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因不堪忍受屈辱自杀的除了教授学者，还有几位浴血奋战过的开国将军。
刘培善不堪批斗上吊
刘培善是湖南省茶陵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担任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7年3月，刘培善奉命到江西“支左”（编辑插嘴：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被认为支持保守派（江西省军区和部分军分区）遭批判。6月7日，刘培善被“造反派”强行绑架进京批斗，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说他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路上刘培善假装“肚子疼”要求看病，通过医生给南京军区传出纸条，这才被解救。1968年4月他进京参加学习班，军区党委扩大会上宣读了一封对刘培善的检举信，批判他是阴谋家、野心家、反军夺权，批斗中有人动手打他。刘培善不堪忍受，于5月8日晚在锅炉房上吊自杀。终年56岁。
获知刘培善因被批斗而自杀，毛泽东在福州军区的报告上批示：“不给出路，逼迫自杀。”后来周恩来也说：“刘培善同志是老同志，好同志，我们没有做好工作！”1978年5月，福州军区为刘培善举行了悼念仪式，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唐金龙与另一少将同天自尽
唐金龙是湖北汉川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爆发时他在武汉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文革”初期，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准备把唐金龙调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但贺龙随后被打倒，唐金龙受牵连也遭受迫害。“造反派”于武汉军区礼堂召开大会批斗唐金龙，要给他戴“贺龙黑干将唐金龙”的高帽，唐金龙坚决不许，“造反派”上前摘他的红领章，他大怒，脱下衣服扔在地上，高声道：“谁给我扯了谁给我缝上，老子决不饶他！”数日后，武汉军区召开常委会，点名唐金龙交代贺龙的问题。唐金龙拍案而起，大怒离席。
1967年1月20日，贺龙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唐金龙在武汉军区礼堂被指为“贺龙的黑干将”，也被扯去领章帽徽批斗，并被要求第二天向“革命群众”做出书面检查。21日凌晨，性烈如火的唐金龙选择了一种极端方式来维护军人的尊严——他在家中用那把曾经抗战杀敌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唐金龙同一天自杀的，还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吕炳安是河北省深泽县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
1967年元月初，军委指示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汉军区机关和领导受到冲击。受冲击最厉害的当属兼任军区“文革办”主任的吕炳安。“造反派”根据林彪批军队“文革”负责人刘志坚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要求吕承认武汉军区也执行了这一反动路线。1月21日上午，吕炳安在军区招待所被发现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王良恩被江青逼上绝路
王良恩是山东潍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6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负责中办日常工作和协助周恩来工作。
“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查抄林彪的住宅时，发现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写给毛泽东、林彪的3封信。从呈阅件上的签字不难看出，是当时经王良恩呈周恩来，并由周恩来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
1972年底，江青指示“彻查信为什么到林彪那里”，大约一个月之后，江青又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作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并开会说王良恩搞她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在继续清查林彪的罪证中，中央专案组又从毛家湾查出了一封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这封信被发现后，王良恩转给了周恩来。江青完全明白，这封信暴露了她曾与林彪相勾结反党乱军的罪责。因此，她气急败坏，对王良恩绝不肯放过。
在那一段日子，王良恩把自己关在住所里，先后写了四次检查，但每次检讨都被顶了回来。他被批判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林彪、陈伯达一伙狼狈为奸，篡党夺权。1973年1月26日，绝望的王良恩在卫生间自杀身亡。时年54岁。197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委在一定范围内为王良恩作出了平反的决定。
此外，上将阎红彦1967年1月8日逝世，公安部部长、少将李震1973年10月21日逝世，官方结论也为自杀，但至今仍有疑问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