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反革命活动猖獗，严重危及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恢复。1950年1～ 10月，全国共发生妄图颠覆新政权的武装暴乱816起。[3]自1950年1月下旬至3月中旬，华东各省发生反革命暴动事件40余起，干部战士伤亡120余人，区乡政府被毁7处，公粮被劫600余万斤。[4]1950年3月，广州等地遭敌机轰炸，导致广东的土匪活动演变为全省暴动，共发生袭击区乡政府机关等事件102起。[5]1950年2月18日，邓小平向中央报告说：国民党匪特和封建阶级（包括地主、恶霸、帮会、土匪）正展开全面的反抗革命的斗争。其特点和性质是剧烈的武装斗争。反革命武装川东区约3万人，川南区2万余人，川北、川西、西康、贵州的反革命武装均很猖獗。“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6]。 6park.com
针对反革命活动有增无减的情况，1950年3月18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3·18指示”）[7]。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专项指示。指示指出，对反革命活动“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死刑。”但为避免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在判决后，应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既要“给反革命分子的暴动捣乱破坏行为以严厉的镇压，又对其胁从分子、罪恶不大的分子给以宽大处理，令其改过自新。” 6park.com
“3·18指示”发出后，刘少奇接连对镇反工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近来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有些不够”，“对这些破坏分子必须严办，不严办，不给以恐怖是不对的。公安部及铁道部即商讨出办法通知各地，批评各地麻痹现象。”[8]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主要领导人较早明确表态，批评镇反不力。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受其鼓动，国内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狂。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地下军，委任各路司令和省主席、专员、县长，散布谣言，杀害干部群众，刺探军事情报，炸毁铁路桥梁，抢劫各类物资。更严重的是，在中央各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内部也混进了反革命分子，而且不是个别现象[12]。9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一起企图在10月1日国庆一周年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重大案件，逮捕美国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等7人，缴获迫击炮等武器。 6park.com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央有关部委、各中央局不断向中央反映，认为镇反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右的偏向，“不办首恶，误解宽大政策”[13]，“偏差到‘宽大无边’，宽大到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宽大到助长匪特气焰、脱离人民大众的程度了”[14]。公安部分析认为，反革命活动日趋猖狂的原因，一是残余反革命力量仍大量存在，二是朝鲜战争的刺激，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对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不够，严重存在“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15]。

8月5日，刘少奇在十八个专业会议代表会上指出，司法机关的中心工作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对民事案件和反革命案件应区别轻重，“对于反革命案件，一定要赶快处理，绝对不能压，因为两种案件的性质不同”。对有组织地进行破坏活动并有确凿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应当“严厉镇压，绝不该宽大”[16]。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7月26日至8月11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司法会议，把镇反工作确定为司法工作的首要任务。 6park.com
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共破获重大特务案664件，破获国际间谍案9件，捕获特务13812人（含组长、支队长以上重要特务分子1078人），并对一部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17]。但由于严重的右的偏向以及缺乏具体措施，新中国成立一年后，人民政权受到反革命势力严重威胁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接连做出重大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下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10月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镇反问题，决定必须对反革命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10月10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刘少奇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揭开了全国镇反运动的序幕。

为了贯彻“双十指示”，10月16～21日，公安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部署镇反运动。10月18日，刘少奇在会议上指出，胜利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一律要办，但要分别轻重，不要冤枉好人[19]。10月28日，刘少奇起草中央批语，转发了罗瑞卿关于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经刘少奇修改的公安部报告，着重批评了右的偏向，对镇反运动作了总体部署，提出了处理方针：对于已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按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的原则办理，三者不可缺一。对于帝国主义特别美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组织和特务间谍分子，要关一批、赶一批。会门特别一贯道，是目前最大的反革命组织，在老区应实行公开的正面的进攻方针；在新区先搞反动头子，并为公开的正面的进攻准备必要条件。对于反革命谣言，必须实行讲、驳、追的政策。清理积案与侦捕新案相结合，纠正久押不问的现象。必须以镇压现行犯为主，即对于现在正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必须先办、严办[20]。 6park.com
“双十指示”发出后，刘少奇频繁起草中央电报、批语，批准、批转各地的镇反计划[21]。12月10日，刘少奇致信罗瑞卿说：为切实执行“双十指示”有关规定，“请你即检查哪些地方的报告已经送到？哪些地方尚无报告来？作一总结通知各地，并催那些尚无报告者，即送报告来。此件请即写好送我，并请你以后每四个月作一总结给我。”[22]12月29日，罗瑞卿将关于各地执行“双十指示”情况的报告送刘少奇并中央审阅。报告认为，“各地党委克服了干部思想中的各种顾虑，并已经开始执行今冬明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计划。全国各地今冬明春结合清匪、反霸、土改、冬防等任务所布置的镇反计划，一般是适当的。”1951年1月6日，刘少奇批示：“同意这个报告。望即集合各地经验，由中央公安部拟一通报，交中央审阅后发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23] 6park.com
1951年2月7日，刘少奇针对部分地区有镇反招致民主人士批评的顾虑指出：“在城市中的反革命亦应大杀几批，才能压下反革命气焰，鼓励群众的情绪。应告诉我们的干部，对反革命的坚决镇压，只要我们不杀错办错，是完全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理直气壮的，不要怕民主人士有什么批评和不满。” 6park.com
经过周密部署，各地短时间内在一个地区或多个地区统一行动，有计划、有准备地集中搜捕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同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解释镇反政策，广泛动员干部群众包括民主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参与，形成了对反革命“人人喊打”的统一战线。镇反运动终于打开了局面。 6park.com
1951年2月2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批准“条例”。21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施行。“条例”共21条，规定了反革命罪的性质情节罪名、量刑标准和适用刑罚、判处主体和程序[35]，使镇反运动有了统一的法律根据。

贴主:甲骨于2024_06_18 9:40:5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