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龙除了脑瓜子灵透会打仗,其余几乎一身全都是毛病:大字不识一箩筐,满嘴的脏话、俏皮话,三教九流无所不通,一身的痞性,还喜欢自以为是战场抗命,把独立团整成了自家的后院。
【《亮剑》中的李云龙】
一、红军时期,由于地理因素形成了三大山头
“山头”这个词实际上古来有之,有农民起义就有山头。
1927年9月秋收起义,主席第一个从城市转向农村,上了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盘踞的井冈山,这也可以说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山头”。朱毛会师、彭德怀平江起义部队先后上山,奠定了红一方面军的基础。
红军时期,根据活动区域的不同我军自然形成了三大山头:
红一方面军,主要活跃在江西、福建苏区,其中林彭的红一、三军团是井冈山的“原始股”;宁都起义部队1.7万人改编的后果五军团,是新鲜血液;红七(十)军团寻淮洲、刘畴西(方志敏)部,先期北上抗日实际上自成一体;红八、九军团,则是为了长征而组建。
红四方面军,主要活跃于鄂豫皖苏区、川陕根据地,其中鄂豫皖苏区的原始股是红4、25军;红4军转战川陕地区以后,又扩编了红9、30、31和33军;红25军单独长征后,高敬亭又重组了红28军。
红二方面军,就是以贺老总为首的红二军团,以萧克为首的红六军团。
红军时期除以上三大山头,还存在着东北抗联、琼崖纵队和陕北红军等小的山头。 6park.com
东北抗联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全面抗战爆发后达到了巅峰。琼崖纵队在海南一直坚持到1950年5月,红旗始终不倒。但是由于东北、海南环境相对封闭,东北抗联、琼崖纵队和主力缺少联系。
【琼崖纵队】
二、张氏的“家长制”,让“山头主义”出现倾向
有山头就会出现山头主义,但是在红一、红二并不很明显。
究其根源,还是人的问题:红一方面军的主席也好,朱老总也好,彭总也好,也包括陈毅,尽管大家在工作中也出现过分歧和争执,但是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起起落落和得失,而让红军成为个人的武装。
但是,夏曦在洪湖的倒行逆施和张氏在鄂豫皖的独断专行,改变了红军的领导。
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有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吴光浩,红15军军长蔡申熙,红4军军长旷继勋,以及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1931年5月,张氏空降鄂豫皖苏区,逐渐让独断专行取代了红军的集体领导。
在红四方面军,张氏的“家长制”让“山头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
在鄂豫皖和川陕张氏几乎是一手遮天,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只能唯其马首是瞻。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长征会师以后,张氏的“山头主义”彻底暴露,并权欲熏心走上了南下的道路。可以说,正是张氏的“山头主义”让红四方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南下成都吃大米失利、西征河西走廊惨败,也一度让红四将士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三、抗战时期从四大山头到七大山头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消除山头的影响,主席采取了几大措施。
首先是陕北红军和红25军的整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然后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重整为红一方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将领,分批进入了延安抗大进行深造,实际上主要是思想教育,军事教育次之。
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对红军时期的大小山头进行了重组:
红一方面军改编为115师343旅,红十五军团改编为115师344旅;
红二方面军、陕北红军27、28军,独1、2师和赤水警卫营改编为120师;
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29、30军和独1、2、3、4团及红十五军团骑兵团改编为129师。
三大主力的整合既有保留也有融合,尤其是红四为主的八路军129师的师长没有启用徐向前,就是来自红一的刘伯承,政委是莫斯科归来的张浩(林育英)。由此可以看出,对红四整合的力度之大。
随后,江南八省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就成为抗战时期的第四大山头。
除了四大山头,还有东北抗联、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等相对独立的小山头。抗战胜利以后,四大山头又发展成了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中原(新四军5师)七大山头。
【八路军创建敌后根据地】
四、延安整风主席如何消弭“山头主义”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各个“山头”功劳不小。
但是,如果一味放纵“山头”的野蛮生长、做大做强,也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很容易搞成旧社会那种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一套;很容易形成圈子主义、拉帮结派和利益输送等离心现象。
所以,主席有的放矢整风运动“七整”,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整军。
整风运动从1942年到1945年,整军的目的就是既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还要改造山头、消弭山头,最终实现消灭山头主义。正如主席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
为了消除山头主义影响,延安整风对我军高级干部进行“历史筛查”。
七大以后,我军各大战略区主官也做了调整:陈毅由华中去山东,林总由山东转赴东北,陕甘宁晋绥贺老总的部队交给彭总指挥,贺老总转型后勤工作。华中地区的军事,开始交由粟裕负责。
进入解放战争以后,我军从七大山头整合为五大山头:
陕甘宁晋绥西野(一野),以彭总为首;晋冀鲁豫、中原发展而来的中野(二野),以刘帅为首;山野和华中野战军合并的华野(三野),以陈毅为首;东北民主联军、东野(四野),以及华北军区部队。
【延安整风】
五、军衔评定“山头”千头万绪
“七大”召开时,主席特别讲到了“山头”的危害性。
清凉山、太行山、五台山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
通过延安整风和七大,我军的凝聚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各个军区和野战军,通过政委制度和集体领导制,以及大区主官和延安派出的大批干部进入各个解放区,加速了部队的大融合。
林总一元化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就是“五湖四海”大融合的结果。
建国初期,我军形成了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六大军区。
不久,又从六大军区改为十二大军区,实际上也是消弭山头主义的一大举措。
但是到了军衔评定,除了资历、军功和职务,“山头”又成为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时任总政主任罗荣桓就对王宗槐等下属谈起过:干部工作一定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从红军来讲要照顾几个方面军;从抗战来讲要照顾各个根据地;从解放战争来讲,要照顾各个军区、野战军。
1973年12月,主席和邓公策划八大军区对调,也是怕军事主官在一个军区呆的太久。相比较八大军区还有3个任职较短的军区没有对调,包括成都军区秦基伟、新疆军区杨勇,以及昆明军区王必成。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以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