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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57年一些影片的评价问题 6park.com

袁文殊　陈荒煤 6park.com

编者按：下面发表的是袁文殊和陈荒煤两位同志就陈荒煤同志写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一文交换意见的来往信件。这篇文章是去年12月2日在本报发表的。我们认为，袁文殊同志提出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对这篇文章的处理也是有缺点的。 6park.com

（一） 6park.com

荒煤同志：
听说你已经从国外回来了，近况谅好。
读了你在去年12月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一文之后，觉得有些意见很想和你谈谈，但是那时你已远在国外，又想到你一定很忙，所以未便写信相扰。现在虽然事隔二月，但是那些问题觉得仍有商谈的必要，因此特将我个人的看法提出来，请你指正。
首先，我觉得你这篇文章在对1957年我国电影艺术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作了肯定之后，对一部分影片中所表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其中许多意见也极可宝贵。回想1956年冬至1957年春夏之间，在右派进攻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之下，整个电影战线被弄得乌烟瘴气，邪说纷纭，许多创作人员迷失了方向。因此产生了一些有错误思想和歪曲了生活真实的影片，这确是一个沉痛的经验教训。诚如你所指出的，“由于电影艺术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时常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趣味。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电影界对一些具有严重错误思想的影片进行了批判，使广大电影创作人员受到了教育。……不过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那个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并没有完全摧毁，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这些渣滓又浮了上来。”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幸好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一场剧烈的整风反右斗争之后，电影战线上的上述情况才改变过来，党的领导巩固了，电影事业的方针端正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孤立了。在大破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艺术观点的基础上，电影工作者的思想觉悟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而给1958年的电影事业大跃进创造了条件。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1957年的整风，1958年的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事实摆在眼前，1958年的影片产量比1957年增加了两倍还不止，创作人员开始和群众接触了，创作人员的精神面貌也大大改观了。当然电影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为了更好的接受这个经验教训，使所有创作人员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而加紧自己的思想改造，提高电影创作水平，对过去影片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分析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所以你在这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6park.com

但是，当我读完文章，除了得到上述的教益之外，也还感到有些不满足和看法上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所以我现在愿意提出来和你商讨。
首先，我觉得你从影片样式上来区分问题，把喜剧影片归到一类来进行批判，就势必把许多错误性质不同，或只有一些缺点的喜剧影片都混淆在一起了，这是不恰当的。你在“滥用讽刺，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直接攻击党和新社会，反对党的领导”的小标题下面，批评了“未完成的喜剧”和“谁是被抛弃的人”、“寻爱记”、“球场风波”、“三个战友”、“幸福”等等许多影片。这些片子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或错误，个别片子错误还很严重，但不应把他们一律和“未完成的喜剧”相提并论。比如“寻爱记”和“未完成的喜剧”就有极大的不同。影片“未完成的喜剧”，的确如你所说的，是一部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庸俗不堪的影片，它不论是主题的构思，人物的设计，情节的安排以及种种细节描写都恶毒地在攻击和诽谤我们的新社会，歪曲我们党的政策和丑化我们的负责干部，而且狠毒到要一棍子打死的程度。在吕班的眼里，一切新社会、新制度、党的领导、党的政策等等都一无是处，应该打倒。应该让资产阶级的庸俗腐朽的东西复辟，让他们来坐天下。这是实实在在的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片。但是影片“寻爱记”，则虽然为了追求喜剧效果，不顾场合，不看人物乱用了讽刺，结果对不该讽刺的人物给了许多嘲讽，而对真正要讽刺的对象却反而加以宽容，这就弄得观点模糊，是非不清。这样的影片的确反映了我们创作人员的思想感情的庸俗和情操的低下，对观众不会产生提高道德品质的教育作用。但这些只是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或错误，同恶意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的“未完成的喜剧”是有根本性质的区别的。因此，把这类影片和“未完成的喜剧”划在一道，都归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就感到话有点说过了头了。其结果就势必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错误混淆起来，把错误严重化。所以我以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方法是不恰当的。 6park.com

其次，你把所有在表现党的领导上存在着缺点的影片，不论其情况如何，都一概划为“抹煞党的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取消或歪曲党员及领导人物的形象，歪曲党的生活和作风”，这也把问题扩大化了，好像那么多影片都存在着同样严重的错误似的，这也不够恰当，因为实际情况并不是完全如此。实际上是，有许多影片虽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像你所指出的那类缺点，但是这些缺点在那些影片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更不是那些影片的主要倾向，那些影片的主要倾向还是正确的。因此你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有很大的片面性。
不错，像影片“护士日记”、“母女教师”、
“牧人之子”、“幸福”、“乘风破浪”、“凤凰之歌”和“洞箫横吹”等等，诚如你所指出的，是“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进行斗争，可是，作者只着重表现了他们个人的斗争，对党的组织和领导所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力量，却表现得非常微弱，甚至把一些不正确的作风和错误的领导方法，也当作好的东西来表现，因而，体现在银幕上的党员和领导人员的形象，就苍白无力，缺乏生气，甚至简单粗暴，作风生硬，不近情理。”这种批评是合乎事实的，是正确的。但是这只能说明这些影片的一个侧面，还有另外的更主要的一个侧面你没有进行应有的分析和估计，因此，就显得很不全面，结果就把消极面扩大了。
例如，像“护士日记”那样的影片，尽管它把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实际斗争锻炼的过程写得比较简单，从而不能深刻地反映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在实际锻炼中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在主人公简素华参加工作的全部经历中，党、团组织对她思想上的教育和帮助也还写得不够，而为了显示主人公的优秀品质，在某些细节描写上也有过分突出她的作用的地方，等等。但是无论如何，这部影片的基调是向上的，基本上是健康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中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为了响应祖国的号召，宁愿暂时离开爱人，不怕艰难困苦，到工作需要的遥远的地方去从事建设事业，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表扬的优秀品质。在全部影片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日新又新的气象和周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新的变化和发展。所以，虽然影片还有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从创作人员来说，应该汲取经验，引为教训，在今后的创作中进一步提高，但是，这部影片的客观效果，基本上是好的，有一定的鼓舞人的力量的。 6park.com

其它如“母女教师”、“乘风破浪”、“牧人之子”和“幸福”等等，虽然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但是它的主要方向还是正确的。而你在这方面却忽略了对影片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对影片的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也缺少正确的辨别，因此而说：“去年有相当数量的影片，其错误是带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尽管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我觉得这个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正如在前面说过的，在右派妖风刮来的当时，的确有一部分创作人员迷失了方向，对自己的创作道路发生动摇，从而造
成创作上的严重错误，但是依我看来，对大多数创作人员来说，还是你在文章开头时候说的对，主要是“由于电影艺术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时常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趣味”罢了。除了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外，绝大部分是属于思想问题，不能说都是政治问题，因此也就不应该肯定他们都是有意识的“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既然大多数影片是属于思想问题，就只能得出思想错误的结论，而不应该得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性的结论，你说是不是呢？
当然，政治问题和艺术思想问题往往是关系密切，难于区分的。但是两者究竟有所不同，特别是评论到1957年在右派猖狂进攻下的电影创作的时候，更需要仔细而谨慎地加以区别，哪些是政治性的进攻，哪些是思想上的错误，恰如其分的给予评论，才能使有关创作人员得到正确的教育。因为艺术思想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而政治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了。
再次是，关于在影片中表现党的领导的问题，我觉得你在文章中也说得不够清楚，因此有使人产生误解的地方。首先我要说，你对于
“青春的脚步”和“情长谊深”的导演们在创作过程中表现的错误思想进行揭露、批判是准确的而且是有力的。有些创作人员认为作品中出现了党团员和党团负责干部，就会使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因而有意回避描写党团员，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你说到在影片中表现不表现党员和能不能表现好党员的形象的时候，问题就说得不够清楚了。我以为应该把它分开来说：对那些不愿意在影片中表现党团员形象的创作者，可以指出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的错误想法，对那些表现了党团员形象而表现得不够恰当、不好的创作者，应该分析他们为什么表现不恰当的原因，实事求是的把他们的缺点指出来，使他们引为教训，更多的从正面来谈会更贴切一些，不知道你以为怎样？
最后，把“白旗”这个名词用来批判艺术思想，现在看来并不妥当，你的看法如何？
末了，我还要说一遍，你的文章所指出的我们1957年电影创作中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对我们当前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将牢牢的记住这1957年的经验教训。我完全同意你在文章的最后所指出的，1957年的电影创作之所以产生如此严重的错误，右派进攻固然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它和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员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分不开的。这对于在做直接组织创作和制片工作的我们，责任尤其重大。正如你所说的，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工农兵方向，强调要创造新英雄人物，但是却放松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认真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和督促所有的创作人员深入生活，锻炼改造；另一方面就是依靠党的领导不够，政治没有挂帅，脱离政治轻视政治的现象不但在创作人员中间十分普遍，在我们这些负责干部中间也相当严重，在日常工作中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政治工作极不深入也不经常，这样就难怪当右派的妖风刮来的时候，完全经不住考验而被弄得乌烟瘴气了。拿我个人来说，你所指出的一个怕字贯串三个阶段的情况都存在着，的确，开始时候过多的强调电影的特性，怕放手之后会乱，会放出毒草来；到了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时候又不敢进行思想领导，怕妨碍“百花齐放”；到出了坏影片的时候又不敢正视错误，害怕批评，这实际是一种不相信真理，不相信群众的右倾思想的表现。
由于党的英明领导，经过整风反右之后，把坏事变为好事，现在创作人员的情况已大为改观了。1958年，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指示，光是艺术片就完成了四十八部，美术片五十四本，科教片一百一十三部。显然，如果广大创作人员的觉悟程度没有提高，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要完成这个空前的生产指标是不可能的。特别值得高兴的是，过去的一年间，所有的创作人员都接触了实际，并且已经开始体会到深入生活的重大意义了。我们相信，在1958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继续深入生活，锻炼改造，提高艺术修养和艺术技巧，就不但可以不断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而且将逐步建成一支又红又专的电影队伍。所以整个说来，情况是良好的，前途是乐观的。
匆匆写来，不妥当之处，还望教正。 6park.com

此致敬礼！
袁文殊
2月1日
上海 6park.com

（二）文殊同志： 6park.com

来信收到。最近工作较忙，同时，你所提出的意见很重要，需要仔细地考虑一下，所以没有立即回信，请你原谅。
我那篇文章是在去年出国之前赶写出来的，写得比较匆忙，发表的时候也没有机会亲自再修改一遍。经过莫斯科时，我还曾经写过信给报社文艺部的同志，请他们再仔细斟酌一下，把毒草和一些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的影片区别开来，以免发生误会。可是那时候文章已经发表了。今年回国来因为忙，又没有及时写文章纠正这个缺点。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很值得汲取的教训。这篇文章涉及到许多问题，如果事先多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多修改一下再发表就好了。
我基本上同意你对我的这篇文章存在的缺点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
我觉得文章最主要的缺点，是在批判错误倾向的同时，对各种影片中所表现的程度不同的错误、特别是错误的性质，没有仔细地加以区别，具体的分析很不够。
我个人认为：1957年电影艺术片的创作情况，确实是严重的。这一年一共完成了四十部影片，其中有十部是戏曲舞台纪录片。而三十部故事片中，有六、七部影片表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还有好几部影片也表现了很多错误。这就是说，有十几部影片有相当严重的错误。当然，其性质与程度也还是有所不同的。（附带说明一下，我文章中所提到的许多部影片，不完全是1957年的产品，还有五、六部影片是1958年的产品，只是为了说明错误的倾向而提到它。提到某些影片时，也只就其某一点错误而说明某一种倾向的共同性，也并不认为这些影片都是毒草。从1957年以来，电影界无论发表文章也好，在会议中发言也好，公开宣布了毒草的还只是一部“未完成的喜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带有普遍性和共同性。比如，滥用讽刺，有意回避或不愿去描写党的领导和党员形象，以及实际欣赏和宣扬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趣味等等现象。1957年是我们近几年艺术生产量最多的一年，然而艺术创作中思想上的混乱却也是惊人的。所以，我认为，这一年电影艺术创作中的错误确是一种带倾向性的问题，不是一种个别、偶然的现象。这一点，我个人感触很深，痛感到责任的重大，因此，写文章就强调了错误的倾向这一方面，而忽视了指出错误倾向的同时，仔细区别影片中错误的不同的性质和程度上的区别，只就作品中所流露的某一种错误倾向而归于一类，既没有首先从政治上来区别错误的性质，也没有能细致地判断错误的程度了。
例如，滥用讽刺这一类的错误，“寻爱记”、
“三个战友”等，显然和“未完成的喜剧”有所不同。作为作品来看，当然不能只强调创作者的动机，最后还是要从客观效果来评价作品，但如吕班那种明目张胆、有意攻击新社会，以及作品之坏，显然和某些作者企图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立场不稳，表现不深刻，滥用讽刺手段，追求庸俗低级趣味的效果而形成某些错误是不相同的，这是应该严格区别开来的。正如你所说的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也要看到一个根本的教训，立场思想不改变，尽管不是有意识地却也可能创作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来。除了“未完成的喜剧”外，前年有个别的讽刺喜剧片，也确实可以说是和“毒草”相差无几了。
自然，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趣味还是要经常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问题需要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才能帮助创作工作者进一步克服弱点，大步前进。 6park.com

从这一点来讲，我深深感到我们电影理论工作的落后。我们现在很需要认真地从1957年艺术创作的错误中去吸取教训，正面地去探讨一下（通过作品的具体分析）真实与党性、讽刺喜剧、表现党的领导形象、如何描写知识分子等等问题，使得有些创作者对这些问题具有正确的认识，消除某些误解；使得我们的电影创作在题材上更广泛，在样式上更多样。正是如此，我觉得，你指出我文章中的这些缺点，是十分必要的。不然，它很可能在创作人员中间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但是有一点意见我还保留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从1957年影片的错误的倾向来看，有错误的影片这样多，某些错误又带有共同性与普遍性（自然，性质与程度有所不同），概括起来讲，说是“尽管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我觉得，从错误的倾向和思想的实质上来看，这个看法还是可以的，是不过分的。问题是从对工农兵方向动摇到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这中间还有很大距离，我说的太笼统，缺乏对各种不同情况的具体分析。同时如果我不用“叛变”、“白旗”这些字眼，而只说这是对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违背，个别影片竟达到了反党的地步，这样也许更恰当，更符合事实一些。这自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这个看法还有片面性。但仍提出来和你商讨。
我同意，把许多有错误思想的影片一律叫作“白旗”，是不恰当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白旗”这个概念是不明确的，当时，是一般地指资产阶级的思想。现在看来，用“白旗”这个名词来批判创作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很不恰当的。红旗和白旗应该是指政治上的两条道路、大是大非、香花与毒草的区别。而文学艺术创作现象是复杂的，恐怕很难以此作简单的判断。
谢谢你提出的许多宝贵的意见。这对我们更好地帮助、推动创作，特别是很好地总结1958年的创作，有很大好处。也希望今后能经常通讯来交换一些创作上的看法和意见。我复信中如有不妥当的看法，还请你指正。敬礼！ 6park.com

陈荒煤
2月21日 6park.com

人民日报 1959.3.4
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
——1957年电影艺术片中错误思想倾向的批判 6park.com

陈荒煤 6park.com

1957年的春天，钟惦棐把反党的电影的锣鼓敲响之后，右派分子向党的电影事业进行了疯狂的进攻。他们集中目标攻击党对电影工作的领导，极力歪曲和诬蔑党的文艺政策，反对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主张倒退，企图把电影事业拉回资本主义的道路。
右派分子的进攻，遭到电影艺术工作者的坚决回击。在党的领导下，电影界在斗争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紧张的反右斗争中，艺术片的生产仍然超额完成任务。反映工农兵题材的影片也还是多数；无论内容、形式和风格方面都比较多样，看得出来，许多人都在努力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去年拍摄的一些较好的影片，如“海魂”“边寨烽火”“女篮五号”“五更寒”等，在今年4月新片展览时，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这证明了，电影方面为了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加强制片厂的责任，直接负责文学剧本到影片完成的艺术领导、审查、批准，鼓励创作人员的创作集体的活动，发扬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电影艺术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时常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趣味。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电影界对一些具有严重错误思想的影片进行了批判，使广大电影创作人员受到了教育。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就是一个例子。不过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那个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并没有完全摧毁，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这些渣滓又浮了上来。 6park.com

已经放映的一部分艺术片，如“情长谊深”“球场风波”“寻爱记”“青春的脚步”“雾海夜航”等，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严正批评。也还有一部分影片，拍摄完毕后还需要作修改或者根本不能放映，如“未完成的喜剧”“谁是被抛弃的人”“不夜城”等。除了一些直接攻击党、攻击新社会的毒草外，有许多影片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观点和趣味；甚至个别较好的影片也掺杂有这些东西。
为了拔掉银幕上的白旗，插上红旗，为了电影创作的大跃进（电影创作的跃进，首先决定于创作工作者思想的跃进），特别是为了使明年创作提高一步，对1957年艺术创作中的主要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是十分需要的。
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
滥用讽刺，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直接攻击党和新社会，反对党的领导
1957年的影片中，讽刺喜剧特别流行。除了那部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庸俗不堪的“未完成的喜剧”外，有“球场风波”
“寻爱记”“三个战友”“幸福”，以及原来文学剧本采取讽刺喜剧样式的“谁是被抛弃的人”“探亲记”等等。
首先应该说明，我们是需要运用讽刺喜剧的样式来批评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揭发生活中新旧的矛盾与冲突的。讽刺喜剧应该成为批评人民群众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武器。重要的问题是作者站在什么立场来讽刺和批评。
“未完成的喜剧”的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是很鲜明的，就是直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新社会。所以，尽管它是恶毒的，但是却一目了然。 6park.com

还有一些问题严重而表现得较隐晦的影片。它们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实质上却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和生活，形成对新社会的攻击和反对党的领导。
比如“谁是被抛弃的人”，作者原来企图是鞭挞一个入城以来蜕化变质的老干部。如果能够深刻地揭露这种思想的本质，能够充分表现我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组织的力量，尽管这种题材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是一种个别的现象，也不是不可以表现的。
可是，这部影片却完全歪曲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于树德这个在新社会为非作恶的坏人，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影片根本没有表现党和群众对他的斗争。它给人的印象只是：老党员、老干部进了城，当了领导，就都变质了。这是对党的攻击和污蔑。而通过人物形象，通过所渲染的城市的物质生活，把城市和乡村、干部和群众夸大地歪曲地对立起来。同样的观点，也反映在“探亲记”这个剧本里。这两部影片尽管都没有按原剧本拍摄（“探亲记”的主题已经作了根本改变），然而却有着一个共同倾向：站在反动的立场，滥用讽刺，夸大生活中个别现象，歪曲生活，形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攻击。 6park.com

再如“球场风波”。“风波”本来不大，不过是一个让不让打篮球的问题。篮球打赢了，恋爱成功了，影片也就完了。可是作者为了制造矛盾，却不惜用一切力量来创造一个丑角——张主任。并且为了突出这个丑角，把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加以丑化了。影片几乎讽刺了所有的人，唯独那一对资产阶级教授父女却被描写成那样热心积极，温文尔雅。幸亏他们“干预生活”，“风波”才得圆满解决。作者的倾向性难道还不明显？讽刺的锋芒向着谁，难道还不明白么？
“寻爱记”似乎是在讽刺张士禄和马美娜的资产阶级思想。然而作者对李勇这个所谓正面人物也作了许多讽刺，并且最后还让那两个招摇撞骗的青年男女结合在一起。“幸福”是讽刺王家有的，可是，对他的错误思想并没有给予有力的批判；“三个战友”对于“大洋马”也是如此。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编导并没有真正去接触思想深处的东西，只是为了取悦于部分落后观众，过多地追求所谓喜剧的效果，强加于人物身上许多不必要的噱头，卖弄低级趣味。于是，出现了许多撞人、摔跤、蛋糕打在脸上、香蕉皮沾在鼻尖上、人掉在泥坑里等等逗笑的镜头。作者忘记了笑和讽刺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认真考虑讽刺什么，为什么讽刺，如何讽刺。好像讽刺可以不管对象，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一样。
这样滥用讽刺，只追求所谓喜剧效果，其结果，不但必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庸俗低级趣味的堆砌，也必然会片面地夸大生活中的阴暗面和缺点，歪曲生活的真实。尽管这些创作者的政治情况有所不同，其中只有一个编导吕班堕落成了右派分子，但是，从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不能不说“谁是被抛弃的人”“球场风波”等，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
抹杀党的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取消或歪曲党员及领导人物的形象，歪曲党的生活和作风
1957年的艺术片中，有好些影片有意回避描写或取消党员和党的领导的形象，甚至公然对党的领导人物形象加以歪曲、丑化。
“青春的脚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剧本原名“生活的教育”，是企图通过美兰的堕落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情感，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主题基本上是好的，尽管写得还不够深刻，还有些缺点。 6park.com

原来文学剧本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比如静文的父亲高主任，是一个老干部，是本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曾经对彭珂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可是，影片中却变为一个高院长，是个老工程师、民主人士。原作中静文是一个革命干部后代，团支书，党员，曾对美兰进行过批评，参与了对资产阶级设计思想的斗争，后来与萧平结合在一起；而影片又把她表现为一个毫无原则的、一心一意要萧平与美兰和好的“大姐”。原作中彭珂也是一个党员、转业军人，但是蜕化变质了。影片中也改为一个旧工程人员。
总之，导演把原作中党员的称号都取消了，不论是好党员或坏党员。所以，这丝毫也不能说，导演是在维护党的利益。如果在银幕上出现了一个蜕化变质的党员，但也让我们看到党的组织和其他党员对他展开了严肃的斗争，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再如“情长谊深”，原来剧本中有一个党员副所长。尽管有些戏写得不够好，但从她身上多少还体现出来一些党的政策精神。可是影片中把这个党员副所长的戏全部删掉了。
“生活的浪花”和“悬崖”，原来也都看不到一个鲜明的党员形象，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斗争，也都看不到党的领导。“雾海夜航”在发生触礁事件前，我们只看到一个代理支部书记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地恳求船长停车，但是仍然服从了船长错误的指示。等到触礁事故发生之后，这位代理支书就从此“失踪”了。
在另外的一些影片中，党的工作人员、领导人员往往也是置身于斗争之外的，除了看见他们说几句空话之外，看不到什么作用。有的导演甚至认为：一出现党员直接参与斗争，戏就发展不下去了。
“幸福”“护士日记”“牧人之子”“洞箫横吹”“母女教师”“乘风破浪”“凤凰之歌”等等，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进行斗争，可是，作者只着重表现了他们个人的斗争，对党的组织和领导所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力量，却表现得非常微弱，甚至把一些不正确的作风和错误的领导方法，也当作好的东西来表现，因而，体现在银幕上的党员和领导人员的形象，就苍白无力，缺乏生气，甚至简单粗暴，作风生硬，不近情理。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实际上反映了创作人员对党的生活的无知，也反映了他们对表现党的生活和斗争根本缺乏热情。
我们绝没有这种简单的要求：无论表现什么主题和题材的影片，都一定硬要加上一个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今天不论是在工作、生活中，凡是遇到重大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涉及到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电影艺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特别是反映今天大跃进的现实，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党员和领导人物的形象从银幕上排挤出去。如果不能鲜明地表现党员的形象，把党员排斥在斗争之外，就不可能表现党的作用和力量，尤其不可能正确地体现党的优良传统和领导作风。
过去的事实也证明，许多影片之所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热爱，正是因为创造了许多鲜明的、生动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从“中华女儿”“赵一曼”“钢铁战士”，到最近的“党的女儿”“铁窗烈火”“永不消逝的电波”，都正好说明这一点。
所以，借口反对公式主义和概念化，异想天开地要在银幕上取消党团员的形象，这不过是故意要歪曲生活的真实，企图抹杀党在现实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党的领导而已。不然的话，为什么有些讽刺喜剧影片中却又出现了党的领导干部形象呢？只是在这种场合，除了尽力将他们丑化以外，看不出有其它目的。
当然，创造优秀的共产党员的以及领导的形象，对我们来讲，永远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这也是我们今天艺术创作者无法回避的一个历史任务。
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情感，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不久前在长春和上海举行的电影创作会议上，有些编导流露了一种情绪，说以后不要再去描写知识分子了，尤其是不能描写他们的爱情，写了就一定会犯错误。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正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造自己，改变自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使自己逐步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建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如果有些影片，正确地去表现知识分子的改造、成长、成为与工农相结合的新型知识分子的过程，来教育青年，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么？其次，错误的发生，也不在于描写了爱情。青年生活中当然有爱情，但这不是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如果正确地表现爱情，这种爱情是鼓舞人向上、提高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这又有什么不可以描写呢？
我们过去对于有关知识分子生活的题材反映得很少，现在需要适当地反映这方面的题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题材，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反映什么，如何反映。
但去年摄制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影片，如“情长谊深”“青春的脚步”“悬崖”“乘风破浪”“护士日记”“复试”“生活的浪花”“上海姑娘”等，几乎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千方百计，借尸还魂地来表现、宣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
这些影片从表面看起来，都好像是打算要批判某些东西。“情长谊深”好像是要批判高级知识分子的保守思想；“青春的脚步”和“悬崖”都似乎要批判两个女主角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的浪花”似乎在批判个人主义。但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是假批判之名，而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辩护，甚至宣扬、美化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创作者对黄慰文、金章、美兰、方晴这些应该批判的人物充满了同情与偏爱，极力为这些人辩解。比如“青春的脚步”，原来未修改前的影片中，不但看不到对美兰有任何批判，倒好像周围的人都作了对不起她的事情。导演最得意、认为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戏，是彭珂从法院回来，他母亲要上去责备他的时候，被他的妻子淑芳阻拦住，随后他的妻子含着泪为他准备晚餐。整个影片对彭珂没有进行任何斗争，只有几个群众对他“怒目而视”，作出“无言的谴责”姿态。影片的调子是低沉的、阴暗的，极力渲染美兰“失足”后的个人的矛盾痛苦、悲观失望，以博得观众的同情。导演与演员对这个角色的创造实际上是一种欣赏的态度，完全沉醉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大海里了。无怪乎有些同志批评，看了这种影片，不禁感觉又回到三十年前的时代去了。
“情长谊深”比起“青春的脚步”“悬崖”来，资产阶级的观点、思想情感并不是那么显露，然而愈隐蔽则毒素更深。这部影片正是针锋相对地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通过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他们。而这部影片实质上是宣扬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友谊可以超越一切。影片所表现的友谊，就是要对那位充满崇美观点、不愿改造自己的科学家低声下气，百般容忍迁就，不进行批评和领导，好像唯有如此才能感动、团结高级知识分子。
可是，“情长谊深”所宣扬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情”，封建社会的“谊”，正是要被我们焚毁的渣滓。知识分子已经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末就作“梁上君子”，保留个人主义的臭架子，不和劳动人民相结合；要末就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投降无产阶级，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正是知识分子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这部影片到底对谁有“情谊”也就不难想见了。
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题材的影片中，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影片，就是表现新型青年知识分子愿意投身到建设工程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例如“乘风破浪”“护士日记”“上海姑娘”等。但是这类影片有时却过于美化知识分子，甚至为了美化、突出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不惜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歪曲工人群众和党的领导形象。
比如，“上海姑娘”这部影片，就把一个上海姑娘白玫表现得高于一切。在整个工地建设中，唯有她重视工程的质量，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成为唯一正确的人物；而党和行政的领导却都是一些官僚主义者。结果，便形成这么一个上海姑娘孤立地在改造世界。
总之，这些影片都无非是反映各种各样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然而，作者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来衡量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引导他们真正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相反，这些影片，不但没有能够表现党和群众的力量与作用，却在歌颂各种各样的个人奋斗，把前进的动力归结为爱情和友谊，甚至是个人主义者的痛苦、矛盾和错误。
这些影片顽强地表现了各种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宣扬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性论、伦理道德、爱情至上、友谊第一、温情主义、天才论、人情味等等，连知识分子的缺点和错误都加以容忍、同情、甚至偏爱、欣赏。所以，这些影片名曰批判个人主义，实则欣赏个人主义。
这些影片也大大宣扬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对个人主义者的痛苦和矛盾加以渲染，欣赏那种颓废、哀怨、忧悒、悲伤的情调。其中西装花衣服流行，布景则要富丽堂皇，黄色歌曲和黄色镜头也出现了。严重的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不但在这些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影片中泛滥着，甚至在表现少数民族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影片中也泛滥着。“芦笙恋歌”原来的主题是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但现在却成了“恋爱至上”的“人猿泰山”式的影片。根据赵树理原作“三里湾”改编的“花好月圆”，倒是名副其实的“花好月圆”，除了突出、夸大了三对青年的恋爱外，把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条主线抽掉了。更不用说像“不夜城”这样一部资产阶级的赞歌的影片。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宣扬简直是淋漓尽致！
我想，就1957年和1958年上半年出产的某些艺术片来看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倾向，主要是表现在以上的几个方面。我不可能对每一部影片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另外的一些影片，一般的描写不够真实，反映现实题材的不够典型，歪曲生活等等的现象也不去讲它了，仅仅就这些重要的错误倾向，已经足够使我们得到沉痛的教训了。
彻底扫清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加强党的领导，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建立又红又专的电影队伍
去年有相当数量的影片，其错误是带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尽管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
1957年在许多电影创作人员中，工农兵题材吃不开了，文艺的党性原则不再提了，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要求放弃了。在战争中被党教育成长起来的、拍摄了革命战争题材而获得一定成就却堕落为右派分子的导演郭维公然宣称：“再不当战争贩子，再不拍摄战争题材了。”右派分子吕班说“就靠殷秀岑和韩兰根这两人可以吃一辈子。”有人叫喊着“要大胆写痛苦、写感情、写恋爱、写真实”；有人宣布“导演是三军统帅”要“导演治厂”……这许许多多的谬论，难道不正是响应了钟惦棐的“倒退”的号召么？
所以，1957年某些影片创作中的错误思想倾向是十分鲜明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在电影阵地上的反映，这是一场尖锐的阵地争夺战，是电影艺术方面两条道路的斗争。
自然，这些影片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电影局领导方面来讲，尽管我们强调工农兵的方向，强调创造新英雄人物等等，但是恰恰放松了最根本的一条，没有经常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帮助创作人员深入生活，锻炼改造。同时，也没有认识到，应该坚决把电影制片厂这样一个重要的、错综复杂的事业交给各地党委、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取得各地党的直接关心和具体监督。
电影局和制片厂的领导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开始是强调电影的特性，怕“放”，怕不好领导，怕放出毒草来，怕放弃集中管理。以后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时，又放弃了思想领导和思想斗争。到后来，出了一些坏影片，又怕批评，怕锄毒草，不敢正视错误的严重性。总之，一个怕字贯串三个阶段，实质上是右倾思想，是不相信真理、不相信党的领导、不相信群众的一种表现。
关于电影艺术创作的队伍问题。应该首先肯定，这支队伍是有力量的，经得起考验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然而过去由于没有坚决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迷信少数专家，崇拜权威，不坚持下乡上山的锻炼改造方针，因此在时代飞跃前进的过程中，就不可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且，根据现在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来看，这支队伍显然太小了，需要很好整顿、调整、改造和扩大，大大增加新的血液。
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摆在面前，那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生活情调，以及艺术观点、艺术趣味，至今还束缚着、支配着我们某些艺术家。这种状况不改变，电影创作是无法跃进的。这要求理论战线上一系列的工作，有计划地、系统地、彻底地批判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倾向。在坚决批判修正主义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教条主义的批评，防止教条主义的抬头。
总之，没有这些条件和气候，修正主义的歪风不可能如此猖狂。要彻底扫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必须从以上三个方面，从根本着手，即加强党的领导，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彻底改造队伍，建立又红又专的队伍。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及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的斗争，是长期的。今后它们会更隐蔽、更巧妙地来侵袭我们。因而，对它们的批判是必须坚决进行到底的。把1957年电影艺术片创作中的错误加以暴露，是有很大好处的。这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因为，白旗树立起来，更便于我们辨别方向、了解敌情，明了我们的阵地还不巩固，那里还需要插上红旗，而积极工作，参与斗争。
但是，也有些同志不这样想，或者希望禁止演出这些坏影片，或者不愿意去正面展开严厉的批评。这样作，倒真是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应该按照党的指示，正视这种严重的错误，要敢于大破大立，使电影艺术创作工作者认真地吸取教训。
我在电影局负责艺术片生产的领导工作，产生了这样多不好的影片，我要负很大的责任，也应该对自己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右倾思想，进行深刻检查。但是影片既然产生，已经成了社会产品，发生了影响，那么，就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问题了，应该从党的政策来考虑问题，如何积极来锄草，使其变为肥料，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从今年5月起，党的领导方面指示电影艺术工作者要多拍摄些纪录片，纪录大跃进的时代，同时，投身到大跃进时代去改造自己，为时不到半年，已经有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党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更加鼓舞我们满怀信心地奋勇前进。
让我们大家一齐动手，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吧！让红旗一面紧接着一面，一面比一面更鲜明地在银幕上飞扬吧！我们相信在全体电影艺术工作者共同的协作和努力下，电影艺术一定能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迎接国庆十周年。 6park.com

人民日报 1958.12.2


贴主:走直于2021_01_21 0:52:48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