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们特别爱提庐山会议，却绝口不提郑州会议，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老人家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专门纠正在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
如果提郑州会议，那不是打他们自己的脸吗？毕竟公知们一直都在污蔑老人家极“左”，而郑州会议却在纠“左”，这怎么能提呢？
那么公知们避而不谈的郑州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历史的真相。
1958年，我们进入了人民公社，关于人民公社在之前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当时我们已经确定了要保住因朝鲜战争从苏联引进的军重装备生产线，要将156个苏联原来的援建项目和我们配套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进行到底，以此来建立我们的工业基础。

1957年，苏联停止对我们的投资，并且要求我们还债，于是我们的财政出现赤字。
工业化是要求不断增密的过程，但是没有资本，又要继续实现工业化？该怎么办呢？
于是，老人家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将四大权利下放到地方，由此一些地方干部在大跃进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
关于大跃进的内容，之前有专门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
由于我们坚持要走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所以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这个口号被公知们嘲讽，污蔑老人家不懂经济。
但是，你实际看看苏联156个援建项目和694个配套项目，你就知道这个口号到底有没有错。
156个项目大部分是钢铁厂、发电厂、煤矿、机床厂、化工厂、汽车制造厂、锅炉厂、机械厂、仪表厂、拖拉机厂等等，这些厂矿哪个不用钢材？没有钢材你试试，怎么发电？怎么挖煤？怎么冶炼？怎么加工零部件？别说是具体生产，你连盖厂房都需要用到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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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说“以钢为纲”错了，合着公知的意思是，不要钢材也能开厂？还能搞出这么多大型企业？还能生产出工业产品？没有地基，你想建房？公知们倒是可以建给我们看看。
老人家曾说，我们搞了八年工业，不晓得“以钢为纲”，现在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可见，当时提出的口号并不是头脑发热，而是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以钢为纲”的提法看似极端，但在当时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地方干部的具体做法上。
各地为了响应号召，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的情况，组织“大兵团作战”。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最高时达到9000万人，其中有很多来自地里干活的农民。
这些劳动力在农业秋收大忙季节，被抽去大炼钢铁，使得这一年的农业丰产了，却没有能够丰收。
在大跃进中，有些地方干部开始瞎指挥，这些干部出现了后来老人家要打倒的修正主义，搞了一套“一平二调”的做法。

什么是一平二调？
一平是实行平均主义，在一个公社的范围内将贫富差距无条件拉平，富裕的生产队的土地、物资等，无偿地划拨给穷困的生产队。
这种做法无疑是打击了干得好的生产队，干了也是白干，干了也要被干得不好的队分占，同时也是造成土地和资源的浪费，穷苦生产队占有了这些土地，未必能产出富裕生产队的劳动成果。
二调是无偿征调所属各生产队的劳动力及各种物资，无偿征调农民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
怎么无偿征调呢？
比如公社要大炼钢铁，抽到你去参加，但参加了就参加了，没有薪酬，就当是为人民公社做贡献，至于你耽误了地里的收成，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该交公粮还得交。
又比如当时大办公社食堂，既然吃在食堂，那么你们家的锅碗瓢盆就用不着了，都捐出来炼钢，既然是捐，那就不给钱了。
以上这些做法无疑是变相地抢夺农民，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这当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

但是你说这些瞎指挥的干部没有文化吧，他们还特别会用所谓的共产主义理论。
他们把这种无偿征调农民的做法，说成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今后大家都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要什么报酬，那就是思想觉悟落后的表现，那就是身体进入了新社会，思想还在旧社会。
实际上这种做法就是老人家后来要整治的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是扛着红旗反红旗。
还有一点是银行和信用社收回给农民的贷款。
不过这一点与我们当时的财政赤字有关，我们将财权下放给地方之后，有些地方就将此前贷给农民的钱收回来。
由于我们下放了权利，因此地方有权利支配财政，所以收回农民的贷款时，地方可以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但是用以上这些做法对待农民，农民的收入明显不足，再让农民还贷，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妥。

不仅如此，这些干部还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概念，将集体所有制扩大成全民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是天、地、山、林、湖、海、河、沙、矿等国家主权领土范围内的所有自然资源，归全民所有，由国家的形式作为代表。
说得直白一点，我们的土地上的一切都是我们每一个公民所共有，只不过以国家来代表。
集体所有制是在行政范围内的集体组织所产生的利益归该集体成员共有。
说得直白一点，一个工厂或一个村等单位生产出来的产品赚取的收益归该工厂或该村的成员所共有，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之间是不同的集体所有制。
地方干部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磨掉，将集体的变成全民的，实际上变相侵占了农民的利益。
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地方干部这套做法无疑背离了我们的宗旨。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而农民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们部队的战士主要是农民，我们的给养依靠的是农民，我们采取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可以说农民对革命的贡献巨大。
老人家在1958年10月下旬视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地方干部现在如此对待农民，让老人家知道后震怒。
他曾对地方干部说，你们信不信上帝？你们不信，我信！人民就是我们的上帝。谁要是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迟早要垮台。
古代君王认为治国是治民，但老人家认为治国是治吏，古代帝王需要整治的是黎民百姓，而老人家认为需要整治的是官员干部，这就是老人家与古代帝王的根本区别。
鉴于地方干部大刮浮夸风、虚报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老人家在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召开郑州会议，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就地解决实际问题。

老人家对当时的干部可谓是客气和尊重，他没有直接批评这些干部胡来，而是在会上领读了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把他们当做有文化有知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一起探讨学习提高。
他领着众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让众人理解客观规律和人的认识之间的关系，理解客观规律和计划之间的关系，理解可能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理解商品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等。
说到底就是告诫这些干部，你们不要机械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结合我们的国情，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带领人民群众往前奔，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过来挤压人民群众。
第一次郑州会议，旨在纠正地方干部大跃进的错误，纠正了他们不切实际地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但是，很多地方干部的理论水平根本无法与老人家相提并论，他们不是犯教条主义错误，就是犯不切实际的错误，而其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政绩，搞出了虚报风和浮夸风。

然而，你虚报浮夸了这么多产量，那就要上交相应比例的劳动成果，因为我们要应对苏联的还债和美国的封锁，还要维持住工业化的基础，养活当时的6亿多人，而最终这些虚报浮夸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鉴于问题没有得到深入彻底解决，老人家又在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依然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一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
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
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为了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老人家两次召开郑州会议，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只要深入了解历史，你就知道到底谁在真正为人民服务。
第二次郑州会议一个月之后，老人家退居二线，不在第一线指挥。
对于这些历史，公知们却绝口不提，公知们更津津乐道于庐山会议。
因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批判，被后来的公知们认为老人家晚年犯错误的开始，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篇《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