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毛泽东时代—权力与真理

《光传媒》2·19·2024 首发

【作者： 这本《回忆录》写于2020年，2021年初送出版社，当年由台湾唐山书店的太山文化传媒出版。2021年这本书出版前，我做了多次校对，留下了全书最后一次的校对稿，而不是最后的印刷稿，现在也把这一稿子给光传媒，可以了解书的全部样子，但校对稿与出版的书个别地方有些不同。本次发布是权力与真理   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  共5节 §1-1至§1·5 ，共45页】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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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红旗和一面「黑旗」
1958年大炼钢铁，打击了我的科学家梦想。 时间过去六十多年，大炼钢铁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有一个礼拜日，我从卜弋桥步行回学校，看到一个「废品收购站」中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木器，在一个天井中，堆得都超过围墙的高度。 到教室一看，桌椅板凳堆在一边，中间放了许多陶瓷「缸板」。 这些「缸板」是夏溪镇周围农村盛装雨水或粪便的巨大容器的碎片。 「缸板」的用途是，敲碎成粉末后，用来制作炼钢炉的耐火材料。 为了找陶瓷「缸板」，我曾与李汉惠几个同学一起到处找陶瓷茅坑，因为陶瓷茅坑中的粪便太多，我们都没有能力把陶瓷茅坑掀翻，因此没有能找到任何缸板。 建成「炼钢炉」后，我们就日以继夜地拉风箱。 晚上，一个个「炼钢炉」中装着四处弄来的铁锅、铁丝、铁犁，燃烧着熊熊烈火，生产出来的钢全是废铁。 我们就是这样，放弃学业，大炼钢铁，为「超英赶美」、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注】「超英赶美」、「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是1958年流行中国的口号。）
1958年，当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学校还组织我们在夏溪附近的乡下农地里做「深翻」，一直挖到出现「地下水」还要继续「深翻」，目的是为了「放高产卫星」。 这些事情当时我就想不通，同学储定虎，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地主家庭出身，常找我谈话，他认为这样大炼钢铁是错误的，但从不敢公开发表意见。
在当时大讲阶级斗争和高举「三面红旗」的气氛下，我们班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之类的活动，我得了一面「黑旗」。 在教室外面的走廊的墙壁上，在我的名字后是一面「黑旗」。 「黑旗」比「白旗」好些。 后来，我们班开展又开展「一邦一」的活动。 我记不住怎样「一邦一」，与同学相处关系良好。 我之所以被大学录取，除了考试成绩外，与我无忧无虑、单纯无知有关，夏溪中学没有在我的档案中加进什么政治方面不利于我的话。 有一位同学张生平，他与同学不说话，不声不响、与世无争，我弄不清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主家庭出身。 他与成绩优良，郁郁寡欢的储定虎一样，没有考上大学。
我看到周边同学张育忍、张生平、儲定虎那么不爱说话、郁郁寡欢，我觉得他们是自己为自己设置了行为限制，而我无忧无虑，不为自己设置行为限制，对所有同学友好相待，按自己本意行动。
1957年，我在夏溪中学上二年级，中国进行了「反右派」运动。高中学生中不抓「右派分子」，但教员中抓「右派」。我曾經站在教員宿舍的窗戶外，看老师之间反「右派」的情況。我看了大概五分鐘，小学时没有看过「斗争地主」，因当时并不懂这些事。批鬥「右派老師」，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人與人之間對同事、對熟人這樣兇狠、這樣殘酷無情的斗争。這一幕情景，永遠銘刻在我心中，成了我後來決心投身社會科學和政治學研究的動因之一。
社会祥和的四根支柱
一个人的幼年、少年时代的周边环境、所见所闻，是人类的「印刻」。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可以改变或消除「印刻」，但有一些人一生带着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印刻」生活。我的同学张育忍，在他的童年，要代表他的家庭，经常参加街道上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训话会。而在上中学时，帮助他父亲修改发言稿。这种「印刻」，使他一生总是小心翼翼、忍辱负重。想到这一点，1996年3月，我在为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写文章时，借题发挥，谈美国儿童保护，心中想到的是中学同学张育忍、张生平，想到的是中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留守儿童」，写了一篇《保护儿童：社会祥和的支柱》。我认为，社会祥和有四根支柱，「如果一个国家受虐儿童比例过高，这个国家的未来难以祥和。」「至于在中国，不仅家庭、社会因素导致儿童受虐，还有政治因素。中国大陆至今没有民主，那些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遭受痛苦、虐待的一代人，今天投身商业和政治时，致使商业和政治中充满险恶。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法治、教育和信仰是社会祥和的三大支柱。法治保障人们的权利和自由，使人们对自己的决定和他人的行为有可能作出预测。教育不仅使人类的知识和经验得以传授，而且使法治精神得以延续和普及。信仰则把善恶观念种入人心。」「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会讳疾忌医：我更了解到：社会祥和还有第四根支柱：这就是保护儿童。」
【图2·2】1996年3月在香港《九十年代》刊登的文章§ 3   科学家梦
龚新成指引学数学物理 
1959年上半年，中国「大跃进」的疯狂行动开始停止下来，学校也转入正规教学。由于在高中三年级最后一学期的努力，1959年「高考」，我得以考上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报考大学的志愿是应用数学系，这与我的舅父龚新成，多次对我说，数学物理如何重要，苏联许多杰出科学家，都是数学物理专家。高中毕业时，我选定人生道路，就是要走爱迪生-华罗庚的道路
【图3·1】严家祺与舅父龚新成（左）2006年摄于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
生有三个「社圈」。一般来说，家庭成员，构成自己的「第一社圈」，同学、同事、朋友、熟人购成「第二社圈」。人生还有「第三社圈」，这就是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路间接接触和了解自己的人。当我14岁从卜弋桥家乡到夏溪上高中时，我的第二社圈发生了变化。1959年17岁时，从夏溪到北京，第二社圈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第一社圈」和「第二社圈」的变化，就是一个人「周边环境」的变化。
第一次看到「大前门」
1959年9月，我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我背着行李，穿着布鞋，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我在家乡，看惯了「大前门」香烟的广告，当我看到真实的大前门时，我第一感觉是，这个大前门，怎么这么矮小破旧？当来到复兴门外玉泉路科技大学时，看到的是绿树成荫的环境和崭新的教学大楼。科技大学是由科学院新建的大学，我是第二届学生。
【图3·2】1959年嚴家祺进入中国科技大学时摄
1959年时，科技大学所在的地方，已经是北京的边缘。科技大学的东边，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西边是农地，往西是一座破旧的古庙，古庙以西，就是八宝山公墓。古庙加公墓，给人荒凉的感觉。
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各系系主任都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所长，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专家都在科大兼职任教。在应用数学系，除华罗庚外，泛函分析专家关肇直、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青年数学家王元、龚昇、丁夏畦都开课任教。後来担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当时是控制论专业的年轻教员。
 

【图3·3】华罗庚和关肇直（右）都在应用数学系任教

华罗庚和关肇直在科学院数学所，分别担任所长、副所长。在中国科大数学系，关肇直从1959年教到1963年，包括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线性代数、实变函数、复变函数、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等课程，每周两次从中关村赶到玉泉路给我们讲课。59级所有同学，对关肇直以及助教常庚哲老师，给每一个学生辛勤教学所付出的一切，都永存记忆。华罗庚开的专业课是代数和数论。我选择的专业是理论物理，所以，只听过华罗庚几次课。在科大五年，正是关肇直让我懂得了数学精神，理论物理的专业老师张宗燧给了我科学精神。大学最後一年，华罗庚在《人民日报》上大讲在工业交通中推广应用「线性规划」，为了把数学「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到北京国棉二厂、沙子口汽车公司搞「线性规划」、运筹学，我觉得这样「理论联系实际」是无用的。在沙子口汽车公司，我只记得一件事，有一天在东直门外一个小饭店吃饭，这家饭店从不洗碗，前一个人吃完，用抹布一抹，就给後一个人盛饭。这是1963年，这家饭店就在离东直门很近的马路边。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关肇直对教学的认真、对学生的付出，无与伦比，但他在讲课时，不时把辩证法加进数学，有限与无限、连续与间断、数与形、空间与时间，经关肇直一解释，都成了「对立的统一」。当讲到四维空间时，关肇直在课堂中谈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其中有一节是谈「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恩格斯作为唯物主义者，当然是不相信什么「神灵世界」，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是谈那些江湖术士是怎样利用数学「第四度空间」和自然科学成果来推销「神灵世界」的。恩格斯谈到德国莱比锡的教授策尔纳，是一位唯灵论者，多年研究「第四度空间」，「发现在三度空间里不可能出现的许多事情，在第四度空间里却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第四度空间里，一个毫无罅隙的金属球，不在上面钻一个孔，就可以像翻手套一样地把它翻过来；同样，在一根两端都被系住的线上可以打结，两个分离的闭口的圆环，不打开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套在一起。」（【註】引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关肇直教授也完全不相信「神灵世界」的存在，但他非常有兴趣引用这些恩格斯提到的话，用来对数学中四维空间概念作说明。这就是说，蚂蚁是二维空间的动物，它们只能在二维的平面或曲面上行走，而人作为三维空间的生物，可以突破二维空间的障碍行走。对我们人来说，墙壁作为三维空间的障碍，人无法穿越，而生活在四维空间的生物，就可以自由穿越墙壁行动。关肇直教我们泛函分析，不仅要研究多维空间，而且研究无穷维空间。他这些形象化的比喻，完全与「神灵世界」无关。关肇直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推崇，我开始对辩证法、对哲学有兴趣。在课余时间，我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读了苏联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1963年暑假，我没有回家乡卜弋桥，在暑假中，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二阶图形的辩证法》，发表在当年11月号《数学通报》上。这篇文章，二阶图形是指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文章中的辩证法是指，这些曲线，没有根本差别，椭圆是在有限远处相交的椭圆，抛物线在无穷远处相交的椭圆，双曲线是在无穷远处也不相交的椭圆，我的哲学结论是，世界上没有鸿沟，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连续演变而成的。六十年代初的科技大学学生，不会有几个人会对这些哲学感到兴趣，而我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被关肇直老师在数学课讲辩证法，加上我随意联想、自以为是，走入了歧途。
【随想录】广义起源论
今天，我还在歧途中挣扎，仍在思考近60年前关肇直老师讲课引起我兴趣的原因，这个原因不是「辩证法」，而是对「无穷」或「无限逼近」的思考。用「无穷远」或「无限逼近」这一概念，可以把很不相同的三种曲线——椭圆、抛物线、双曲线，都视为椭圆。也就是说，椭圆每一处都自我相交；抛物线在无穷远处与同一抛物线的另一端相交，抛物线是无穷远处相交的椭圆；双曲线的一支的两端在无穷远处也不相交，但在复数空间中，就是椭圆。今天我联想到的不是哲学，而是经济学、天体物理学和神学。

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以交易成本概念（Transaction Costs）解釋企業規模。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我看来，交易成本为零这种现象，是可以不断接近，但不能达到。这与抛物线在无穷远处相交成椭圆一样。爱因斯坦的相对认为，无限地接近光速的运动，会产生各种低速运动中没有的现象。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Big Bang）认为，宇宙是在過去有限的時間之前，由一個密度極大且溫度極高的太初狀態通过大爆炸演變而來的。
宇宙会发生演化，生物会发生演化，精神会不会发生演化呢？我认为，神学就是人类思考精神进化的成果，神是精神进化永不可企及的「顶峰」。
抛物线在无穷远处相交成椭圆、科斯的企业起源理论、大爆炸宇宙学、神学和精神进化论，可以说，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心因」。就是无限逼近一点（如0、光速），或无限走向无穷远处，都会达到一种起始状态：这就是椭圆发生、企业发生、宇宙发生、「永恒存在的神」的观念起源。用这种观点，可以分析研究各种起源问题，这就是「广义起源论」。
（科斯部分，引自《维基百科》，2020-10-25）
          
对科技大学数学系同学来说，发表这种常识性文章只是科普，在数学上毫无价值。但当时一个学生敢于向报刊投稿，是要有一些勇气的。1964年初，《人民日报》上讨论王若水写的《桌子的哲学》，我写了一篇《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1964年3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在毕业分配前，毕业生可以选择是否报考研究生，我选择报考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光远、龚育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生。这一人生选择，我还以为是光荣地踏入了哲学社会科学王国，实际上是一种无形力量把我从自然科学的神圣王国，毫不留情地驱赶了出去。在我年近八十岁的今天，如果我是关肇直，教出这么一个学生，会感到十分遗憾。而张宗燧，会嗤之以鼻。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哲学界，会欢迎由自然科学土地上，长出了一颗新奇的幼苗。我自己，内心中怀着一种强烈愿望，要用大学五年学到的数学和科学的精神，去理解、认识我周边的各种社会现象。

（图3·4 ） 1964年7月16日 5911 全班毕业合影，2排左8是系主任华罗庚 ， 第2排【内是教员姓名】 6park.com
1排左起：戚余禄 裴定一 魏学玲 顾岚 齐翔林 冯绪宁 刘木兰 戴宗铎 刘尚平 邓述慧 李国英 沈德琪 唐向浦 李炳仁 6park.com
2排左起：王柱 徐惟鼎 朱尧辰 【石锺慈 殷涌泉 王元 龚升 华罗庚 武汝扬 艾提 曹进 郎雨仪 李志光】 郭勤 6park.com
3排左起：陈振陶 张少吾 王彦祖 曹吉星 熊纪长 刘棠 陈忠琏 蔡春雷 李从珠 林宝珍 赵汉章 冯玉瑜 孙家昶 韩彦斌 蒋 6park.com
运财 杨本富 韦梓楚 陈安全 蔡家发 6park.com
4排左起：刘学宗 李锦江 安鸿志 姚景齐 洪熊 杨振海 严家祺 陈文德 王永宝 鞠长生 陈炳木 蔡一平 刘百良 郭世贞 关 6park.com
兴国 范本逵 王通 何原武 杨君辉 6park.com
5排左起：金培良 严加安 杨绪河 吴保珍 陆鸣皋 冯德兴 芮维铭 冯克勤 秦建民 刘德辅 刘贵银 冯士雍 张弘 於坤瑞 沈 6park.com
志德 方信我 倪录群 朱国诚 王连祥
六十年代初，学校里有一台电子计算机，也就是电脑，有几个房间大，进入机房，为保证干净，每人要穿白大褂。当时，这样的电子计算机，在中国和全世界，都属于「尖端科技」。我对数理逻辑的繁琐不感兴趣，大学四、五年级，选择基本粒子物理作为专业。张宗燧是我的导师，教我们热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场论。张宗燧 (1915-1969)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在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统计物理博士学位後，就到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 玻尔（Niles  Bohr）的研究所作研究工作。尼尔斯• 玻尔是原子结构理论的提出者。
【图3·5】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1915-1969）
他教了一学期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到下一学期，在头两、三节课，用几页纸的数学公式就概括了前一学期的所有知识。他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简单明白。我清楚地知道，理解透彻的知识，是无需记忆的，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都能准确地讲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张宗燧与关肇直相反，张宗燧对所有哲学都深恶痛绝，以纯粹的科学精神教学。张宗燧教我们理论物理，他每讲一个概念，都清楚明白，绝不容许以「辩证法」为藉口含糊其辞。我对数学与科学的区别、对科学的信念，就是在张宗燧老师教我们理论物理几年中形成的。
【图3·6】1961年前後嚴家祺 游览北京西郊八达岭长城
对科学的四个信念
科技大学的五年学习，我们每个同学都形成了对科学和科学精神根深蒂固的观念。1988年5月10日，北京《光明日报》刊登了《我对科学的四个信念》一文。这篇文章是大学五年学习心得的总结，这篇文章谈科学，既排除了不属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又排除了不属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在大学时期，进入数学系，选择的是物理专业。在工作时，进入哲学所，不研究哲学，选择政治学。在自由选择权受到种种限制的中国，在专业选择上，我坚定地要按自己的心愿选择。这篇文章，是我担任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时发表的，写的是「对科学的信念」，要表达的是，「对政治科学研究的信念」。
我对科学的第一个信念是，科学家必须是修正主义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相同的。对科学家来说，当理论不能解释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时，他从来不会感到沮丧，在他看来，这不是理论的「危机」，而是科学发展的新起点」。（《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物理学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的发展，就是这样。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牛顿力学的成就，物理学家相信，物理学的理论不会再有重大发展，剩下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小数点以下的地方」以更高的精确度去测量。但是，在19世纪末，物理学家发现了一种按牛顿力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这就是「光速与光源运动状态无关」，同一光源发出的光的速度，不论观察者是否运动，测出的光速都是相同的。按照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经典物理学理论，同一物体运动的速度和观察者运动的速度有关，就是同一声源发出的声音，在地面上测量和在飞机上测量也不一样。爱因斯坦则是经典物理学理论的大胆修正者，他指出，经典物理学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概念，是想象中的虚构，这种概念，不是从直接观察或实验得来的。很明显，对于一个坐在高速列车上的观察者和一个站立在地面上的观察者来说，要确定他们两人是否同时进行观察，要依靠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讯号才能核对他们两人的计时器。如果一位观察者站立在地球上，另一位观察者站立在以光速远离地球的星球上，怎样才能核对他们两人的计时器呢？爱因斯坦认为，「绝对同时」的概念并不存在。相对论是接近光速运动的物理学理论，这一理论是在承认「光速不受光源速度或观察者速度影响」这一实验事实的基础上创立的。相对论成功地解释了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的各种现象，按相对论计算的结果都同实验事实相符。当用相对论来考察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一般低速运动时，相对论就近似牛顿力学。相对论的创立，说明科学的发展必须不断根据事实修正理论，全部物理学、自然科学都是如此。
【图3·7】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
中国科技大学五年的学习，在我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我後来转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我自然地队教条主义、对坚持一种不容修改、不容动摇的理论有本性上的反感。科学是在不断的修正中进化的，「科学精神」就是「修正主义」精神，这就是我对科学的第一信念。
【图3·8】倪录群是美国加州大学SanDiego分校航天航空工程系科学家，在科大五年，我们是同班同一专业同一宿舍的同学。这是他在1998年时的照片。
我对科学的第二个信念是，对新发现的，或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不管它多么新奇，多么难以理解，对科学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否则人类就不能探索。我们对待周围世界的基本态度是，首先要承认一切现象，包括难以理解的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科学的使命就在于去认识它，发现它的规律性。那种遇到新的、难以理解的现象而放弃理解的努力，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我对科学这一信念，对我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的政治学知识是从世界史中积累起来的。当我看到各种复杂离奇的政治现象和政治人物时，我既不惊讶，也不恐惧，我怀着自然科学家那种态度，把这一切看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最强有力的人，也不过是存在于地球上的一颗「颗粒」，最复杂的现象，总只存在于空间中一个有限范围。最难忍受的事物，迟早会成为历史。对「非理性现象」，我坚信「理性」的威力，可以去理解它、认识它。看到政治上的各种悲惨事件，我铭刻心中，力图寻找事件背后的制度和人性根源。
「科学的概念是明晰的，真理是朴素的。这是我对科学的第三个信念。」（《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在物理学史上，人们把「动量」和「能量」概念区别开来，不知经过多么艰巨的努力。科学概念不是杜撰的，而是对实存事物、现象及其规律性的一种反映。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当我看到有些人整天制造各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夸夸其谈时，当我看到一些人四处兜售他的玄之又玄的「科学真理」时，我只是忽视他们的存在。
「我对科学的第四个信念是，在科学面前，没有一个具体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目标的选择本身需要依靠科学」。「对科学来说，人可以创造条件、改变条件来解决人所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所以，科学是人类乐观主义的泉源。
在大学时代，当时并没有明确地表述过对「科学」的四个信念，这是我离开科大、已经在哲学所和社会科学院24年时发表的文章中的话。对每一个科大学生来讲，上述四个信念，是普通常识，没有新奇之处。这四个信念，在我踏入中国社会科学界时，这些常识指导着我写作和行动，成了照亮我前进道路的灯塔。
大饥荒向北京蔓延
进入科技大学半年後，从1960年开始，全国性大饥荒向北京、向我们学校袭来。在新到科大的1959年，科技大学学生食堂吃饭是敞开的，开饭时，有些学生用筷子向新出笼的馒头「插」去，一「插」就是「一串」 五个。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办起了「大食堂」，吃饭也是敞开的，但时间很短，到1959年就不行了，但在北京的各个大学，学生们吃饭仍不受限制。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开始，学生就定量吃饭了。1961、1962年，由于肉类食物过少，大家感到十分饥饿，每月每人发点心票和水果糖票，几乎都在月初就去买来，很快吃光。学校要求大家在下课後尽可能休息，体育课和体育活动停止。每周在大礼堂放映香港、苏联和西方电影。三年「困难时期」是科技大学最自由、最轻松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读了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许多小说，也读了苏联科学院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学唱外国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丽的梭罗河》伴随了我一生。
在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学习风气很浓，阅览室有许多公共图书，大家都去抢座位。我在阅览室里，就把一本《数学习题集》的上千道题都做了一遍。在那样的环境中，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在大礼堂听政治报告，右耳朵进，左耳朵出，只记住郭沫若校长谈访问东南亚国家後创作的一首诗：

印尼三千岛

缅甸百万塔
岛岛倒倒倒
塔塔塌塌塌
到1963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过去，北京的食品供应都有好转，这时，政治就开始进入大学校园。学生除了学专业课外，还要学政治。1963年在中苏关系开始破裂的大环境下，学校在学生中开展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学习。我毫无兴趣，但学习後还要讨论，谈自己的看法。全校学生有两次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听周恩来、彭真讲话。工人体育场可以容纳几万人，这是整个北京高校的活动。两次讲话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唯一记住的是，彭真绕体育场一周，频频向大学生招手。听讲前，我不知道彭真这个人，听讲後，才知道北京的市长是那么显赫。我平时不看报，有一天，偶然在图书馆中读到人民日报第一版周扬《哲学社会科学的战斗任务》文章，我开始感到，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用它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凌驾在自然科学至上。从中学时代起，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加上现在「反修」，都不能理解，科技大学的学习使我坚信，任何现象，包括千变万化的政治，都可以找出它的合理解释。我的「座右铭」是：「要理解一切不理解的事物和现象，要找出对周围世界统一性的理解」。当1963年学校里让大家学习「反修」文章时，我总弄不清「修正主义」怎么能与「帝国主义」「并立在一起」。我想不通的是，「修正主义」就是科学精神，怎么能反对呢？我对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都看不清、想不通，自此开始，我决心要用科学精神来思考我长期来想不通的政治问题。在当时科技大学学生总的来说不关心政治，我却想转行研究政治，我以为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转行」的一个途径。
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基本粒子「色散关系」方面的问题，从头到尾都是数学公式，没有任何哲学语言，张宗燧老师通过了我的毕业论文。当张宗燧知道我要报考哲学所研究生时，他说，哲学里面都是一些糊里糊涂的东西，学物理又搞什么哲学，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物理全都白学了。

【图3·9】1984年，中国科大5911全体同学在中关村聚会，第 3 排右 4 是嚴家祺。 6park.com
第一排左起：李国英、邓述慧、魏学玲、冯绪宁、石锺慈、刘木兰、刘尚平、顾岚、李炳仁、张少吾 6park.com
第二排：杨君辉、赵汉章、裴定一、刘棠、王通、方信我、蒋运财、姚景齐、戚余禄、王柱 6park.com
第三排：王彦祖、范本逵、徐惟鼎、蔡一平、杨振海、洪 熊、芮惟铭、严家祺、冯德兴、孙家昶、蔡春雷 6park.com
第四排：鞠长生、陈文德、林宝珍、刘学宗、刘贵银、冯士雍、刘德辅、陈炳木、杨绪河、秦建民、严加安、张弘
张宗燧是张东荪的儿子。 毛泽东公开称赞张东荪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他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北平以和平的方式转由中共统治。 1949年后，张东荪留在中国大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清华大学代校长等职。 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国出卖中国政府重要情报，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
张宗燧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始终敬仰他、相信他说的话。文革期间，张东荪被关进秦城监狱，张宗燧在中关村科学院受到多次批斗後自杀了，我是事後几年才知道的。张宗燧对哲学的看法影响了我一生，大学毕业後，我在哲学研究所，始终没有忘记张宗燧老师对哲学的看法，我认为那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哲学是骗人的东西，在「文革」和「反修」的大环境中，在对哲学这种看法下，我在哲学所十八年，包括「文革」十年在内，自始至终没有再写以「辩证法」为名的文章。踏进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看到哲学就是讨论「一分为二」、「合二而一」这种肤浅的东西，我对当时中国哲学大失所望，因而，没有写这类哲学的一篇文章。在哲学所，文革十年，完全停止了业务工作。1976年文革结束後，哲学所的专业分工没有提上日程，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我开始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政体问题」这类文章，成为我转向政治学的起点。
在中国科大数学系五年，我把数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以外，在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十八年，我把哲学排除在社会科学以外。回顾我从1959年以来的60多年心路历程，从数学到物理学，从自然科学经过哲学的桥梁，进入了社会科学王国，踏进了政治学领域。由于捍卫政治科学的神圣理念，1989年逃出了中国，从此流亡异国他乡。我经历了两种制度、两个世界的现实生活，到最後，我才发现，在我思想走过的全部历程中，我只是做了一件事，就是在我生活的现实环境中，数学始终在我的心灵深处操纵着我，指引我寻找「现实世界」後面的「规范世界」。我的回忆录，是一部心路历程与现实世界历程交织的记录。
§ 4   哲学的黄昏  
英费尔德般的嘲笑  
1963年7月开始，中国与苏联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开始公开化，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当时，我在科大进入第五年最后一学年，要集中力量写毕业论文。我的毕业论文是量子场论中色散关系方面的问题。从《九评》第一篇文章发表开始，科大学生就要学习《九评》。当时，我虽然对哲学有兴趣，但对中苏分歧这种实际政治，不仅没有兴趣，而且不愿意化时间来读这方面的文章。所以在讨论会时连怎么讲都不会。我的疑问是，「修正主义」是一种思想，怎么可以把一个国家与「修正主义」连在一起呢？「苏修」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不知道是指什么。我连这样的问题，都感到无法在讨论会上提出来，所以，开会几乎不发言。就是发言，也是文不对题。
在大学期间，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谈的都是「没有鸿沟的哲学」。我完全不知道，在1964年那个「反修」年代，「没有鸿沟的哲学」，就是「修正主义」哲学。我就是带着这种哲学投考研究生，并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
在我进入哲学研究所时，中国大陆的政治空气是强调阶级斗争，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我不关心政治，认为研究哲学，是为了发现哲学真理。到哲学所不久，我参加了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座谈会，写了一篇讲述「任何事物之间不存在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哲学文章。文章写好後，《光明日报》排好了清样。这是我踏入哲学所後第一篇文章。有一天，哲学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的一位中年研究人员赵凤岐友好地表示要我到他办公室谈谈。我进入他办公室，发现他躺在一张躺椅上。我奇怪的是，办公室里怎么会有躺椅？他坐了起来。我与赵凤岐的谈话内容早忘记了，只知道他看了我文章的清样，後来，《光明日报》没有刊登我那篇「没有鸿沟的哲学」文章。
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与爱因斯坦合写过一本书，书名是《物理学的进化》。报考研究生时，要求考生对英费尔德《哲学的黄昏》一文发表评论。这篇文章是波兰《政治周刊》记者那斯土兰卡在1961年访问英费尔德的报道。英费尔德在谈到哲学的对像时说，哲学曾研究过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今天成了「物理学的问题了」。英费尔德认为，「哲学在那个还没有科学的朦胧时代是有意义的。」「哲学是这样一堆问题，它们依靠『信仰』的假设来解答的。」英费尔德对一些哲学家关于「世界」和「原子」的说法，认为都是「廉价的、哄人的东西」。在英费尔德看来，哲学家是对「世界」「原子」这类问题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观念，使人读后感到模模糊糊、感到宗教般的迷醉。过去，时间、空间、物质、原子，都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今天都成了物理学的问题了。「哲学从来也不是满满口袋，因为它逐渐把那些成为独立科学的部门分出去了，今天这个口袋是空的，或者几乎是空的。」英费尔德认为，物理学对以往那些哲学概念的理解是科学的，「从理解的努力所产生的乐趣代替宗教的迷醉心情，这些努力是理性的胜利。而那些轻易得来的形而上学的迷醉则是暂时的和骗人的。」 （英费尔德：《哲学的黄昏——或没有形而上学的悸动的认识的愉快》。波兰《政治周刊》，1961年第22期）
【图4·1】英费尔德（右）与爱因斯坦
让自然科学穿上辩证法的外衣
英费尔德这些言论使我难以忘怀。在科技大学严格的科学教育之余，我理智上已经认识到，这时应当用音乐、艺术来充实自己，但我仍然按小学时代的形成的习惯，投入了哲学抽象思考的怀抱。当我听到关肇直老师在讲「有限与无限」、「空间与时间」的「辩证法」时，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和宗教般的迷醉。我原以为撰写《二阶图形辩证法》，把模糊的哲学概念精确化，是用理性来改造哲学。英费尔德使我震惊，在波兰，与中国一样，原来哲学是那么肤浅。我在写考卷时，心里就非常明白，我内心中完全赞同英费尔德对哲学的看法，如果我在考卷中表示赞同，认为哲学已到黄昏阶段，我就不会被录取。如果我违心批判英费尔德，我的行为就与我大学五年接受的教育，背道而驰，我不能、也不会这样做。进入哲学所後，我不断遇到这样的两难问题，我从不违心，每一次都用理性和智慧，渡过了一个一个难关。在文革时代，尤其这样。
在哲学研究所，我在办公室的桌子，临接《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范岱年的桌子。他曾在科技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但我十多年时间中一直不知道。我觉得，范岱年待人友好、平等。我与范岱年谈话较多。但有人告诉我，范岱年是「右派分子」。我听到後很不舒服，原来人与人之间接近还有种种政治性障碍。
文革前的哲学所，研究室称为研究组。自然辩证法组的组长是于光远，他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的处长。龚育之也在科学处工作。1964年成为于光远、龚育之研究生的是童天湘、金吾伦和我三人。童天湘来自新乡师范学院，他的哥哥是童天鉴，就是诗人田间。「田间」就是「天鉴」的谐音。金吾伦也是科技大学毕业的，是全校团委书记。我们三人看望龚育之老师，他的妻子孙小礼为我们做了油炸的平鱼。自然辩证法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于光远、龚育之研究生。于光远带研究生没有课程、没有目标、没有要求，听任各人自由发展。他给我们讲课，从来是说谈笑风生、信口开河，与关肇直、张宗燧的严谨适成对照。我只记得他谈对四川乐山大佛的感观，说乐山大佛的耳朵里长了一棵大树，而大佛脚背上，可以容纳整个生产队的人，在脚背上开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不要研究生有什么科学精神、探索热忱。当时，不仅有「桌子的哲学」，还有「卖西瓜的哲学」。哲学研究所对自然辩证法组所要求的，就是要让自然科学精确的概念模糊化，穿上「辩证法」的外衣。不过，于光远对每一个人都没有丝毫强制，他连这种要求都没有表达，龚育之则不闻不问。
【图4·2】于光远（1915-2013）
哲学广播操
我开始当哲学研究生时，中国哲学界正在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展开无休止的论战。翻阅这些文章，只能看到重复出现的「一二一」、「一二一」，我称它们为哲学广播操。当时，「理论权威」康生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是「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是「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说，「合二而一论」，是「同党大唱对台戏」，「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章声称，这场斗争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证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红旗》杂志1965年3月15日）当时，「自然辩证法界」也从各方面去论证『一分为二』的普遍性，氢和氧化合成水，也被称作为『一分为二』的实例。龚育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不是『合二而一』，而是『一分为二』。我在跨进哲学研究所不久，为中国当代哲学而惭愧！英费尔德的声音不时在我耳边回响，不时阻止我写任何「廉价的、哄人的哲学」。大学时代的同学大部分在西郊中关村科学院工作，我只要发表一篇龚育之那种哲学，就会引起同学的笑话，所以，进入哲学所的全部时间，除了一篇没有发表的「没有鸿沟的哲学」外，我没有写过任何谈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哲学的文章。所以，英费尔德般的嘲笑是我最终离开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   5    襄阳「四清」
从1963年起，毛泽东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後来，改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
在1960年到1962年大饥荒岁月，中国共产党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农民种植自留地、用自留地产品到农村集市上出售，农村还实行包产到户。这种放松，是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当权派的许可下，在农村自发形成的，而且使农村逐步走出大饥荒，情况有所好转，但在实质上改变了毛泽东「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策。毛泽东认为，在农村，很多党的支部权力不在共产党的手中，这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起的「猖狂进攻」。为了击败这些进攻，就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引自1964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面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提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在这些地方，应「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引自196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
樊城集训听取王光美「桃园经验」
1964年夏天，被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後，我开始到哲学所，不是上学，而是直接上班。上班後几个月，哲学所安排全体新到的大学生、研究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参加「四清」的地方，在湖北省襄阳县。进入农村前，我们与湖北省的地方干部，大部分是省、县、公社抽调出来的官员，一起在临近襄阳的樊城接受「集训」，学习有关「四清」的文件、听取「四清」经验的介绍。「集训」期间，重点介绍了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园」四清的经验。
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1963年，王光美随刘少奇访问印尼，身穿旗袍、戴着项链的形象，在中国广为人知。这一次，王光美在在河北省桃园四清，谈的是怎样「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怎样与贫下中农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王光美这两种形象，引起了所有四清工作队员的注意。
王光美桃园经验「访贫问苦」与她在印尼的光彩形象，对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王光美穿着旗袍项链访问印尼引起了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嫉妒，而「桃园经验」，造成了毛泽东的反感，一年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和王光美遭到厄运与这些事件有着内在联系。
在访问印尼前，王光美到上海，为自己和刘少奇选布料，订做衣服。当时江青在上海休养，王光美给她带去了毛泽东的一封信。在王光美和江青见面时，江青问王光美：「你在国外准备戴什么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在中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大环境中，江青和王光美还谈托尔斯泰小说中安娜·卡列尼娜的穿着打扮，对当时的共产党员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参加集训的所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人，都称为「社教工作队员」。我们集训时住樊城招待所，中饭、晚饭，主食是米饭，副食经常是用大脸盆盛装的大块大块猪肉。对经历了三年大饥荒的所有人来说，集训的主要目的，不是学习什么「桃园经验」，而是「大吃大饱」，准备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时忍饥挨饿。
实地体会贫农生活
我与哲学所胡文耕、童天湘，以及湖北省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陈修文四个人为「社教工作队」的一个小组，进驻了襄阳县牛首公社花园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有一位农民为我们腾出了一间房屋，房间只有很小的窗户，室内很阴暗。他家中除了有一张破旧不堪的桌子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