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6parkbbs.com

发布时间： 2009-09-14 作者：陈东林来源：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 200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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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2月，经中共中央审查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版。该书在第九章第三节“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中指出了中国自“一五”时期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还指出：“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17]书中以1976年为座标，从国内生产总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铁路交通运输、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消费水平、中小学校及在校生总数、医院床位、全国人口死亡率、打破体育世界记录次数等方面，与1949年进行了比较。据了解，这一写法在征求意见时，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经该书编写组报中央申明理由后，保持了这一写法。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上的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这个提法和过去相比，是增加了“一度”两个字，和薄一波著作的1967、1968年“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说法比较一致。

　　以上可以被看成是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方面，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三、对分歧的几点评论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党史、国史、经济史学界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有些历史学家限于对经济学不够了解的弱点，只从政治角度下结论。而某些经济史学者又限于对政治大环境的把握和研究不够，比较片面地强调数据和量化分析，缺少对决策、战略的理性分析。

　　不少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虽然表示“濒临崩溃边缘”应当有量化的标准，不赞成离开经济数据去使用这一说法，但是尚未与党史、国史学者用互补的方式进行共同研究，对“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没有使用统一的统计口径进行量化评估。比如“文革”到底造成了多少数量的经济损失，就众说纷纭。

　　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引用了这一数据。席宣、金春明著作据此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革”１０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５０００亿元，相当于败掉了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全部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同样一份家当[18]。

　　也有人指出，这里讲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的数量，不等于没有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经济指标未能达到，即我们常说的，如果没有“文革”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显然，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经济濒临崩溃”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用不同模式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也是颇大的。即使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也要考虑各种因素，不可机械地比较。如上世纪90年代某些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该效益即低于“文革”时期。[19]

　　在定量分析方面，胡鞍钢的著作很有特点，专门用一节“对经济损失的定量评估”进行了分析，采用的方法是将估计的中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率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较。结论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1957—1978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为5.4%，低于7.5%——9%的模拟结果。”[20]

　　二、由于“文革”时期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不能完全机械、静态地用正常时期的经济数据来定论，必须动态地看到结构、效益上带来的危害。同时，也要把“文革”时期一些经济决策与建国以来的长远经济战略联系起来考察，而不应通通归咎于“文革”运动。

　　有人认为，有些长期和宏观因素是我们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状况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1、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投资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轻工业；处理积累和消费，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然后才能适当提高人民生活。这个原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有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反而低于1952年的395斤，这主要是当时粮食出口和“备战备荒”导致供应政策的需要，和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实际上，“文革”时期，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从1965年的536斤提高到了1976年的612斤。

　　2、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为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核打击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和国防建设是否“合算”。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也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3、为调整经济不合理状况付出的代价。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以“文革”时期为主进行的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使农村的生产条件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证。那一时期蓬勃兴起的对外引进和农村社队工业，实际上也是80年代对外开放和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先声。

　　可见，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党史、国史、经济史学者共同协作，以调查分析得出的可靠经济数据，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条件、战略目标、认识局限等动态来进行分析的课题。笔者期望经过这种研究，能获得一个比较客观、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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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谭宗级郑谦编著：《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2] 见阎放鸣：《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及完成》，《党史研究》1986年第6期。

　　[3]程中原：《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7] 马洪等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8]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9]《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86页。

　　[10]《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