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谎言说真话
－－酬答挚友刘路
相交三十余年的挚友刘路一篇《作家老庄》的文章风靡互联网，以至于国内已经多年未曾联系的老友也纷纷打电话来对刚刚出院的我表示问候。此事令我感慨颇深，虽然把玩文字已经几十年了，但是一篇不经眼的千把字文章竟然能掀动起如此大的波澜却是我始料未及的。虽然我的一只左眼已经彻底失明，右眼也已经不足能支撑我使用电脑码字了，但我神志清晰，思维也并未迟钝。借助工具尚可著述成文，因此我决定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境之下，把积郁在心许久的话语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
都说是童言无忌，而我其实就是一个老顽童，说话写文章常常是口无遮拦。因此不经意间就得罪了很多朋友，也冒犯过诸多正义之士。这些都是我的性格使然，也是多少年也改不掉的痼疾了。
我想，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在我告别这个姹紫嫣红的大千世界之前，恐怕这个痼疾是改不掉了的。因此拒绝谎言说真话，就是我恪守不变的信条。就如似我为马建先生写的那一篇书评中写的那样：“哪怕这真话会淋漓着殷殷碧血，哪怕这真话会颠覆我自幼就笃信的认知；会撕裂我的这颗千疮百孔的心灵。”
为了行文简洁。下面我将拟订几个小标题说出积郁在心底的话语。
<!--[if !supportLists]-->一．<!--[endif]-->我和挚友刘路交往溯源
我和刘路相识在北京，那时我是风靡京师的“囚犯作家”。他则是一位在北京某法学院校在读的研究生。刘路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他本人也对文学情有独钟。当时有一百多家媒体持续报道我在北京街头混迹在小商小贩的行列里，自作自售的奇特经历，不仅在民间引起了众多普通百姓的关注，甚至惹得我故乡文化机构的瞩目。
当年我的故乡黑龙江省伊春市的文化局长叫谷世泰，他也是从朗乡林业局一路升迁到伊春市文化局局长这个岗位上的。谷世泰本人也是一位散文作家，也出版过几本散文集了。也许是文人相惜的缘故，谷世泰局长来北京治病，住在林业部的招待所里，便约我去林业部的招待所里唔面，恰巧那天还有一位李姓年轻人也去看望谷世泰局长。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位李姓年轻人乃是刘路读研的同班同学。在谷局长的介绍之下，我和这位年轻同学也寒暄几句，算是彼此认识了。　　
那时节。我住在北京石景山区衙门口村，这里虽然已是北京的五环以外了，但房租便宜，我租住有几间房的一个四合院，每个月租金也只要８００元人民币，这是和现在北京的高昂租金无法比拟的。那时节我和几位愤世叛道的作家组织了一个文学沙龙，这个小团体的名字叫“康庄文学创作室”。
康庄两个字就是以发起人康强和我的姓氏做标签挂起来的。我们这个“康庄文学创作室”，除了我和康强之外。还有青年作家白天、吉林的散文作家朱军（和中央电视台的朱军同名。但不是一个人），以及后来去北京文学做了编辑的白连春等人。
康强的笔名叫羽之野，偶尔也会用扶桑做笔名。他艺术造诣深厚，文字功底扎实，但是性格孤傲，几近癫狂，偌大的中国文坛上。几乎就没有一个他能瞧得上眼的作家。白天的真名叫张厉巨，是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的青年作家，而朱军则本来是体制内的一名正科级干部，却好好的官都不当了。跑到北京新闻学院来读研究生。就是这么几个狂悖之徒，组成了这个“康庄文学创作室”。
每逢周末。我们这个“康庄文学创作室”都举办类似文学沙龙的活动。地点就在我家。常常是一盘花生米，几片火腿肠再加上一扎生啤，就能将中外文坛海吹神侃得吐沫星子横飞。能从马尔萨斯的百年孤独聊到尼采，也能从曹雪芹的红楼梦扯到阿Ｑ的精神胜利法。
刘路第一次来北京石景山区衙门村参加我家的文学沙龙活动，就是和哪位李姓同学一起来的。以后彼此熟识了，他和我们这几位叛经离道的狂悖之徒就都成朋友了。刘路的大学本科就是中文，他的文字清新飘逸，特别是古诗词的造诣颇有功力，而我则是只读完初二课程的老三届毕业生。我之所以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写作道路。成了一名“囚犯作家”，这完全就是命运的安排，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旨意。
<!--[if !supportLists]-->· <!--[endif]-->挚爱文学，希望自己将来作一个作家是我幼小时就朦胧在心底里的玫瑰色梦幻。但因生不逢时。在我最应该接受文学训练的时候，所有大学都停止招生了，我只能被动地接受这样命运。俄国作家高尔基曾写过“在人间”就是他的大学，那么我的大学是哪里呢？可以坦诚告诉大家。监狱就是我的大学，苦难就是我的老师。
<!--[if !supportLists]-->· <!--[endif]-->论及才华和写作天赋，我自愧自己无法与很多科班出身的作家比肩。但是论及写作之路的苦难程度，恐怕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囚犯作家”了。这就是刘路谈及的我最看重作家这个称谓的缘故。在刘路的《作家老庄》一文中，他谈及了我们之间交往的几件事，在此我就没有再赘述的必要了。在此我要提及的就是一件刘路不曾提及的往事。这件事就是我在国内最后一次和刘路见面时的一件小事。
<!--[if !supportLists]-->· <!--[endif]-->那是在２００３年的夏天。我此时已经在武汉知音杂志做了编辑，一次借到山东出差组稿的便利。我趁机转道平度县城去探访老友，那时刘路在平度县城里经营一家律所。看规模我就能判断出他是刚刚创业不久。此时我们大约已经有３年未曾见面了，老友相逢。盛情款待可以忽略不计，令我备受感动是因为我是假公济私行程，我只能预先就订购了回程车票，本来是想探望完老友，就从平度坐出租车去潍坊赶赴回武汉的火车的，但刘路却执意要去潍坊送我，刘路的律所那时还没有车。他是约了自己一位朋友开车送我去潍坊火车站的。从平度县城到潍坊市距离大约有八十公里，刘路这一送，颇有十里长亭送挚友的意蕴，所以让我至今铭记不忘。
<!--[if !supportLists]-->· <!--[endif]-->我知道在刘路心目中。我绝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挚友的。我对刘璐的感受也是一样，人生一世，值得深交的朋友弥足珍贵。就像对待桂民海一样，至于别的什么人怎么去看，怎么议论，我不会去理会，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刘路和桂民海在与我交往中，都展现出了中国男人的侠义和豪爽。这就是我把他们视为自己好朋友的理由。时至今日，我依然是这样的心态。
<!--[if !supportLists]-->· <!--[endif]-->二．我的文学观
<!--[if !supportLists]-->· <!--[endif]-->第二个小标题我来议论一下我的文学观。想表达此类论述是许多年以前就有的。那时的我还身在大陆，言辞当然不可太过于直白，更不可能针砭时弊，我只能狡猾地用些相对猥琐的故事情节或用些相对似是而非的词语去掩饰锋芒。当然即便是这样。大陆的主流媒体对这样文字也是不肯见容的。
<!--[if !supportLists]-->· <!--[endif]-->好在还有些小刊小报的编辑眼高手低，貌似低俗猥琐的文字却能逃过他们的法眼。也是上个世纪初中国大陆的言论环境还算宽松。当年我的一篇《一个死囚的隐私》文章竟然能在党报下属的一个周报刊登了出来。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个母子乱伦畸恋而引发的悲剧。情节之荒诞不堪让人简直都不敢放胆萃读。然而厚重详实的文字却震撼了人心。包括许多生来就是冷血而且经过了党妈妈驯化过了的高官贵胄。
<!--[if !supportLists]-->· <!--[endif]-->有一位后来当上了省教委副主任的散文作家，曾为这篇文章写了一篇书评。说读过这篇文章，搞得他几乎一个星期都没有吃好睡好，想起来就觉得恶心。人世间怎么会发生这样荒诞不堪的事例，战功高筑的老红军的私生子竟然和生母乱伦以致后来酿成悲剧，而且人性的疯狂到了临刑前夜也还要自慰再发泄一下。
这篇用纪实文体见著于党刊下属小报的仅仅数千字文章竟然会比我以前自认为得意的文采飞扬的华丽杂文更有持久的生命力。以至于至今20多年过去了，还有大陆的文苑将其收录其中，也有读者在自己撰写文章中引此文为例证，以昭示人性的丑陋和疯狂。我的这篇以纪实文体面世的几千字文章。在严格的意义上剖析，其实这本来就是一篇罪恶系列小说，情节当然是会有虚构或创作成分的。事件当然有创作原形，但故事情节本来就不会百分百都是真实的。试想一下，一个出身在五十年代的作者怎么能对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洞察得详实而毫无虚假呢？哪位老红军的履历显然就是凭借想象而演绎出来的。但这一点却丝毫没有引起读者们的质疑。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与生活，经过修饰的文字之所以更能撼动人心，就在于每一人的心灵深处都该存有几处柔软的部位，这些部位几乎就是不堪触摸的。一旦尖利如利刃的文字刺入了这些柔软的部位，心灵上的伤口就会流血。而从这些柔软部位汩汩流出来的鲜血当然都是热的。因为人类的同情恻隐之心，应该也是共通的。
当年我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的那段时光，因为生存遇迫，要码字写文章来养家糊口，体制内的作家有国家养着。拿着不菲的薪水当然可以继续把玩他们推崇的高雅文学艺术。而似我这类不被待见的“囚犯作家”。当然只能凭借文章能登报见刊换到真金白银才能够填饱肚子。因此投机取巧能让这些通俗可读的文字通得过体制内期刊杂志编辑的法眼便是唯一的选项，因为当时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媒体资源都是在党妈妈的一手掌控中。
在上个世纪初，所谓的纪实文学风靡于世，当年湖北妇联创办的知音杂志和广东省妇联下属的家庭杂志的稿酬已经飙升到了千字千元的时候，而人民文学的稿酬才不过千字八十元。像我们康庄文学创作室的这些游离在体制之外的自由撰稿人，如果像张炜和张承志一样去固守什么纯文学的操守。那恐怕就只有饿饭了。不要和我谈什么雅俗之分。当我看到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白连春花费了整整一个月写成的中篇小说刊载在中国最顶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上，所得到的稿酬还不及我和白天一个通宵就杜撰出来的纪实故事一半的时候，我这个康庄文学创作室的二哥就像梁山泊的宋江篡权一样，不再理会康强要坚守高雅的纯文学艺术的理念了。我要求我们今后一致在全国攻城略地。半年内打出康庄文学创作室的气势，首先占领知音和家庭这两家稿酬最高的杂志。一年之内康庄文学创作室就在国内的纪实文学领域晓有名气了。
也许就是得益于第一篇《一个死囚的隐私》的成功启示，以后我的一系列大墙系列小说。诸如《我在劳改报当编辑》、《我在监狱当特情》。等短篇文章都以纯纪实的形式在同体制内的期刊上刊载，而我撰写的一篇《母亲的勋章》竟然能堂而皇之刊登团中央属下的青年月刊上。其实这一系列所谓的纪实文章，都完全和我现在谋划撰写的罪恶系列小说性质是一样的。
我的母亲是东北一个县城里最大的地主的女儿，她根本就没有获得过什么共和国的勋章。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如此创作似乎也不算出格，更没有造假。卖假药的那种昧良心赚黑心钱的愧疚。因为恶警向我的母亲收取处决我哥哥的那颗子弹费这个事则是千真万确的。
我的亲妹妹曾经谴责我写的小说丑化了我的父母和亲人，她在微信里指责我说：你的书我的同学看过后，认为写得不咋地，我看你的书都看不下去。你写的都是些什么啊！把咱家人都丑化成了什么样子，母亲是个残废。爸爸有私生女。大嫂是荡妇。而你的妹妹又是个私会小警察的轻浮女……
听了我妹妹这样浅薄无知的言谈我大声反驳说道：“我写的是小说。不是在给我们老庄家写家史，你能说林黛玉就是曹雪芹的私生女，或者说阿Q就是鲁迅的亲儿子么？假如我这样写一个悲伤欲绝的母亲是老地主的女儿，她用藏在炕洞里的几块现大洋交付给恶警以缴纳处决他亲生儿子的子弹费，这能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么？”
其实读过我的许多纪实作品的读者们。对我误解的人是大有人在。在海外民运圈里。就有很多。其中有一位徐水良老先就非常苛刻。他读过我的那篇《我在监狱当特情》纪实文章后，就认定了我就是向共党出卖江洋大盗谭贵可耻的中共线人，为此我背负中共线人的恶名大约有20多年了吧！我对此当然只有窃笑，懒得去辩白，直到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事件发生后，与我有过笔墨纷争的徐老先生又知道了我是给桂民海写作的作者，这似乎就更让他揪一根可以抨击的小辫子了，徐老先生竟然专门撰文议论起什么出版自由来了。
据说徐老先生毕业于名牌大学。颇有理论功底。如果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我妹妹浅薄无知。不会去了解什么文学的真谛，那么颇具理论功底的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徐老先生，该不会如此昏聩不堪吧。目睹此状，我只好直白地告诉徐老先生，这是篇小说。而且海外首发是在民运圈的期刊中国人权双周刊上的、这位徐老先生竟然固执地说：“这怎么会呢？中国人权双周刊从来不会刊载有虚构成分的文学作品。这个期刊刊登都是纪实文章。都是真实的事件。”这位徐水良老先生的固执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纪实文学其实也是文学，既是文学就有虚构的成分，严谨不经伪饰的文字也许只有法官的判决词才算作范本。其实法官和律师满嘴谎言说胡话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
这个繁纷复杂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着谎言和假话的世界。林彪说：“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和骆爽写的那本书《每一个字都可疑》，都是对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的确切体悟。
文学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梁启超说文学是“国之魂”，被体制内高官们吹捧的中国仅有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的莫言也说：“文学的主旨是揭露而不是歌颂”
　　　其实文学是“国之魂”也好。“是刺向我们民族心灵的揭露利刃”也罢，都是作为国学家的梁启超和身为小说家的莫言的自家之言，也都是他们独特的心灵感悟。而西方的一位文学理论大师给文学的定义恰恰也是这样的。认为文学就是一个作家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在和这个世界进行的独特对话。这两个独特性就是文学的特质。我对此应该做一补充的是，我用更直白的语言来表述：“文学其实就一门造假的艺术！”
世界上真正的文学大师，都是能够造假成真的巨匠。将人世间子乌虚有的事情，用一支生花妙笔编撰成可读故事，讲述给人听，并且让读者相信，这就是真实的社会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这也是文学艺术的一个特质。
在历史的角度上求证，明清之前小说为什么不受主流文化的待见，则就是因为它具有通俗可读又兼有虚假成分的这个艺术特质。认为这都是街头巷议的市井虚言，只能当做可愉悦身心的故事和笑话听听而已，完全当不得真话听当成事实信的。教化人心。修补道德堤防当然是要儒家正统的四书五经这些演绎出来的诗词歌赋八股文类的主流文化了。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承传了数千年的历史脉络。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写小说应该是老于世故的那些作家们的专利。年轻的作家们即便是才华横溢，也是决然写不出足可震撼人心，荡气回肠的小说的。50岁之前挚爱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们。你们可以去写写诗歌或做些文采飞扬的美文。诗歌需要的是激情，这才是年轻文人们的专利、而美文是格调，考究的是意境和文字功底。这些通过努力专研都可悟到。而写小说就不同了，没有深厚的生活底蕴，任何天才作家也领悟不到写小说的精髓和诀窍的。只有将数十年的人世沧桑，世态炎凉阅尽看饱，才会写出那些沉甸甸的故事，才能够锥痛人心，把人类心灵深处的那相对柔软的部位捅出个窟窿来的，让灼热的血浆汩汩地流淌出来，才能收获到臆想得到的艺术效果的。
这一个创作过程，恰恰如如陈粮酿酒。就是如同我的好友大陆作家羽之野写的那样：“作家是一帮奇异的“食毒”动物，能茹纳生活里有毒的和无毒的东西，更喜欢吞嚥那些极能“损害”人的“痛苦”——这一人的灵魂的极重要的情愫。 我这样说作家，并无戏谑之意。我是说一个作家要想写出哪怕一星半点儿能邃入读者心灵的作品，除了悟性便是“体验”。由此，作家的痛苦还算得一种“苦”吗？她已经如粮食变成酒，把本属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变成了作品——献给读者，交付岁月，使其公有。这样，当这最终成了“财富”的痛苦一旦被送到书商书贩那里，又被品头论足的时候，这苦——还好意思在人前称“苦”吗？
陈粮酿酒，需要时间发酵。而沉淀发酵的时间愈久，酒味才能更香醇。为什么法国波尔都酒庄里的百年拉菲会价值昂贵，就是这个道理。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在选播我的长篇小说《赤裸人生》时，所作出的评语是：“庄晓斌的这部长篇小说《赤裸人生》。就是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厚重如史诗般的震撼力，力透纸背的血泪描写。足以使此书获得世界上关于文学的所有荣誉。”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对我对作品给与了如此拔高的评价，简直就叫我受宠若惊，但我自己心知肚明，我的文字之所以会让人们感觉到沉重，就是因为这句话：“世界上的文字几乎都是用墨写的，但是有一种文字却是用血写成的”就如同一位读者给我写的那篇书评：“锦绣文章血写成”一样的，用血写的文字当然会比墨写的文字要厚重多了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的观点是：“文学的主旨是揭露而不是歌颂”。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似同莫言先生这一类体制内的作家。他们虽然不乏才华，但是他们倡导所谓的揭露文学也只能是有限度的。因为他身在体制中。他敢于向人世间展示的罪恶。也只能限于目前的《丰乳肥臀》，就像我曾讥笑过的因敢于撰写监狱题材而获得盛赞的天才作家从维熙和张贤亮两位大家一样。：“他们不乏才华，但是多年的牢狱生涯已经压弯了他们的脊梁，有幸得到了恩赦，又重回到了体制中，又可以写写小说了。因此他们能向读者展现的，只是那高墙电网下的一点点皮毛，而且只能体制内尚可容忍展现的一点点皮毛。既是肚脐眼以下的一点点皮毛。而真正在哪高墙电网下所发生的那些毁人听闻的罪恶他们不敢写也不能写，即便写出来也无法刊登面世。封闭的体制就是这样的令人窒息。
时至今日，我依然自信，论及中国文坛里刻画文革时期高墙电网之下监狱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海岩的：“深牢大狱”，抑或是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都不会比我的“赤裸人生”更厚重。因为他们或许不乏才华，但他们只浮光掠影地到劳改点或监狱体验一下生活，想要写出真实的监狱生存状态，这是任何一支生花妙笔也无法企及的。
当年我在撰写那篇《一个死囚的隐私》文章时，开头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一个人已经死了。再用笔去鞭笞他的灵魂。这似乎无异于阎王殿里那种声嘶力竭的拷问，我写下这个触目惊心的题目后，下意识地凝视自己手中的笔。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手里握着的不是一支笔，而是一条裹着铁刺的鞭子，被拷问的也不仅仅是哪个已经坠入了地狱的灵魂，而且我自己的灵魂。也会在这条裹着铁刺的鞭子下瑟瑟发抖。
人是什么？究竟是动物还是天使？人类的自然属性为什么会比人类的社会属性更顽固更斑斓更疯狂？而古往今来的法治社会都用道德城堡做奠基石构筑起来的。然而在马列主义信徒的眼目中，所有的道德不过就是一块遮羞布而已。他们的教义是人的社会地位有阶级之分，而道德则应该也有阶级之分。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道德观念应该是截然悖反的。现存社会里的一切传统观念统统都应该摒弃。国家和家庭都该消亡，性解放和性自由那是天性使然。马克思主义邪教的副教主恩格斯不就是这样张狂地表述过么：“现代社会的青年男女为什么就不可以自由地享受快乐愉悦身心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完全有自主地支配使用自己性器官的权利。这就和现代相互握手表示友好一样的。”（这里引用的不是原文而是意释）
　　　我不去揣测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会有多少人还会去赞同恩格斯的这种悖论。但是我知道现代人为了表示礼节，相互间握握手。是不会生出小孩子来的。但是如果滥交，那可就不得了啊！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任何生物的近亲繁殖。带来恶劣的后果，注定是物种品质严重蜕化。恩格斯老先生大概是不会想象到的，倘若现代社会要是真容忍了他的滥交悖论流行。再过去几千年。人类的智力水平恐怕就要仰视大猩猩了。我想作为有大智慧的学者恩格斯老先生，也决然不能愿意人类这种生物蜕化成地球上的二等智慧生物黑猩猩吧
　　　我明确地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其真实用心早在以前撰写的一系列纪实文章里就表述过了的。揭露丑恶针砭时弊绝不是怀着歹毒的心理在发泄仇恨，我斗胆执笔作鞭，拷问的不仅仅是世间百态，而恰恰是在洗涤灵魂，揭露丑恶罪孽，目的则是警策人生。我衷心地期盼。我笔下铺陈出来的这些荒诞无稽，丑陋而又骇人听闻的故事情节。在真实的姹紫嫣红的大千世界里，今后乃至永远都不会再发生。在以前也不曾真实发生过。我也清晰地知道，这只不过是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善诚意念。真实发生在姹紫嫣红的大千世界里诸多罪孽。是我的这支拙笔难能详述的。
在此我只郑重地声明一点，此生撰著的所有文章里向读者们所展示演绎的一切故事情节都是小说家的杜撰，都只能当做街头巷议的小说来阅读理解。万万不要再犯以前的徐水良老先生的错误了。假如某些故事情节又恰恰和现实生活发生某些真实事件匹配上了，这也绝对就是一种巧合。切莫对号入座。此生唯一还没有完成的一部纪实作品就是《上帝的救赎》既赤裸人生作者的赤裸人生。这将是我此生唯一的一部没有任何虚构成分的纪实文学作品。这部书出版之时将是我的绝笔之日。借此文将积郁在心的话语表述出来。也算是了却了一桩久久不能释怀的心事。意长纸短，余暇再续。就此打住！
庄晓斌　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０日于法国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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