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归国战俘：老八路魏林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VIII 6park.com
承前文：台湾籍志愿军归国战俘陈庆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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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所叙述的志愿军归国战俘中，李正文、李正华、骆星一、安宝元为知识分子出身，而刘师秀、张继良、丁先文、陈庆滨均为国军旧部。归国后他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遭到残酷迫害，死于非命的有李正文、刘师秀、张继良，失踪的有李正华，长期被监禁或家破人亡的有骆星一、安宝元、丁先文、陈庆滨。显然知识分子和国军背景本身就是被已经站稳了的新政权打击的对象，而他们的前战俘身份更是使其遭遇雪上加霜。那么，那些红色正统出身的党员干部，在朝鲜战争中被俘后再归国，他们的情况如何呢？从本文起，叙述数名解放军的团、营级干部兼资深共产党党员的经历以及前战俘身份对其个人和家庭的影响。
老红军魏林，1924年生，陕西安定县人（现延安市子长县），贫农出身。6岁时其父将全家卖给白姓农民，魏林不堪虐待逃离。1934年当上红军儿童团团长，1935年参加革命、成为红军卫生员。1940年入党[16岁]，历任连指导员、营长，国共内战打运城时一眼重伤残疾（吴金锋《安德舍笔记》）。1951年3月过江时魏林为60军180师539团副参谋长。

1951年5月26日晚，180师奉命向西北方向突围，在上红蹟里和马场里之间路段试图通过加平-马坪里公路过程中两处仅遇连级美军，但损失极大。“26日一个夜间并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即掉队失联络、伤亡五千余人（绝大部分是掉队的）”（严可复引六十军党委会《一八〇师突围战斗总结报告》）。27日白天在鹰峰下，539团政委韩启明去师部开会，回来后召集干部传达师部会议“分散突围”决定，当时魏林打瞌睡而没有听到。27日下午，魏林遇见师部保卫科长阎宏义，阎说：“老魏，你还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走？师部会议的传达你听了没有？现在师首长已化装离队，分散突围走了。…快走！” 魏林找到政委韩启明，给团长王至诚留了一封信[王至诚实际上已经先走一步]，随后韩、魏带上各自的警卫员，共四个人一起走了。路上有零散部队要跟，他们都拒绝不让跟，也没有去带领或组织部队。路上遇到师部组织干事韩子健（副营级干部），韩也是只带了一个贴身警卫[毕竟人少目标就小]。若干天后魏林、韩子健在遭遇韩军小股部队时被俘，但韩启明中弹身亡。吴金锋斥道：韩、魏抛开全团队伍于不顾，独自上路突围，这是师、团干部弃军逃跑的典型实例。当时部队已经混乱，但尚未完全解体。师团指挥员以突围之名离队逃走，部队解体就不可避免了（《安德舍笔记》）。至于团长王至诚这一路，据说“在五次战役突围战斗中，王至诚沉着勇敢，身先士卒，不畏艰险，突破敌人六道封锁线，亲自击毙敌人哨兵，组织人端枪上刺刀，白刃血战美国兵，令其胆寒”，有点演义的味道 。 6park.com
被俘后，一种说法是，魏林谎报自己是军医，叛徒指认他是干部，审讯时敌人踢他、打他，骂他是“毛泽东的信徒”，罚他晒太阳，以“组织暴动”的罪名，把他两次关进战俘监狱（大鹰《战俘纪事》）。而据另一份材料，魏林和马兴旺[539团2营营长]公开承认自己是营级干部，是他们看了《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美军在战俘营中散发)中说战俘中的高级军官可以管理自己的士兵的条例后，为了争取到内部控制权，而出头露面，后来当上大队长，起了很大作用（贺明《忠诚》p150）。事实上，据魏林的访谈材料，他被俘后先自报为少尉级别（解放军无军衔，这是美军根据魏林自报指配的），在审问中又改称539团3营营长、山西闻喜人；有可能3营营长已阵亡，所以魏林使用了此人的ID。但这种掩盖努力是徒劳的，有很多战俘都认识他，例如黄埔22期、539团团部被俘人员CXT就说他在巨济岛上看到了魏林。 6park.com
魏林在突围中负了伤，他后来念念不忘为他精心治疗手伤的美军上尉医生奥斯曼，他清楚地记得奥斯曼医生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人，魏林称他“是个好人，好医生”（《战俘纪事》）。这个奥斯曼医生与中方战俘翻译安宝元的关系也是特别好，结果给安宝元带来了无妄之灾。在赵佐端、魏林、李喜尔等判处安宝元死刑的罪状中就有例如以下档案：战俘营的美军医生奥斯曼在为伤病员医病时，为什么总爱约请安宝元作翻译？奥斯曼还同安一起照相，并请安在街上吃饺子，他俩的关系为什么这样不一般（《忠诚》p176）？另一项罪名是：魏林派出两名朝鮮族志愿军战俘去寻找漢拏山游击队，準備暴動時聯絡接應。這兩名朝鮮族在派出的第二天便被抓。經分析，暴露人可能是安宝元，因為他和美國人去街上吃飯（《厄运》p363，常成p301）。
据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被俘归来人员的处理办法》之(五) “凡有罪恶之投敌叛变分子或为敌派遣之奸细分子， 经审查证实，应连同材料送交一级军区军法处依军法惩办”。安宝元就这样直接被关进了军事监狱。安宝元出庭自辩道：“医生奧斯曼上尉对病人很好，是历届医生中对病人最好的一个，我当然要和他交朋友，所以在他回国前要请我吃饭并照相留念。这突然提出的要求，使我不知所措。和平时一样，每次和敌人接触，回来都向领导详细汇报。…他×××平常教过我多少对敌策略，难道他不清楚，为如此苛求一个初出校门的学生？” （《战俘纪事续》p45）从这类事件上来看，魏林很不厚道，疑神疑鬼，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安宝元打成叛徒置于死地。直到1957年秋，军事法院对魏林 v. 安宝元一案作出判决，对安宝元指控全部无效case without merit，魏林败诉；但安宝元下半生还是被坑得很惨，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冤案，毁了我整整一生！” （《忠诚》p178）（见前文：被带回祖国的礼品）。

经查，奥斯曼医生为Dr. Daniel A. Osman，2020年在佛罗里达州去世，生前是迈阿密著名的乳腺癌专家。他的讣告中提到：In 1951 after his internship in Georgia he enlisted in the Army during the Korean War and served in the first Mobile Army Surgical Hospital (MASH unit) as well as medical officer in a prisoner of war camp where he was honored with a Bronze Star 三等功 for his exceptional service. A truly memorable experience for him. 这位医生生前如果知道他确实对不少战俘伤病员留下了颇为正面的影响，他会非常高兴。 6park.com
1951 年 11 月 8 日，以魏林、孙振冠、马兴旺为首的148名亲共战俘不堪李大安在第72号战俘营的反动统治，发动签名运动，冲了出来，来到对面的第71号战俘营（即小延安）。在这里，没有了美蒋特务每天的殴打和灌输，魏林成为“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五大领袖之一（赵佐端、魏林、孙振冠、杜岗、顾则圣等）。在赵佐端带着厨师[排长王绍恭]和翻译张继良被隔离监禁、孙振冠和张泽石因参与朝方战俘们公审杜德（被劫持的美战俘营首脑Francis Dodd）被监禁后，魏林成为第602号回国战俘营最高领导。杜德事件后，美方将杜德等离职，换上了中国通Boatner。 6park.com
为了向朝鲜战俘们学习，中方战俘营的领袖们发出的号召（《厄运》p332）：“我们是罪人！在斗争中洗刷耻辱，在耻辱中争取光荣！” 但Boatner强悍镇压了中方“十一升旗”事件，后来Boatner被1953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封为“刽子手、魔王波纳”。“十一升旗”斗争中，七号营场56人死亡（常成p315），包括浦学林、韩子健、刘英虎、蔡德荣等约百人受伤，总伤亡率30%，例如：浦学林为了返回祖国，进行过勇敢的斗争。在和叛徒的搏斗中他负了伤，1952年10月1日在捍卫五星红旗的斗争中他被枪弹击中身体，幸免一死（《战俘纪事》p288）。浦学林是红色战俘营的敢死队员，在升旗斗争中，他曾经赤手空拳与持枪的美军士兵搏斗，身上挨了子弹和刺刀，险些被直接抬进墓地。他能够起死回生，多亏了他青春的生命力和善良的美军军医奥斯曼上尉（《战俘纪事续》p161）。表明这位奥斯曼医生确实眼里只有伤病人，没有预设立场。“升旗斗争”总死伤的大多为敢死队和护旗队的队员，而敢死队队长李维文（540团军务股长，化名李国棠）为了向距离不远的上级汇报情况，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策略性撤退了（常成p316）。 6park.com

Haydon L. Boatner准将，在史迪威时期就活跃在中缅战场，直到芷江受降二战结束。Boatner自称会多种中国方言，走过许多中国省份。在魏林与Boatner的第一次当面交涉中，由于魏林信不过安宝元，他带上了高孑（即高秉培或高化龙， 12军政治处俘管队队长）。在魏林滔滔不绝地给Boatner上了一场日内瓦公约、板门店谈判、共产主义运动、战俘营条件的思政课后，Boatner让他说完喘息等高孑翻译时，用中文反问道：“那是哪儿的话？”据Boatner自称把魏林惊呆（”almost fainted from surprise”，常成p274）。在Boatner和魏林的默契下，之后没有再发生类似“十一升旗” 事件的无谓大规模暴力流血对抗。 6park.com

1953年9月6日，第11批被遣归的是吴成德、王芳（赵佐端）、魏林、孙振冠、马兴旺、张泽石、骆星一等138人，这也是直接遣返的最后一批。遣返回国后送往昌图“归管处”，1954年中期，经过归管处政审后他被给予“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处分。魏林不同意归管处把“暴露本部出国时间、入朝地点、行军路线等一般性错误”提高到“犯了叛变性的错误”，还有“暴露身份、丧失气节”这一条，魏林也觉得很冤，为此他找了郭铁主任5次（《忠诚》p139）。要知道郭铁曾斥吴成德道：“你脑子如同一盆浆糊。只有你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重围》p241），可以估算魏林每次与郭铁争辩后的心理阴影面积。当然这并非由于个人恩怨，虽然郭铁的179师与180师合打临汾时，为了战利品曾闹过内讧（《重围》p243）。根本上，这是郭铁的上级定下的基调：“我去沈阳汇报，一位部长对我说：你们就按上级精神办，按上级指示执行” （《战俘纪事续》p38）。上级不就是最高领袖本尊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杜平就直斥吴成德道：“你在战俘营究竟做了哪些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希望你实事求是地交待！” （《厄运》p455）。为什么要狠狠地整这批归国战俘呢？一名归管处干部说：“为了组织纯洁，执行上级指示，出于对革命的责任，为了革命利益。上报结论材料，上级过问一次，对归国战俘的处罚就升级一次”（《战俘纪事续》p150）。事实上3年前，早在1951年9月《志愿军第一次保卫工作会议决议》就强调：对于归俘人员，政治上必须严格审查...考察他们被俘后的政治表现，必须将此类人员（不论干部或战士）送到军级以上机关集中处理。 6park.com
因魏林是团级干部，没有返乡陕西，而是按副营级转业到本溪矿务局供应科任副科长。刚到矿务局的那些日子里，魏林苦闷极了，他很少说话。他住在办公室里，节假日常常提着矿灯，下到矿井里去干活，空闲下来，他就坐下来……常常一个人在流泪。这个曾经有过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一次接一次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书记对他说：“你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正和上级联系…” （《战俘纪事》p283）。
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魏林的处境属于很好的一类，可能因为老革命的身份，自身又比较低调，魏林专案组武力值也不高，只是被打倒进学习班而已（《忠诚》p394）。熬到最高领袖驾崩，好日子还在后头。在1980年归国战俘整体平反之前，魏林就恢复了党籍和团级干部待遇，1982年离休。后来全家搬进了三室一厅的红军干部楼，魏林兴奋之余，总忘不了老伴高忠英的一贯支持（《中国民兵》1990）。他仍对1954年 归管处结论中的问题及工资级别的处理不服气，1984年11月起他多次向沈阳军区政治部信访为自己申诉。1986年魏林的归管处处分被撤销，级别定为行政12级干部（《忠诚》p272），全家都高兴坏了。巧了，那些1954年受命狠整归国战俘的归管处基层干部的愿望也是： “退休前搞个副处级，住上三室一厅。可如今只能按科级退休了…”（《战俘纪事续》p151）。 6park.com
虽然魏林一家的情况算是比较好了，但是别人就没那么幸运。上文的出现的敢死队员浦学林，他的结局就很让人唏嘘。回国后，他和其他战俘一样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他被抛到社会底层，拉板车、掏大粪......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他伤心过、气愤过、也努力过，但他最终却堕落了，他要补偿他失去的东西。他混迹于一些不明不白的人当中，把自己的血汗钱都花在酒和女人身上。当战友们为平反而奔波的时候，他却开起了地下妓院 -- 为了钞票和女人，这时他已经50开外了。他根本就没想去办理落实政策的平反手续。他把这一切都看透了，平反了又如何？1983年“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即“严打”运动）中他被成都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他留下一句话：“人死万事休”。据说，他在刑场上表现相当平静，毕竟曾经在战场、战俘营、和运动中数次经历过了生死（《战俘纪事》p288，《战俘纪事续》p162并无具名）。


贴主:宋阿毛于2024_05_03 14:31:3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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