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年到永恒---文革宣言，連載之31 -6parkbbs.com

起来造反、力主打倒当权的“走资派”并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是毛泽东定义的左派。可是此时已不同于文革初期，每一派都热衷于斗争“走资派”，没有哪个组织还在保省、市委，“保守派”已不存在。区别仅在先后。而这些组织又彼此对立、彼此反对，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语无法严格定义，更使“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难以操作。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去“支左”。那些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基层干部多的群众组织背后多半有“党的领导”，天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加上由于党领导一切，省委第一书记往往兼任大军区或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地委书记往往兼任军分区政委，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颇为惺惺相惜。对于地方干部被指为“走资派”而残酷批斗，军队干部难以接受。比如许世友。虽然中央说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就是“左派”，可是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核心一般是大学生，党团员少，老工人少，“成份不纯”、“行为过激”，怎么看都不像左派。在造反派看来，省委第一书记倒了军区第一政委也就倒了，地委书记倒了军分区政委也就倒了。政委可以打倒，为什么司令员就不能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地方上有“爪牙、同党”，作为军队的政委，他们在军队里自然也应当有“爪牙、同党”。既然领导一切的党的机关都可以造反，军区就没有不可冲击的道理。更何况当时毛泽东正在支持斗争军队内的反党分子。一月八日、十八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杨勇相继被打倒、斗争。十九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和一批军队将领在北京十万人大会上被批斗。二十六日，海军政委苏振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上被斗争。因此，造反派组织无惧与军队对立，无惧冲击军区司令部。这的确是个矛盾。要么夺省委权和冲击军区都是革命行动，要么都是反革命行动。说夺省委权的是左派，冲军区的是右派，行不通。至于毛泽东说的右派冲军区要追究，左派冲军区可以不予追究，就更行不通了，无法判断左右。更严重的是中央文件中的“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 6park.com

很明显这些文件和批示给坏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制造了青海“二·二三事件”青海军区负责人赵永夫就是这么说、这么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的“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已在有的省份实施。二月四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于是湖南驻军和公安局在与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的帮助下大逮捕，全省约十万入狱。成都军区于二月十七日开始在四川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抓了数万人。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镇反”。文革初期，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万——40万右派”(据王任重笔记)。对西北地区，在《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中央批示：　　“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 　　据此，王昭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划分左、中、右”，“要在大学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于是，和全国同步，青海省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保守群众声威大震，造反者陷入灭顶之灾。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连同支持他们的副院长达洛，都被揪出来批斗。格尔木县机关干部被定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责成海西州派工作组前往，把贴大字报和支持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　　全省运动的焦点，集中在《青海日报》社，导火索是“六·三社论”。起草社论的陈逸这样回忆：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上海(按：应为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昨夜星辰昨夜风》)。　　接受任务后，陈逸把自己锁进办公室，奋笔疾书，写成了“六·三社论”。题目是《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造反。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对于已经是反革命的造反派，这不啻天外纶音。他们咸鱼翻身、东山再起，纷纷成立战斗队，最后汇合成“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西宁市迎来了第二次革命高潮。一拨一拨的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大字报贴满省委大楼。这次不批大毒草了，是批省委，而且高呼“‘六·三社论’好得很”。广大群众一股脑儿地倒向八·一八，声势浩大的造反派形成了。　　然而，保守群众多数是党团骨干，历次运动他们都是革别人命的，如今岂容乾坤倒转!于是，他们也揭竿而起，拉起队伍，最后汇合成“红卫兵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军”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八·一八声言“大方向始终正确”，保守派组织则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两派围绕着“六·三社论”和平反、追黑材料，发生激烈冲突。而赵永夫是对八一八恨之入骨的。赵永夫和张晓川知道形势对他们很有利。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说：“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二十三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召集动员会议，强调说：“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 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文革中首次大屠杀开始了：青海日报报社地势较低，架在周围楼房、高地的机枪居高临下，报社内的人不可能抵抗。后来，青海军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八·一八”有枪、有机枪。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青海代表时，周恩来说：“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现场有没有？”（赵永夫回答含糊）康　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永夫：“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但没搜出来。” 周恩来：“现场上怎样？” 赵永夫：“有弹壳。” …… 周恩来：“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那么多群众 …… 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除非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 周恩来：“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永夫：“死伤二百六。”（实际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队死四人，伤四十六人。）周恩来：“你去现场看了吗？” 赵永夫：“没有。” 周恩来：“这么大的惨案，你身为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吗？” ……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当场宣布对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共中央至迟第二天就知道了。事实是， “二·二三”当天，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叶剑英把赵永夫请到北京，就是要他向各地的军队领导人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的。由此可见，二月逆流并没有对叶剑英的权利构成影响，当中央文革张春桥等给毛主席写信要求重新审查此事件时，毛主席于三月十一日批示道：“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第三件是武汉七二零事件在“红卫兵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但在“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和打倒各级党政领导”的问题上，各地造反派组织很快分成了两大派。虽然双方都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赞成造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反，都拥护“夺权”，但对原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的态度上，双方在情感和立场上都有明显的区别。随着运动的深入及“夺权”的展开，两派的对立和冲突也不断加剧，毛泽东不得不派出军队“支左”，以稳定日益混乱的局势和化解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正是武汉“7.20事件”，明察秋毫的毛主席致信江青同志：“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文革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参见司马清扬等著《新发现的周恩来》第261页)。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采取了果断武装造反派“文攻武卫”，又派野战军支左，才平息内乱。一般来说，对于各地群众造反派组织中的所谓“保守派”，即对原党政领导采取同情和保留态度、主张解放一部分老干部进入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毛泽东仍然采取宽容的态度，一方面这些组织往往代表一个地方大多数群众的情绪，他们的常规思维方式和渴望平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心理定势决定他们对原党政领导采取了认同的态度；另一方面，总的来说，这些群众组织虽然对毛泽东政治意图的实现形成某种阻力，但对毛泽东本人同样也是狂热地崇拜的，他们对毛泽东的话，不管理解不理解，还是能听的，对毛泽东按预定计划推进运动进程，并没有形成大碍。但是，如果某些地方出现极端事件，并可能引发全国性的逆潮，那就另当别论了。武汉的“7.20”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武汉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群众组织，代表“杀”的一方，他们全盘否定原湖北省委，坚决造湖北省委及其领导人的反，当同情原湖北省委及其领导人的武汉军区支左后，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自然对工人总部十分反感，早在1967年2月在北京军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军队支左大方向问题时，陈再道就公开表态：“什么造反派，都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不投降台湾是鬼变的。”以陈再道的态度，武汉军区在支左时，自然不会支持“工人总部”。工人总部当然不愿善罢甘休。他们在北京南下的军内外造反组织的支持下，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并多次围攻、殴打武汉军区支左的指战员，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武汉军区支持的是另一派和工人总部对立的组织——“百万雄师”。这一派群众组织的观点是：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湖北省委。他们还认为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对干部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律打倒。“百万雄师的观点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观点正好一拍即合。在武汉军区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发展得很快，到“7.20”事件发生前，已经达到120万人了。从“百万雄师”的组织构成上看，非常典型：工人占48%，农民占18%，学生占19%，其余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武汉地区的党团员中有85%加入“百万雄师”。可以想见，如果以“百万雄师”的组织构成推想全国“保”、“巩”（巩固两派组织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字当头的群众造反组织，这种对文化大革命方式进行无意识对抗的“保守”势力在底层民众中占有绝对优势，如果他们在某些政治力量的牵动、引发下形成自发的、强大的政治对抗风潮，对毛泽东部署的实施将产生无法预料的威胁。可以说武汉的七二零比较准确的反映了毛主席文革的群众思想基础，是多么的薄弱。关于七二零具体的过程，网上的文章特别多，本文不再作详述。后来王力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章和资料都说这是王力为了出风头，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故意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公开亮相，因此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百万雄师”的群众之口，目的当然是为了“造反、打人、抓人”有理。鉴于武汉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失误：低估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对立反抗情绪；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权威；不应该让镇不住局面的谢富治、王力出面，而应当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做通各派头头的工作，特别是强调“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等最高指示。720这么大的事，简单地用王力做替罪羊只是表面上的说法。真正的原因在于毛主席周总理的轻敌，王力没有经验，应当先做好工作再表态。王力讲完话后，造反派把讲话录音在武汉三镇播放激化了事态。七二零的发生，完全出乎毛主席的预料之外。七二零事件究竟多大程度影响了毛主席的决策和文革的走向，无法给出答案，但它的确偶然而又必然的影响着历史。毛主席在720事件之后曾经说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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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welyoung于2024_05_28 7:17:1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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