉴定与介绍信上注明不能负主要责任，结果还是被提升为539团2营营长”。彭帅这就太欺负人了。马兴旺被俘被暴露后斗争还是非常坚决的， 180师受损事件，责任怎么也轮不到马这个营长来承担吧？539团的团长正是平易近人、给剿匪牺牲的解放战士抬担架的王至诚（见前文：丁先文处死叛徒）。彭帅自己4月份吹牛逼，据1967年10月「首都紅代会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联合总部宣傳组」等編印之《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怀（續）》，「毛主席一再指示：“组织战役，不能口张得太大，不能野心太大，要先小歼灭，再大歼灭。”但彭德怀拒不执行主席指示，竟狂妄地说：“这样多的部队……还要那小手小脚，这是机会主义。”彭在其左倾冒险路线思想指导下，他分散兵力，张开大口，企图一口吃掉敌人五个师又三个旅」，以至于自上而下充斥着左倾盲目轻敌思潮。再者说，第三兵团王司令“错误军事指挥”（郭兆林语），唯恐电台信号引来美军空袭，一连数日关电台抄小路，结果电台接通后第一件事就是不顾战场实际情况让180师南返送死，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批评？更别提王司令还立下军令状放言抓5000个洋鼻子俘虏，事后都不算数了？吴金峰揶揄道：“我没有看到第三兵团首长[王近山]对他应负责任是否有过自我批评，至今不知他的确切态度是什么。”此外，第15军秦将军和第63军傅将军抢跑，不顾侧翼、不顾伤员、违反军令不切实布设阻击，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追究？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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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明《忠诚》p150称，“马兴旺公开承认自己是营级干部，是他们看了《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美军在战俘营中散发)中说战俘中的高级军官可以管理自己的士兵的条例后，为了争取到内部控制权，而出头露面，后来当上大队长，起了很大作用。” 贺明显然是粉饰，不过马兴旺化名李彦，自称饲养员，被识破后才以军官身份出头当了第二个中国大队的大队长[另一人是孙振冠]是事实。反正期间利用美军G2情报审讯和G4后勤战俘管理两个部门之间的黑洞玩捉迷藏，“马兴旺被叛徒告密，暴露了干部身份后，金甫（张城垣的化名，180师机关报主编）给换了卡片改为战士级别，隐藏身份到了第86号战俘营” （《考验》p129），敌人清查马兴旺、张城垣时，又是郭乃坚销毁 了马、张二人卡片，将张转入医院，使马到了釜山，他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人” （《忠诚》p147）。马兴旺在三十年后这样说: “当时一是怕上当，二是思想上也耻于去当俘虏官” （《战俘纪事》p47） 。 6park.com
不管怎么样，1951 年 11 月 8 日，以魏林、孙振冠、马兴旺为首的148名亲共战俘不堪李大安在第72号战俘营的反动统治，发动签名运动，冲了出来，成立了第71号回国战俘营（即小延安）。朝鲜战争从1951年7月谈判开始到1953年7月停战达成，特别是1952年1月起，如何处置亲蒋/亲李战俘的问题成为唯一的谈判议题，所有边打边谈行动都是围绕着反共战俘的命运展开，亲毛/亲金战俘停战后将被“直接遣返”是无疑的，因为美军犯不着扣留亲毛/亲金战俘从而威胁到己方一万二千多被俘者（ROK 7850 + US 3597+ UN 1313 = 12760）的安全。所有的所谓“反甄别斗争”、“反移营斗争”、“升旗斗争”都是亲共战俘主动加戏，是为了响应领导发出的号召：“我们是罪人！在斗争中洗刷耻辱，在耻辱中争取光荣！” （《厄运》p332）。归管处的郭铁主任评价道：“党对你们的斗争表示满意；党对你们的错误表示痛恨！” （《厄运》p335）。马兴旺在回国战俘营的总委副书记领导角色没话说，郭乃坚（黄埔23期，540团文化教员，第86战俘营书记员）回忆道：“在第86战俘营里以战士身份隐藏在战士中队的干部不少，他们被俘后思想包袱比较重，不愿出头来管理。我最佩服539团的营长马兴旺”（《孤岛》p26）。说句难听话，那个郭铁要是运气不好也被俘说不定革命气节还不如马兴旺。
停战后，据9月2日人民日报 《美方扣留我志愿军许多被俘人员以为人质》：“志愿军归来人员杜资明[杜岗，见前文]说：他在巨济岛战俘营的时候，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芳、魏林、李彦、李德才、骆星一等人一起被美方拘禁在一所土牢里”，指控美军以“战犯”名义扣押他们为人质 。 9月6日，第11批遣归的是吴成德、王芳、魏林、孙振冠、马兴旺、张泽石、骆星一、孙德启等138人。交战双方都是拖到9月6日最后一天完成直接遣返，例如Captain Charles Minietta并非什么重要人物，20 July 1950被朝方所俘，9月6日最后一天才被遣返，莫非他也是所谓“战犯”？下图可见马兴旺以“李彦”的名字回到祖国怀抱，“中校”为美军根据个人自述给划分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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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下半年，从昌图归管处出来时，郭铁宣布马兴旺被“开除党籍、仅承认被俘前军籍”，马转业到北京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做后勤工作。之后马兴旺、孙振冠、顾则圣等归国干部向党中央信访申诉遭到不公平待遇，结果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中，当张泽石去北京钢院探访马兴旺和姜瑞溥（难友，540团3营文化主任）时，意外在院里墙上贴的许多大字报中、痛心地发现了点名批判他们的大字报，马兴旺的大字报中发现有一项可怕的罪名：“ 组织叛徒反党集团，阴谋向党中央为他们的叛国行为翻案！”（《我的朝鲜战争》p307） 6park.com
马兴旺转业后，努力工作，曾被提升为石油部某研究所机修厂厂长。1958 年“拔白旗”时，他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全家被遣返回山西老家，十几年没有工作，生活无着” （《战俘纪事》p47）。马兴旺全家像本世纪的“低端人口”一样被撵出北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山西省新绛县的乡间小路上，走着集中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常委马兴旺，他满身尘土、一脸愁云。他的身后跟着衰弱已极的妻子和哭天号地的两个幼小的孩子” … 顾则圣（20军59师175团1营政教，与马兴旺同为战俘营总委副书记）回忆道：“1967年5月，马兴旺因逃避专政突然由山西新绛县到鞍山来找我。我也是五口之家，住也有困难。第一天我们凑合着睡了地铺。第二天我凑了4块钱说：老兄，我也顾不得你了，我迟早也得被揪。这4块钱，拿着另找了安身的地方吧，免得过些时候连这机会都没了。马兴旺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接了那4块钱怏怏离去。是我撵他走的，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呀”（《忠诚》p214）。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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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衫褴褛的马兴旺在北京上访，在高大壮观的北京饭店前，这位讨饭一样的上访人员与他的女儿，撞见了一名从北京饭店里出来的西装革履者。这偶然无意的一瞥，竟使双方都像触电一般站住了，“营长”，那个人失声呼唤，狼狈逃走的是羞愧的马兴旺”（《厄运》p436），作者于劲没有点明为什么马兴旺会觉得羞愧。对面的人是谁呢？似乎是一名发达了的原539团战士，《厄运》此页上下文暗示是一名原去台战俘。马兴旺要是独自一人进京告御状的话，哪怕衣衫褴褛还有正能量和惯性怒斥对方“叛徒！败类！”但再一想身边食不果腹的女儿，嗨…
归管处一位副指导员曾严厉地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你们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忠诚》p134）。马兴旺被俘后没有选择自戕向人民谢罪，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也忍辱偷生养活老婆和两个孩子，直到最高领袖驾崩、总设计师上台、平反。他后来成为山西新绛县果品公司副经理，以中原石油勘探局食品厂厂长离休（《忠诚》p395）。马兴旺营长深受归国战俘爱戴，“渡尽劫波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终于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重新获得尊严的张城垣[金甫]和吴春生[540团难友，黄埔24期入学]又见过一次面，是为大家尊敬的难友马兴旺营长料理丧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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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下与马兴旺同时被俘的539团2营副政教许如刚和副营长车学智。许如刚和马兴旺都是回国战俘营的总委领导干部，昌图政审后，许如刚是少有的幸运者：“被俘后虽有错误，但能及时改正，故而恢复其军籍，受党内警告处分” 。好景不长，1966年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许受专案组严刑拷打不过，被迫供认“我是叛徒”，这个被李大安痛打都宁死不屈坚持回国的汉子，这次是真的怕了。原想躲过皮肉之苦，谁知迫害更加严重：“你是怎么出卖军事机密？怎么出卖同志、为敌人效劳？” 许如刚编不出来，遭受更残酷的殴打和家人株连，“软肋”13岁的儿子被打伤左臂、被骂“叛徒的小杂种”，有经验的专案组试图策反妻子齐兰“反戈一击”摧毁许如刚的最后尊严，但没成功。在强制劳役中许如刚被重物砸成重伤。恢复一些后发配盘锦与已被宣判“叛党、叛国，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的老领导吴成德（180师政治部主任）一起在砖厂劳动，直到平反（《忠诚》p217），担任鞍山电力公司安全科长，之前被专案组殴打致伤被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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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学智被俘后化名宋忠明（《厄运》p81），但在甄别时因故未进入回国战俘营（因病或因受派遣任务不得而知），属于“间接遣返被俘归来人员”，他直到1953年9月29日才在“解释”阶段前回到祖国怀抱（《厄运》p402）。在昌图，在3人中他的处分最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由于他晚于9月6日才回归，不属于平反文件照顾的人群，无法按照中央74号文件落实政策，这位八路军出身的老革命在1984年再次进京上访无果后、回山西后不久满怀悲愤病故（《我的朝鲜战争》p334）。


贴主:宋阿毛于2024_07_12 14:16:4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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