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我在东北四年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774 次 更新时间：2013-12-08 20:53:21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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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东丰的土改，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大约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完成了土改，建立了政权。但是自己检讨起来，还是犯了不少“左”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试验群众的自发性。本来这是以前学马列时被明确否定了的问题，但是我这时不知为什么头脑发昏，听说毛主席并不反对自发性，而且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根据，于是就自作主张地进行试验了。具体做法是，我们在这个村子搞土改，附近几个村子我们不管，让群众自己去搞。后来一检查，搞得一塌糊涂。因为首先起来出头干的就是那些平时不务正业的勇敢分子，也就是在南方被叫做“痞子”的人。他们胡来一气，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策。不但地主富农吓个半死，由他们瞎折腾，还尽量巴结或者收买他们，中农也不敢做声，老实巴交的贫雇农也离他们远远的。所以试验不久就承认失败了，还得由工作队从头来，而且成了“夹生饭”，更难搞了。

　　 二是根据中央工委关于保障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权和一切通过贫农团的指示精神，接受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两次公开批评。这个口号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已经弄不清了，但确实在南满盛行了一阵。当时的辽东省委书记白坚和辽南省委书记林一山等，在东北局的会议上向陈云发难。印象深的有两点。一个是说他在临江时过分强调困难，把我们的处境形容为“风雨飘摇中的豆油灯”，批评他犯了悲观主义的错误。另一个就是土改中的“左”倾，包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据当时传达，陈云作了上纲很高的自我批评，但也反过来批评了白坚等人；高岗最后作结论时更是严厉地批评了他们。

　　 三是在土改中打人的问题。当时形成了一股风：土改必须一再开斗争地主富农的大会，斗争会上往往发生打人的事，使打人成了普遍现象，特别是为了挖他们的金银财宝之类浮财。当时打人的“理论”是，为了平民愤，打下恶霸地主的威风，特别要使农民对地主撕破脸，防止地富翻天，动员贫雇农参军。

　　 但总的说来，我们工作团掌握的还比较稳，打人的事避免不了，但还没听说有打死人的事。为此，最近我还专门询问了当年的工作队员、现为北京重型电机厂离休干部的门荣升，他肯定没打死过人。我是不愿意看到打人的，并认为打人残忍，但阶级斗争的弦使我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制止。特别是有一件使我长期感到内疚的事，就是对一位小学教员的伤害。我有说话随便、好出洋相的毛病。一次斗争会批斗一个小学教员，不知他本人是地主，还是为地主做了什么事，斗争会上问到他的问题他就是不说。恰巧我经过此地，就顺口说了一句：你再不说就割了你的耳朵。说罢又到别处巡视去了。后来等我回来一看，窗台上果然有一只人的耳朵。我一追查，工作队员说是赵兴士干的。批评赵兴士，他的回答是：你不是说要割他的耳朵吗？我无话可说，但也懊悔至今，一直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学教员。

　　 土改工作极为紧张，经常是连夜作战，更没什么休息和假日。生活上，因为要和贫雇农同吃同住，所以也比较艰苦。我是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把胃搞坏的，得了一辈子胃病。土改时的生活我很不适应。东北那时普遍吃高粱米，而且吃法特别，就是在米虽煮熟但还很硬的时候，用笊篱把米捞出来倒在凉水里，再从凉水里盛出来吃，嚼起来非常费劲，很难嚼碎。据说这样吃耐饥。下饭的菜是大葱蘸酱，就是拿一盘酱和几棵大葱蘸着吃。在双城时我的胃已经给吃坏了，见了高粱米饭就吐酸水。但又不能特殊化。怎么办呢？我就让警卫员把高粱米磨成面，擀面条、蒸窝头都行。给群众一解释，他们也完全理解，还十分同情。到东丰时有了玉米，吃玉米面或玉米子还可换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