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槽，邓小平的儿子在文革跳楼，空降兵的干活？ -6parkbbs.com

邓朴方，邓小平的长子。作为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名人之后，他的命运多舛。婴孩时期，就被寄养在农村的老百姓家里，不能得到父母的精心照料。在“动荡”期间，因为遭受迫害而不堪其辱，身为北京大学学生的他又绝望自杀，从北大的教学楼上一跃而下，导致高位截瘫。

虽然经历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身体被局限于轮椅之中，但邓朴方的精神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他倾尽心血，成为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为改善残疾人的生活而奔走呼号。作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他倾注了自己一生的精力，做出了辉煌贡献。

正所谓：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只有一种处境和另一种处境的比较，必须想到过死的痛苦，才能懂得生的快乐。”

《基督山伯爵》里的话，也恰恰印证了邓朴方的一生。

寄养农家，乳名奶云

在太行山脉深处，有一座叫麻田村的小山村。由于地理位置隐蔽，从1939年起到1945年的六年间，麻田村一直是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所在地，保卫并供养了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一批将领，为八路军战斗提供了极大便利。

1944年春，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负责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1944年4月16日，在麻田村，邓小平迎来了自己儿子的出生。刚生下来的邓朴方胖乎乎的，非常可爱，于是大家都亲昵地称他“胖胖”。

邓小平夫妇自然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但是由于战争环境残酷，条件不允许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将儿子带在身边。在夫妇两人商量下，他们决定将已经三四个月大的“胖胖”送往隔河相望的云底村，交给村民郭金梅家中寄养。为了答谢养育之恩和对云头底村人的信赖，他们还给儿子取小名为“奶云”，意为奶在云底村的孩子。

郭金梅是一位在支援前方的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妇女，此时，她的小女儿刚刚夭折。接受抚育奶云的重任，缓解了郭金梅的丧女之痛。她抑制住自己的悲痛，和自己已经上学的大女儿白秋叶商量：

“从明天起，你是不是就不去读书了？留在家中跟娘一起照料奶云的弟弟”。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秀叶同意了母亲的想法，一起照料起了小奶云。

白天，郭金梅在地里劳动，秀叶就哼起了歌谣。奶云哭了，母女俩就轮番唱摇篮曲哄他睡觉。小奶云的尿布一脏，秀叶就拿到村外的漳河边细细地揉搓清洗。每隔三天，母女俩就会烧一锅开水，等到水的温度不烫手，他们再给奶云洗澡。

在当时的麻田村和云头底村，有很多八路军将领的孩子都被寄养在老百姓家。在这些孩子中间，奶云长得是最好的，又白又胖。每次邓小平和卓琳回去看望孩子，都非常的满意，感激地对郭金梅和白秀叶说：

“你们母女俩辛苦了！”

时间飞逝，很快一年多就过去了。只会啼哭的婴孩，如今已牙牙学语，长得更加白胖可人，奶云和郭金梅的母子感情也浓得不可分离。然而，在1945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转战河北的消息突然传来，奶云自然也要随着父母离开云底村。在分手那天，郭金梅在心里暗暗祝福，却又忍不住泪水涟涟，一路将奶云送至河北涉县赤岸村。邓小平为了表示感谢，也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了郭金梅。

在邓小平夫妇离开后，他们也经常派人给郭金梅家送些米、面、衣物和药品，有时还会寄来奶云的照片。一次，郭金梅收到了奶云挂上红领巾的照片，欣喜地直说：

“像！还是当年的模样，但更高、更胖，更招人喜爱了！”

在“十年浩劫”中，由于邓朴方蒙难，生死未卜，郭金梅不顾风险前去看望，却遍寻未果，最后因悲痛欲绝而耳聋。当后来邓朴方得知后，便带郭金梅到医院检查，并配了助听器。在奶娘80大寿之时，邓朴方还风尘仆仆地赶到山沟里，专程看望她。1994年，邓朴方带着全家对太行山人民的情谊，寻根回家，并给郭金梅带回50斤面粉、50斤香米、两套衣料和3300块钱。这样深厚的母子感情，也是邓朴方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取名朴方，少年质朴

那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一家和邓小平一家非常亲密，不仅住在一起，孩子也都在一块玩。1946年，刘伯承的大儿子已经七岁，取名叫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胖胖也已经快两岁了，还没有起大名。

卓琳问及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想了想说：

“胖胖也出生在太行，我们就叫他邓太行吧！”

卓琳不同意，于是转身跟刘伯承说：

“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胖胖起个名！”

刘伯承笑着应答：

“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邓小平也笑着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家嘛！你就给起个名字吧！”

于是刘伯承叫来胖胖，轻抚他的头，怜爱地说：

“我刚才练书法，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胖胖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就叫‘朴方’好不好？”

其实，正是因为邓朴方的小名叫胖胖，“p”是“胖”字的元音，“ang”是“胖”字的辅音，刘伯承就用元音取了一个“朴”字，又用辅音取了一个“方”字，意为朴实方正。

刘伯承取的名字得到了邓小平夫妻的满口称赞，他俩赶紧让朴方谢谢刘伯伯。此时刘太行正在一旁玩耍，听了此话，赶紧跑上前去，玩闹似地按着胖胖的头给刘伯承行了个礼。看到此景，满院子的人都哄堂大笑。邓朴方的名字，就从此而来。

在战争年代，邓朴方随着父亲多次转战迁徙，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才举家搬往北京。虽然父亲是国家领导人，但邓朴方和普通人家孩子一样，生活朴素。他总是留一个小平头，穿件半新的蓝大褂，骑一辆自行车，显得朴实宽厚。去食堂吃饭的时候，也总是夹着个饭盒去大食堂，像个从农村来的子弟。在班里，他团结同学，人缘颇好，自己的自行车在不骑的时候就借给同学使用。同学们都亲切地叫他“邓胖子”。

在邓朴方上八一小学的时候，学生之间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比谁的爸爸官更大。那时都是军人子弟，学生父亲的身份不是团长就是司令、将军，而憨厚朴实的邓朴方自己也不清楚父亲是什么职务，糊里糊涂的他还感觉自己比别人低一等似的。

在上中学后好一段时间，身边的老师同学也都不知道邓朴方的身世。一直到邓朴方在十三中上高二了，一次团委书记交代一个团委委员，让他去找邓朴方请邓小平提个词，他的同学才知道，原来邓朴方是总书记的儿子。在邓朴方看来，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优越的。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正在处于三年困难之时，国家的形势需要研制出一批核武器以抵抗内忧外患。在国家的号召下，邓朴方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下定决心要考核物理专业，毕业后到深山老林里去工作。于是在1962年秋，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

在学校期间，他一直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保持着优异的成绩。闲暇时间，也和同学们畅谈天下大事，期待毕业后能为祖国做出奉献。然而，大学生活还没有结束，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如梦魇般困住了邓朴方。

动荡磨难，被逼跳楼自杀

1966年6月1日，已经是大四的邓朴方和同学们从大渡河乘火车返回北京。车厢里突然传来广播，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车厢的大学生听得热血沸腾，在返回学校后，都立即投身了动荡的洪流。其中，邓朴方还被选为系里的wenge小组副组长。

然而，随着斗争愈演愈烈，“四人帮”的魔爪伸向了邓朴方一家。父亲邓小平被批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成为了斗争的中心，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一家人推向灾难的深渊。邓朴方和姐姐邓林、妹妹邓楠都在学校遭到了批判管制，造反派还想通过他们拿到邓小平的罪证。

由于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遭受了造反派的残酷迫害。他们把邓朴方带到武斗基地里边，一天到晚的审问，逼迫邓朴方揭发自己的父亲。

在苦闷中，邓朴方不知不觉地喝上了酒。在一次酒后，他和同窗好友说：

“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那一番酒后真言，传到了造反派口耳中，他们捕风捉影地说邓朴方攻击江青，把他打成了反革命，还取消了邓朴方的预备党员资格。邓朴方被秘密压在北大东门外的一座黑色大楼里，反对派们企图胁迫他说出更多类似酒后真言的言论，还不惜用各种卑鄙手段，不让邓朴方吃睡坐立，往绝路上逼。在长达四五个月的监禁中，邓朴方依然坚贞不屈，造反派一无所获。

邓朴方不堪其辱，终于忍无可忍。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强烈的革命者，现在却被当做反革命，这让他痛苦不堪。抱着以死抗争的想法，1968年五月，邓朴方写了一封绝命书，书中写道：

“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动荡”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十年浩劫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抱着必死无疑的想法，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时候，推开一扇窗户，从三层楼一跃而下。在下落的过程中，他的腰部被一根铁丝拦了一下，于是翻了个滚，背部先着地。随着“咚”的一个闷声，邓朴方的脊椎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当即摔断。

这一摔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重伤的邓朴方被送到了北医三院，开始并没有做手术，后来又被转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由于背负“反革命黑帮子女”身份，邓朴方没有得到额外治疗，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苏醒过来的他，早已心如死灰，生死早已无所谓了。回忆起这段如梦魇般的经历，邓朴方落了泪：“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尝试过这样一种经历，心死都不感到痛苦了。”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吧。

福利院疗伤，父爱酸涩深沉

邓朴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出时，邓小平夫妇正在被隔离审查，暂时还不知情。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知晓这个噩耗，万分悲痛。

1969年，首都北京实行“战略疏散”，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被分别遣送到了河南、江西等地。邓小平、卓琳和邓小平继母夏伯根三人，在稍事收拾后于10月20日飞抵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并被下放到一个拖拉机场。

此时，邓朴方也被造反派放弃了治疗，被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对于高位截瘫的他来说，这几乎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了。一到福利院，邓朴方就收到一身棉衣棉裤，他只能光着身子直接穿，就算是到了北京已经很热的5月份，也没有单衣可以更换。一个屋子里住十二个人，同屋只有的一个80多岁的老头儿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傻孩子能够走动，也只有这两个人负责照顾一屋子的人。让邓朴方感到一丝温暖的事，是同屋的病友都没有歧视他，而是给予他极大的同情，他们的朴实善良给了他生活的勇气。

平时除了吃饭，邓朴方就做做手工打发时间，顺带挣一些微薄的钱。当时的福利院有加工纸篓的活儿，邓朴方就一个一个用铁丝编纸篓，编一个篓子的四个面的帮是3分钱，一个底就是1分钱，动手能力强的他，一个月也能挣个几块钱。拿到这笔小钱，邓朴方就摇着自己的轮椅小车去镇子上，换点小酒，搞点花生米。给单薄枯燥的日子增加一点点色彩。

在福利院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邓朴方被同意送到江西，由亲人照顾。这是从1967年出来时，邓朴方三四年后第一次再见到父亲。分手时还是在北大上学的健全的儿子，如今已成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这又如何不让邓小平夫妇痛苦！但历经多番磨难的邓小平并没有让痛苦的表情显露在脸上。看到邓朴方，邓小平没有说话，只是眼睛一直看着儿子，父子二人相顾无言，但心底却默默地流下血和泪。

在平日里，父子之间的话并不多，都不愿谈、也不敢谈。邓小平和卓琳让工厂里做了个架子作床，并架子上装两个环，让儿子躺在床上，需要的时候邓朴方就拉着两个环坐起来。到夏天时，更加难熬。由于邓朴方生活不能自理，每天都要别人给他擦澡、换衣服。而上午的时候，邓小平夫妇都要到工厂上班，下午才有时间照顾儿子。此时，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已经70多岁了，体力跟不上，卓琳的身体又不太好。于是，在给邓朴方洗澡的时候，都是由卓琳来端水，烧水、擦澡的事情都是邓小平在做。一家人都先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邓小平就给儿子第一遍先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再擦干净，卓琳在一旁递水、送毛巾。常常儿子洗干净了，父亲又累得热一身汗。

邓朴方回忆时，就说：

“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在女儿邓榕看来，父亲觉得自己对子女是有所歉疚的。邓小平曾在“文革”之后对卓琳说过：

“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厂里得知这种苦难情况后，给邓家派了一位身体好、思想好的中年妇女缪发香来专门护理邓朴方。工人们还为邓朴方做了一副哑铃，帮助他训练上肢力量。这才让邓家的缓了一口气。

为了让儿子坚定活下去，邓小平决定让儿子找点事情做，邓朴方自己也想找些活儿干。于是，邓小平就在工厂里四处打听，有没有需要修理收音机之类的工作。结果江西的那些工人也都很贫穷，家家都没有收音机。邓朴方就把家里的一个破的照相机拆了装，装了再拆，给修好了。没事的时候，就看看书，不让自己的大脑闲着。

邓小平时是个很少写家信的人，但为了给儿子治病、上学、找工作，他改变了自己一贯的作风，给中央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在文革期间写下的这些信，估算起来，比他其他八十年中所写的信加在一起都要多。

虽然经历了这段痛苦绝望的事情，但当邓朴方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不能说人遭到了痛苦就说自己不幸，不能说生到这样的家庭里就是痛苦的，他们也有很多快乐的时光，父亲也给了他很多的爱。回忆起父亲对自己的深厚感情，邓朴方更是长久落泪，无语凝噎。

传递博爱，投身残疾人事业

当年，在301医院住院时，邓朴方受到了一位教授的启发。这位老教授名叫陈晋云，他认为要治疗像邓朴方这样的截瘫患者，应该建立起一个现代康复医疗体系和新概念。应该把单纯的医疗康复观念转变为全面的康复观念。于是，邓朴方决定投身残疾人事业，建立一个现代化康复中心。

从1983年起，邓朴方就和王树声大将的儿子王鲁光商讨一起新建康复中心。在筹建过程中，他还听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急切地说：

“你们要快啊，康复中心不要等我进了棺材才建成！”

这给了邓朴方很大的刺激，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大概用了5年时间，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康复中心就竣工投入使用了。

随着对残疾人状况越来越了解，邓朴方不再把目标局限于一个康复中心，而要把这项工程推向全中国。为了克服各种困难，他请了民政部长崔乃夫帮忙，一点点做大做深。1984年3月，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后来，又与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成为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邓朴方担任了首任主席，开始大规模地开展一些康复计划、教育计划、劳动就业计划、文化宣传计划，还有法律法规体系、工作体系的建立，为我国的6000万残疾人争取权利。

当然，作为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也离不开非议。1988年时，有人声称邓朴方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一年后，还有传言说他在国外有多达300多亿的美金存款。但在后来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邓朴方回应了传闻：

“我说你们谁去把这300多亿存款找出来，我只留1%就够了，其他都捐献给国家。”后来，邓朴方也坦然了，他大大方方地解释并承认自己的成功确实得益于父亲邓小平的影响力。他说：“不承认这一点，谁信呢？但关键是做了什么？让残疾人得到好处没有。”“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变得了吗？我都死过的了，剩下的都是赚的，我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

邓朴方在工作期间，也经常转着轮椅到基层各地调研。他与各级党政领导座谈，听取汇报，看看资料，更深入社区工厂，与残疾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困难，倾听他们的心声。在不懈努力下，邓朴方不仅连任了4届中国残联主席，还成为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推动了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顺利举行。

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奖、联合国人权奖、美国博伊斯州立大学人文科学名誉博士学位、国际残奥委勋章、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如今已经获得多项国内、国际荣誉的他早已功成身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