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在西安，一时之间，局势紧张，各方势力齐聚西安。
经过十余日的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当面向张学良承诺：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联俄及英、美，改组中国国民党，至此，张学良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心愿终于达成。

蒋介石和张学良是把兄弟，这个大家都知道，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目的达成后，张学良也怕夜长梦多， 出了乱子不好跟国人交代，25日下午3点，便匆匆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可惜的是，一到南京，张学良便遭到软禁，这让他的亲朋部下们，是心急如焚，高崇民就是其中一位。
高崇民，辽宁开原人，父亲高景芳，是一位教书先生，深知民族大义。
1985年中法战争之后，法国传教士来到开原县传教，笼络教民，横行乡里，此举让高景芳很是愤怒，声称誓不入教，还劝阻乡亲们入教，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高景芳深表同情和支持，也因此得罪教会，被迫逃离家园，在开原县大寨子村落脚。
在这里，高景芳一家，房屋一间，地无一垄，靠租种一点土地勉强为生，当时的高崇民虽然只有10岁，但已经记事儿，对外国侵略者是憎恨不已，在父亲的影响下，高崇民奋达读书，于1909年考入奉天省立农林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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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革命思潮兴起，高崇民深受影响，于1911年在奉天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反清活动，1914年毕业后，高崇民又考取公费留学，前往东京启明大学深造。
回国之后，高崇民先后加入“民治俱进会”、“启明学社”等组织，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奔走于北平、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1928年，时任奉天工商联合会总务长的高崇民曾领导大规模的商民反附加警揖税的斗争，因为此事儿，高崇民受到张学良接见，并且深得张学良赏识，被张学良聘请为秘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高崇民是痛心疾首，他曾当面质问张学良，张学良不仅没生气，反而将他因为诤友，在高崇民辞去秘书职务后，依旧按月给他生活费。
离开张学良身边后，高崇民与阎宝航、杜重远等人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抗日武装力量，捍卫国土完整，1933年，又加入“复东社”，扬言蒋介石不抗日，就不支持他，也因此遭到通缉。
在东北抗日最艰难，高崇民最不得志的时候，一位名叫孙达生的地下党员出现在他身边，在孙达生的影响下，高崇民彻底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撕毁他的国民党党证，决定加入组织，奔走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之间，想说服他们一致抗日。
在张学良思想的转变过程中，高崇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6年4月，在高崇民的穿针引线下，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洛川会谈，确定了不打内战，与红三军合作的方针，为提高东北军的思想觉悟，经张学良默许，高崇民等人还油印《活着》，散发到东北军中，为此，高崇民再一次受到蒋介石通缉。
西安事变前夕，高崇民参与研究扣蒋后的各项措施，并起草了“八项主张”的电文，事变爆发后，又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出了不少力。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东北军变得群龙无首，多次设法营救张学良未果后，高崇民前往东北，组织“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并出任主席团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在高崇民的引导下，很多爱国青年投身抗日洪流。
可惜的是，1937年2月，“二二事件”爆发，顾祝同入驻西安，东北军东调，杨虎城被迫出国，鉴于如此形式，高崇民只能隐居在渭南一带，暗中为抗日做努力。
1941年，高崇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好友杜重远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这样他心急如焚。

高崇民与杜重远，在1928年便相识，二人在反对苛捐杂税时，结下深厚友谊，都是张学良的左膀右臂，而且还在九一八之后，一起为抗日救亡奔走，多年的情义，让高崇民无法再过隐居日子，他决定出山，营救老友。
在多次给盛世才去信未果后，高崇民决定亲自走一趟新疆，见见盛世才，可要去新疆，就要坐飞机，当时有数的几架飞机，都在军统的严格控制之下，高崇民无奈，只能求助重庆的友人。
便在这时，戴笠竟然联系高崇民了，说是愿意帮高崇民去新疆，但条件是高崇民必须到重庆会晤。
救友心切的高崇民根本没有多想，便去了重庆，结果到重庆，却被戴笠晾了20多天，才跟他见面，见面之后，戴笠又是种种威胁，种种刁难，这让高崇民愤慨不已。
知道戴笠不是真心帮他，高崇民便提出回家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可这时候，戴笠却不让他走了，而且还恐吓高崇民：“如果你要离开重庆的话，那么有人肯定要找你麻烦的，到那时，我也没办法了！”。

从那之后，高崇民便被戴笠给软禁了起来，并且派特务时刻监视，搞的高崇民不厌其烦，于是便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余一介寒士，流亡无依，有何可谓？防之若敌？”。
但可惜的是，戴笠并不给他回信，依旧派特务死死地盯着他，这让高崇民无可奈何，就连妻子曾昭惠因精神病发，服毒而死，高崇民都没有回家奔丧。
为何戴笠要如此对待高崇民呢？原因很简单，第一，是在西安事变时，高崇民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而且还派自己的儿子亲自去延安，这让戴笠忌恨不已。
第二嘛，就是戴笠想要收服高崇民，为自己所用，为此，还派自己的秘书去当说客，许以高官厚禄，可惜，被高崇民拒绝。
高崇民不“配合”，戴笠便一直软禁和监视着他，这让高崇民无可奈何，又愤慨异常。
虽然诸多不便，但高崇民并未就此放弃抗日，反而加入民主同盟，民主革命同盟等组织，继续为抗日奔走呼号。
在重庆期间，高崇民一直与周总理保持联系，并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不断约请身在重庆的东北各界名人，团结了一大批东北抗日志士。
1944年，高崇民好友杜重远被盛世才杀害，听闻噩耗的高崇民是声泪俱下，含泪为老友撰写挽联：“不死于强寇而死于国贼，遗恨当年岳武忠；原图为朋友何图为枭獍，可怜今世弥不平。”。
好友杜重远牺牲后，高崇民怒气冲冲找戴笠质问，可惜却被他的秘书李少白拦了下来，高崇民直接了当对李少白说：
“请你替我转告戴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日……没有什么个人目的，也没有野心，我现在就为了打回东北老家……我这颗脑袋你们什么时候想要就只管说，不同那么多特务盯着我！”。
虽然属于不同阵营，但李少白把这话转告戴笠后，戴笠同样对高崇民敬佩不已，称赞道：“高崇民真是一条汉子！”。
1945年8月，经过8年苦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抗日胜利，高崇民终于可以返回家乡。
被组织任命为安东省政府主席后，离开重庆，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可被特务间谍环绕，想要脱身，何其艰难，无奈，高崇民只能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求援。
得知此事儿后，组织也很重视，积极为高崇民寻找机会，不久，地下党员韩幽桐与丈夫张友渔随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前往上海，于是，组织让张友渔先不走，让高崇民扮作韩幽桐的丈夫，随美国新闻处的人员先一步离开。

就这样，高崇民逃脱了囚禁自己5年的囚笼，辗转回到东北，1946年7月，高崇民如愿成为一名党员，并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安东省主席等职。
1948年，又出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参与领导东北的各项建设，并从事争取国民党上层将领的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高崇民又先后担任一致四届政协常务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等职，为东北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可惜的是，就是这样一位为国为民的人物，在浩劫中也未能幸免，遭到诬陷迫害。
1971年，高崇民离开人世，享年80岁，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