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南巡时也在杭州、南京等地校阅营伍。其时，太平日久，八旗兵及绿营兵皆已腐败，将军喜欢坐轿而不骑马，士兵喜欢吹箫而不习武。


        乾隆第二次南巡时，杭州的兵竟吹箫前来迎驾，乾隆大怒，严词训诫，下令“营伍中但许用钲鼓铜角，其箫管细乐概行禁之。”并下令将军、提镇一律不许坐轿。虽然乾隆三令五申，但颓风未能扭转.






       乾隆南巡时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随行，亲眼看到了军队的腐败积弊，嘉庆后来说：“朕于甲辰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谢，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当时以为笑谈。”






“得旨：『览奏俱悉。在汝等平素留心训练、整饬营伍以卫生民，朕于甲辰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练乎？至于洋盗尤宜严缉，总当力禁海口出洋贩船内如米、豆、铁器等项。。。。。。”

－－见「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十七。






其实这情况乾隆自己也知道，早在乾隆元年的一道上谕中就说：

“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




嘉庆也写了一篇声泪俱下的劝书。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十二日，嘉庆帝训谕八旗：




　　八旗子弟，国之世仆也，百有余年，英才辈出，不可胜纪。但是，由于生齿日众，其间也有失于教训的子弟，又遇见一些不肯为国家作养人才、只知道食禄保位的都统、副都统，再加上作奸犯科，开局哄骗的不良百姓，所以一些八旗子弟逐渐趋于下流，甘为卑污，如蛾投火，不知改悔。这些人只图片时逸乐，不考虑一世身家，实在是很可怜的。奸匪棍徒多方引诱，最可恨的就是聚赌。那些开局的恶棍，用意只在敛钱，一些八旗子弟受愚弄，昏迷不觉，实在可哀。好赌的人有五大弊害：食禄国家，不知节俭，妄希图泽，终至困穷，其弊一也;上不能供父母甘，下不能顾妻子饥寒，其弊二也;学习文武，俱缺资本，终为无用之人，其弊三也;一入赌局，有败无胜，典卖物品既穷，偷窃之心顿起，其弊四也;偶为鼠窃，未犯国法，胆益放恣，最后导致身败名裂，其弊五也。这五种弊害，贤都必不犯，不肖者必不改。特书此数语，诞告八旗，务令家喻户晓。



再来一口


　　嘉庆帝还说：八旗都统、副都统七十余员，何忍视国家有用之子弟，半为无用之匪徒，为什么不对他们加意训导呢?诸臣中能尽一分心力，国家受一分之福。如果一些八旗子弟能翻然改悔，日引月长，恢复旧习，成为良才，这实在是国家的福分;如果诸臣无一人尽心心力，八旗子弟无一人翻然改悔，这是国家的大不幸。



据记载，当时在与白莲教作战的战场上，八旗将领们把临时招募来的乡勇放在前面，八旗子弟兵跟在后面。
死伤是临时工乡勇的，功劳是后面有编制的八旗子弟兵正式工的。


其实这并不新鲜。




清军入关依靠的是大明内乱崇祯自尽群龙无首，大量的归顺军队、高明的策反手段。



山海关之战八旗军就躲在吴三桂屁股后面。入关后，多数战役，清军都是优势兵力。可以说吴三桂等打下了清朝的半壁江山。



大同之战，摄政王多尔滚 、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六大王爷倾巢出动以数倍于明军的兵力和人海战术围攻姜瓖总兵官一人，就是这样，大同还打了9个月。



在南昌，只有几千人的南明守军，就主动出击城外的清军（约5万人）不少于5次。

归顺军打头阵，八旗督阵是清军的基本作战模式之一。



衡阳大捷，清初理政三王之一，努尔哈赤之孙爱新觉罗·尼堪被阵斩，八旗主力被李定国歼灭后，八旗兵力明显大规模下降，更是让汉军打头阵，八旗躲藏在后面。



康熙三年（1664年）茅麓山战役八旗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就让汉军在前面进攻，八旗躲在后面督阵。



到白莲教起义时，绿营汉军也不灵了，就让团练乡勇临时工上。



到了清末，八旗兵完全丧失战斗力，是站在巨人后面发呆的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