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年到永恒---文革宣言，連載之39 -6parkb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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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武装革命时，有一个完整豪华坚定战无不胜的元帅将军队伍，当年奋起革命的造反者，其成员除理想主义者外，有反压迫的热血者，也有追求财富找出路的利己者，还有的是抱着出人头地的想法参加革命的，带有很大成分的小资产阶级自私本性，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或者根本没有改造。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对革命的认识不深，自始至终对资本主义对帝国主义充满感情，隐藏潜伏时可以写检查，表决心，然而大气候一变，必然马上变脸，原形毕露。所有这些人尽管目的不同，但他们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是一致的。还有一个可悲的矛盾是：毛主席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才向官僚宣战的，偏偏绝大多数老百姓的价值判断是伦理判断或简单的感情判断-----认为打江山坐江山天经地义。与武装革命相比较，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需要一个“牧师，传教士”的队伍，但毛主席并没有一个完整可靠的队伍，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破旧立新没有可靠的同盟军。人民群众参加文革更多的是响应号召，而不是自觉和真正的理解，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还没达到融化到血液中，铭刻在骨头上，还没有成为自觉的行动。造反派的思想不成熟，不统一。也有相当的一批所谓的左派干部如许世友，韦国清等形左实右，别有用心打着文革的旗号，破坏分化瓦解造反派。尤其华国锋发动政变逮捕造反派。文革后，邓以“二十年不搞运动”彻底俘虏了这个共产主义信念不纯的官僚队伍，他们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是邓复辟的组织基础。当然，在看到复辟后的严酷现实，最后也有一部分人发出“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的觉醒。 6park.com

6. 中国没有宗教，不懂人生意义的思考，不去追求人生的本质和真理。因此中国人不喜欢做痛苦的人，也就是说，理想主义的斗私批修，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有少数圣徒能做到。中国人也不喜欢做饥寒交迫的自由狼。中国的人伦，人本倾向造就了中国人喜欢做快乐猪的文化，庸俗，粗鄙的赵本山能成为亿万富翁，买飞机直观地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这种没信仰，短视，功利使得中国人非常容易被摸猫先一类的魔鬼理论所误导，利用和绑架。这是邓顺利复辟的社会思想基础。

7. 许多文革的领导者，骨干如张春桥，江青他们属于有真诚，无威望；有目标无方法；敏感坚定但不懂妥协和审时度势的斗争艺术，更缺乏机警。更多的几乎所有的革命者甚至包括一些红卫兵，左派（这些年我读过许多回忆录什么王力，徐景贤，蒯大富，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不知道有回忆录没，很想一看）他们为人正派，要求进步，但是没一个理解毛主席的继续革命思想，他们基本都是儒家思维，都本能地习惯于打江山坐江山，崇尚儒家传统的官僚主义制度建设，为民做主。

江青和张春桥的影响仅限于文化和宣传领域，在军队和政府系统几乎没有思想同盟，尤其是在军队中，除丁盛和冼恒汉外都抵制过“四人帮”。毛主席也没有为江青张春桥在军队建立任何可靠的联系。理论正确是一回事，势力和利益驱动也是实实在在。江青曾经告诫戚本禹“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而江青的失败，恰恰在于没有结交诸侯。

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戚本禹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汪东兴也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从一些毛主席卫士以及文革造反派的回忆录来看江青和总理在转战陕北时陪伴毛主席左右他们关系是非常好，有很深的战友情。

毛主席所说的：“恩来怕江青”这句话要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本意，其含义是江青有的长处是总理所不具备的，所以才有恩来怕江青之说。刚烈，敏感，有激情是江青所长，武训传是她先发现问题的，这样的优点当文艺的哨兵合适，但当主席不在后，这样的特点是她遭人记恨的最大缺点。毛主席评论说：你江青不仅没有武则天那两下子，连慈禧太后都不如。据戚本禹介绍，江青为此非常难过，曾经大哭了一场。毛主席这个批评也是有所指的：搞政治需要建立自己的同盟，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和力量，江青等人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头脑，在建立政治同盟推进政策目标方面，同盟的狭隘化，意味着力量的不足，这就种下了后来文革失败并走向反面的恶果。比如，陶铸，彭德怀是支持文革的，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江青过于天真地坚持毛主席的政治理念，忽略权力或利益人际关系等现实策略。除此而外，无产阶级左派的水平经验和能力原因导致运动激情有余，稳步扎实的事业推进不足。

8. 毛主席对自己的平衡术和文革的效果过于自信，过于迷信人民的力量和一贯正确，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走资派的反动邪恶以及兽性的改造之难估计不足。

9.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起步的，为保证30%以上的积累以实现早日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又要保证95%以上的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点决定了短期内不可能生活上丰衣足食，尤其是不能满足一些能人们对发家致富的欲望。

毛主席希望以继续革命的精神塑造一个干净理想的新世界。然而革命名义下的造反运动不仅有真实义愤，合理的诉求，也有借革命之名行私愤的报复和别有用心的破坏。不同的力量的诉求，角力造成全面内战。各派组织，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在运动中都有过激行为，为了个人利益，落井下石，嫁祸他人，说假话，作假证，假保证。最为可悲的是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只能靠权利和行政手段才可以贯彻和保证时，导致观念冲突，路线斗争和权利争夺交织在一起，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四人帮居然有破坏文革之罪行，官僚和文痞把文革期间的各种不良现象成为污名化文革，抹黑文革的口实。

文革的失败除上述具体的原因，也有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

中国的政治由于没有信仰没有神性，所以历史上除表面上的道统外，事实上也存在一个只讲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信用道德底线的无耻魔统。它从孔老二的子为父隐，杀少正卯，赵高的指鹿为马，石敬瑭的儿皇帝，到蒋介石的四一二，为娶宋美龄佛前发誓以及邓所代表的这一魔统登峰造极的口是心非的表决心，充满谎言的检讨书及永不翻案的保证。中国民间虽然也有剥舌地狱之说，但中国的文化从来没有诚信，人品低劣的无耻行为还是有几分欣赏的，什么“君子言不必信”。毛主席作为理想主义者以自己的政治伦理道德高估了小人的道德伦理。毛主席曾经受到的排挤比邓严重得多，但是毛主席没有写假检讨，而是说服大家自己在真理一边。毛主席他忽视了人性的自私和卑鄙，轻易相信了别人的检讨和保证，他自己成了他所曾经嘲笑过的救了冻僵毒蛇的农夫。这是毛主席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人民的悲剧。邓小平改变了毛主席和先烈们付出鲜血和生命所改变的。剥削，苦力，童工，妓女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又重回中华大地。邓小平的被拥趸和猫摸先的号召力来源于不死腐朽的封建官僚文化和相当一部分人不分是非捞世界的自私庸俗，并因此而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绝对不是邓的能力水平，人格魅力和理论号召力的强大，而是利益的诱惑，事实上，也没有几个正经人会看得起不读书，不看报，沉溺于打桥牌，读武侠，人伦上X小妈，六四屠夫，百色起义逃兵。中国人民的解放自强的伟大事业，就被一个禽兽不如的无耻叛徒（该徒居然一年两次去纪念堂恶心毛主席他老人家，脸皮也够厚的。）和一个不要灵魂的魔鬼所阻止，并把中国进一步拖入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深渊，这一变修复辟虽在八十年代末期很多人开始了反思，但是在当时，文革的结束，四人帮的粉碎，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的确代表了相当大部分的民意。尽管现在看来这个民意是靠不住的，再一次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原因在于：老百姓比较看重眼前利益，人民的情绪也可能被野心家所蛊惑煽动，这样的民意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影响下的民意，是没有觉悟的民意。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正在为自己当初的错误选择付出代价。真正伟大的领袖绝不是迎合奉承庸俗狭隘的民意，而是领导民众去他们不愿意去但必须去或者应该去的地方。正如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强调的：“真正负责的行政管理不是简单顺应民意，而是真正地促进人民利益”。

在民众普遍缺乏理性精神，没有信仰或者信仰不坚定一致，价值取向不成熟的情况下。篡权政变者，官僚，阴谋家可以操控媒体，媒体可以操控民意，民意可以左右政治的方向。中国自从周代开始了龙崇拜文化，皇帝也号称真龙天子，每逢天旱人们便拜祭龙王祈雨，如果祈雨不得，便会暴晒龙王，甚至吊打龙王。但是没听说西方有惩罚上帝或者基督的。

中国的1977年到1988年一般会被许多人所怀念，感觉当时比较心情舒畅。因为那个时代理想和社会正义还没有退去，还没有堕落。同时又有一种失去道德制约的解脱，现在如理性地思考，不难判断那是一个开始“吸毒”的时代，人们在猫摸先的蛊惑下开始堕落：背叛信念，丢掉理想，卑劣战胜崇高，物欲战胜艰苦创业的热血情怀。从那时开始，卑鄙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高尚者的墓志铭，当善良没有觉悟的人们被“胡汉三”包藏自私的政治野心和报复心理的阴谋和文人精英对文革怨妇式的控诉所绑架欺骗，便会无意识地跟着否定文革充满对“二奶先驱”这个假冤案的无知同情，接受毛主席晚年犯有严重错误这一无耻谰言。现在理性地看否定文革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尽管它当时的确反应了一部分民意，但这民意是错误的，是被官僚和文人腐儒给误导和代表了的，它背离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主要是当时一些人的“三老情结”响应了“还乡团”的复辟：

1. 老百姓渴望改善生活的俗民情结愿望。导致容易接受关于文革影响经济发展的说法。在七十年代以前，毛主席周总理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制造业，积累较重，轻工业不足。以农业支撑了整个中国的工业和国防的原始积累，中国工业的年增长率13.6%，而农业的增长只有2.8%。建国后人口数量增长较快，人口寿命也提高一倍以上。因此，80年代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不大尤其农村普遍处于温饱水平。全国农民从1957年到1977年人均年收入从40.5元仅增加到64.98元。中国的人口，资源和已过海外殖民掠夺财富历史时期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国工业化起步绝无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可能，中国只有社会主义道路一条路可走。因此，1949-1976年，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积累是最合理公正公平和快速的，社会大多数付出代价最小的途径。取得的成绩最辉煌。从中央决策层面讲，没有任何错误。给人的感觉是毛主席，周恩来时代的做法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修水库，建东北商品粮基地，自从邓复辟当道以来的做法是前任给后人挖坑，埋地雷，挖矿，卖资源，印四万亿纸币，房价涨。不管什么人把为中国发展打下坚实精神和物质基础，历史史诗般的建国三十年，污蔑为封闭僵化老路的都是小丑，胡扯，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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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welyoung于2024_08_02 7:04:19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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