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全球供应链问题的出现给我国处理好效率和安全对立统一问题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我国有必要对产业体系的现状进行国家评估，确认薄弱环节，从产业和产品多个层面进行调整。”
“如何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发展能力”，这是自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发表著名的《制造业问题报告》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工业化社会，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开始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形成国际分工体系。

在亚当·斯密看来，所谓分工，就是指劳动过程被分为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一个人或一组人在不同阶段完成不同的任务。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分工首先是家庭、作坊和工厂内的分工。与此同时，也存在社会和产业层面的分工，如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纺织业的狂飙突进导致一系列新产业的诞生。英国最终建立了一个包括农业（比重下降）、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完整工业体系。对外贸易主要是进口粮食、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

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是按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建立超越国界的产业体系，还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的争论。

1791年汉密尔顿在《制造业问题报告》中提出：“一些国家在其经营多年且日臻完善的产业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那些试图把这一产业引进本国的国家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同一产业，在一国是新生产业，在另一国是成熟产业，希望二者在质量和价格相同条件下进行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主张对本国新兴产业采取有选择的适当保护措施。为什么即便眼下没有竞争优势，也一定要发展某个产业呢？李斯特认为，英国和美国执行的是“踢掉梯子”的政策，不让后来者登顶。因而，应该通过关税等措施保护那些将来有机会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它们自己最终也能成功登顶。更重要的是，李斯特认为，伴随分工的应该是民族团结感（a sense of national unity）、独立和共同目标以及生产性力量（productive forces）之间的合作。

可见，对于所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按比较利益（包括动态比较利益）参与国际分工并不是无条件的。参与国际分工应与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努力相协调。

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第一，发展能力。即便贸易伙伴“踢掉梯子”，依然能够登顶。例如，如果没有钢铁、机器制造和某些高科技产业，一个大国就可能会永远失去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机会。第二，国家安全，这里的安全应该包括粮食、能源和国防。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一，大体依照“雁行”模式，实现纺织、钢铁和重化工业的产业升级和转移。这种分工是不同国家产业间的分工。而在升级的产业中，则实行垂直分工。例如，在纺织行业中，从棉花生产到最终用于消费的纺织品，每个生产环节的产品都可以在国内生产。其二，加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

全球供应链是产品生产过程被分割成分布在全球不同地点的众多小阶段所形成的。由于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等原因，发达国家的产品生产过程出现被分割成越来越多小阶段的趋势。
例如，当一定的技术条件（如产品的轻型化、小型化、高价值化、标准化、稳定性和独立性等）和制度条件（低关税或零关税等）得到满足之后，把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电子产品阶段分散到不同国家，可以显著降低生产的总成本。
当然，这种分散化和碎片化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全球供应链的主导者和组织者——巨型跨国公司——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这种形式的分工是亚当·斯密当初所说的产品生产的工厂内分工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展。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混合体：
一种类型是传统的基于资源禀赋的按产业划分的国际分工，如澳大利亚和巴西生产铁矿石，韩国和中国生产纺织和服装、钢铁制品；
另一种分工类型是同一个最终产品按生产的不同阶段进行分工。后一类分工构成了全球供应链（或产业链、价值链）。全球供应链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形式，如链型（半导体产业链）、放射型（飞机制造和汽车制造产业链）和混合型（光伏产业链）。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必然会对原有的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冲击。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以为，完整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完整性意味着安全性。
中国产业体系建设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安全的对立统一并非新问题。但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全球供应链问题的出现给效率和安全对立统一问题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全球供应链是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的极致。一方面，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则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速度的提高，而这种提高必然以安全性的下降为代价；另一方面，片面追求安全性的结果可能是更不安全。闭关自守的完整性会导致什么结果已有前车之鉴，毋庸赘言。

我们担心安全问题，担心被“卡脖子”，美国也担心所谓的“国家安全受到中国威胁”。美国政府的全球供应链战略一直处于调整过程中。特朗普时期高呼的是“脱钩”（delink），拜登政府则提出“小院高墙”（small yard and high fence）和“不脱钩”但“去风险”（de-risk）战略。

困难得多。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反脱钩措施，实则也加大了美国单方面脱钩的难度。出于商业利益，美国政府会给美国企业足够的时间，以便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合乎美国利益的重塑，并把重塑成本降到最低。
中美脱钩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种情况也使我们得到喘息和调整，但没人知道美国政府在推行脱钩政策的道路上会走多远。尽管同中国脱钩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但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客是否会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宁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也要抑制中国的发展。
基于底线思维，我们不得不假设，中国迟早要面临被美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价值链）的局面。令人高兴的是，华为的Mate 60 Pro、比亚迪的电动车和商飞的C919都说明，“小院高墙”无法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前进步伐。

用工人群。”
“技能多样性的人群，是一个城市繁荣与创新活力的基础。供应链是财富效益的倍增器。如果只注重经济收益和财政税收，就会陷入‘唯税收论’。一叶障目，会遮住通往财富大门的视野。企业通过供应链所获得的倍增效益，才是一个城市值得珍惜的宝藏。”
作者认为：“中国制造的优势，经历过政策优惠和人口红利的阶段，如今呈现了‘供应链红利’的一面，体现在产业的关联性、互补性和易获得性。供应链相互交叉，就会产生新的变化。老树根连着老树根，产生了乘法效应，甚至幂数效应，由此带来很多新物种。这是由供应链网络相互重叠造成的。”

作者也通过实例说明了产业链的脆弱性。供应链每个节点无论价值高低，其重要性都不容忽视。例如，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就发生爆炸，源于橡胶垫圈低温老化而导致高压气体泄露。2022年，比亚迪汽车的销售实现了巨大突破，秘诀在于它自己生产动力电池和半导体零部件。采用垂直一体化而非供应链方式，关键零部件不再通过供应商，而是在企业内部实现，对于组织高速生产会更有优势。

作者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产品，更重要的是制造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改变制造流程，也可以让有效的供应链指向不同的生产方向。强大的制造能力保证了产业体系的适宜性和灵活性，是平衡产业体系完整性和效率之间矛盾的关键所在。

《供应链攻防战》无疑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关于供应链的专著，阅读此书会使读者大大增加对供应链的复杂性的了解。但是我也希望指出，在如何驾驭丰富的调研材料、将其纳入一个逻辑结构更为清晰的理论框架之内并得出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方面，作者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