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有吃饭难题，也有许多国家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因为“包产到户”而解决的，似乎一个都没有。世界上也的确有曾过许多国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通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就免于崩溃而立刻转身腾飞的，似乎也未曾有过。 6park.com

进入七十年代，中国开始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加快恢复联合国的常务理事国席位，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更多的话语权。同时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是中国打破封锁的唯一系铃解铃人。这些都是从政治上为经济提供尽可能的保护措施。在弥补技术差距上，在1971年到1972年间，毛泽东批准了“四三方案”，再做一轮技术上的消化吸收。四三方案最终引进了222个单项项目，都是六十年代的技术装备水平，比国内有近二十年的先进度。其中26个大型项目中大都是些化肥和化纤项目，标志着工业开始向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所侧重。四三方案可以看作是为经济开放进入国际竞争的最后一轮准备。 6park.com
四三方案是审时度势的上好选择。当时中国没有资金，外汇储备一直在一亿美元左右。但70年代初，胜利大港辽河油田等先后进入量产，石油出口为引进提供了外汇来源，同时，石油产量的大增也为引进的石化项目保证了原料供应。当时世界进入衰退期（危机），加上中美关系一松动，西欧日本等国乘机和中国多做生意，设备技术都愿意卖。这些项目70年代中期开工建设，八十年代初投产。由于代差过大，其中一些化纤和钢铁项目折腾到80年代中期才完全达产，标志着自己真正掌握了核心技术。也说明这一轮消化吸收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时的。原计划这一轮结束后，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能缩小到二十年之内，可以有一战之力了。 6park.com
这个赶超战略的实现，依然还在半途中。毛泽东等为开放作了大量政治和经济上的准备，毕竟岁月不饶人。毛泽东周恩来那批栽树者，没有等到中美建交，也没等到“四三方案”出成果的那一天。但他们其中有一个小个子，邓小平的年龄和耐心都足够。还特意多等了两年，直到“四三方案”大批建成的时候，开始收割希望的田野上的麦子了。 6park.com
战略修正和改变，迟早是要发生的。赶超战略是着眼未来，是要牺牲眼前利益的。那么，这个耕耘和收获的线划在哪里合适，却很难被精确估算。老一代的领导人去世，特别是毛泽东的死，注定会成为一个战略转折点。因为毛在世的时候，为了保护这个战略，把政治运用推到了极限。除了他本人，后来者无论是继续或转弯，都已经没有多少余地。后来者又不得不改变，而推动改变阻力最小的办法，就是把毛泽东否定掉。 6park.com
华国锋显然不谙此道。但华也有难处，他据说是拿着主席的“纸条子”上台的。所以他干得好是毛泽东的余泽，做不好是他自己的无能。他不知道哪里有钱，不知道如何收买官心民心。或者说，他没注意百姓急于喘口气的需求，也低估了官员阶层的贪婪和迫切度。官员要为将子孙们推为贵族积聚财富，百姓也要将自己一辈子的奋斗转化为子孙相对的轻松生活。他口号上喊着两个凡是，经济上局限地沿着四三方案的路线向前走，给了官员们一个错误信号。就是他不准备马上兑现，还在开远期的空头支票。官员们等不及了，几上几下的经历也让他们不敢再等。 6park.com
华国锋下台是不可避免的。一句话，他没有向“党和人民”交待清楚，跟着你走，到底能有多少好处？相反，邓小平更合适做遗产继承人。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个赶超战略的制定人之一，建国以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具体执行的干将。他对这么多年都干了什么，储蓄积累都在什么地方，哪里有潜力可以挖出钱来收买官员，比任何人，甚至比当年的毛周，都更清楚。他所要做的，就是顺水推舟，再把前任都否定掉，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 6park.com
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确实有一个合格政治家必须有的素质。否定毛，哪怕是部分否定，对内战略改变可以减轻阻力，对外开放，让帝国主义们有个台阶下，也有好处的。只要对自己的执政有好处，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对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果，用一句“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全部占为己有了。毛泽东生前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我们是看到了邓和毛政治上一样“厚道”的一面。 6park.com
不过，中国人应该庆幸有邓小平这么一位成熟老练的内行政治家，来继续国家工业化的历程。他主持了从基础和积累阶段，向全面扩散和提高阶段的转变。他完成了中国经济打破封锁逐鹿世界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从1953年一五计划算起，到2005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宣告完成。邓小平基本上参与了全过程，而且在每个阶段都有重要贡献。他维持了平稳过渡，没有出现在恶性瓜分国有资产中的浪费和毁损。继承前任的水平如何，对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表现，就一清二楚了。毕竟是自己参与种出来的麦子，每一个麦穗都收得很干净。 6park.com
他实际上把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全盘继承了。只是采用的是相对否定的方式引起诸多争议。其实是肯定还是否定，完全看哪个更有利，只是个技术问题。他并无法和毛在政治上完全切割，政治上去否定毛，其实是为他从经济上和毛时代切割作掩护。是一种另类的“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曾说过：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相对于什么“钢铁公司”，“绵里藏针”，“举重若轻”是对邓小平更好的概括。相对于“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玩笑式的举重若轻，“文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轻佻无边了。用了个“洋跃进”的莫须有罪名，就把华国锋很随便地就否定了。华国锋将四三方案从五十亿扩大到一百亿时也许他没赶上，但从一百亿到一百五十亿时小平同志可是参会举手同意过的。后来共用了两百亿，项目也都实现了。大炮筒子胡耀邦都说不能怪到华国锋头上。 6park.com
1979年实际掌权后，邓小平的举重若轻施政风格更炉火纯青。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掌握了建国三十年来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更是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机。首先，他有现钱。文革十年，平均货币发行量年增长在6.5%，低于工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现代经济学普遍认为货币发行应该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低度的通货膨胀能促进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拉动效应虽然有限，但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的危害，却是会成倍放大的。文革中由于政治压力大，这根红线没人敢碰，只求无过不求有功。通货紧缩现象明显。华国锋当政三年，说他搞洋跃进，年均增长率也不超过10%。十几年下来有一大笔亏空，或者说储存了加印钞票的空间。邓小平看到这一点，就像钱堆在桌面上无人领一样。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给官员职工加薪；右派补发工资；老干部安置知青回城等，钱都从中来。1980年货币发行量一跃增长24%，然后三年保持20%以上增长，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到1984年，变本加厉增发39%，老本终于被吃光了，85年始通货恶性膨胀。华国锋应悔有眼无珠坐失良机，邓小平顺手摘桃完成了第一步收买人心工作。 6park.com
更让邓小平游刃有余的是，困扰中国多年的吃饭问题正好解决了。其实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受耕地面积限制。1968年的总产量比1949年翻了一番，勉强打败了人口增长。1979年是个大丰收年，产量也就比1952年翻了一番，算起来还超不过人口增长率。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问题核心，在于靠天吃饭产量不稳定，容易出现饥荒。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粮食产量就基本稳定下来，而且是稳中有增，没有了后顾之忧。这靠的是农业生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时间高度重合，也与化纤织物进入市场的时间重合。中国的化肥施用量，仅从1977年到1980年的三年时间，就翻了一番，由此可见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在那个年代发生了根本的革命。 6park.com
化肥施用量突增是和四三方案中的大化肥项目都在77年到79年投产有关，但中国的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从70年代初就开始了。大批的农业机械，如手扶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抽水机等纷纷生产出来。70年代农民进城，不再像以前那样只买些布头火柴的，而是要买机器零件柴油农药等。到了70年代末更是到处找关系批条子买化肥，还只要尿素不要氨水。同样的号称“第一次绿色革命”的进程，在印度等比中国发生的要早五到十年。但印度早期的机械化肥农药，大部分靠进口或援助，投入产出效果远不如中国。在使用化肥农药过程中农民的事故死亡率高得离奇。 6park.com
中国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村也有农药中毒猛增现象。大部分并不是使用失误，而是农药普及后，成为家庭纠纷（婆媳吵架等）的最方便自杀手段（中国医学界还迅速成为了有机磷农药中毒抢救的世界权威）。中国为什么能始终保持很高的农业生产率，并在条件成熟后平稳地过渡到农业生产方式工业化？这是因为中国为此作了长期坚持不懈地细致工作。除了不断地农田水利建设外，中国县级农机站网络的建设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1962年决定在县区级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并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机械、植保、畜牧、配种的专业技术站；1974年国务院号召建立从县办农科所、公社办农科站到大队办农科队、小队办实验小组的“四级农科网”，全国至上而下的、政府包办的、行政命令主导推动的公营性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从此建立起来。 6park.com
在这个过程中，物资提供固然是基础，技术服务、科学普及、农民培训等一样重要。知识青年在其中也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七十年代初，我所在的县一年办四次农机培训班，除了必须来的生产队长，其余大半是知青。早期国产的农机质量很差，一半时间用一半时间修的常见。知青天然承担起修理工职责。知青回城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化肥农药乱用现象猛增。虽然问题多多，但一个一个地被解决。到了八十年代中国的聚乙烯工程大批投产，农业生产中地膜大棚等运用迅速普及。中国的农业彻底走出靠天吃饭的阶段。 6park.com
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水到渠成。小平同志举重若轻地说这些都是改革生产关系：“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成果。再次展现了他“抓革命促生产”的深厚功力。农民感觉日子好过了，根子在当时工业已经可以自我积累，不需要再靠剪刀差来剥削农业。农副产品收购价的提高，是实实在在的实惠。工业化可以为农业提供强大的生产力，但农业的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农业生产很快就对国民经济没有多大影响，而农业税的收入逐步降低到国家财政岁入的百分之一以下，税款都不足征收成本了。 6park.com
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体制改革，并不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是是在粮食问题已经无忧的前提下，才有信心胆量动手改变的。解散农村集体化组织，固然因为不再需要强制统收统购的考虑，但农村社会被放任自流也是现状。以前农村的集体组织承担了许多社会福利责任，而这些责任在今天的条件下已经变得非常昂贵。政社分开，就避免了这些责任被转化成财政负担的可能性，也算是一种政治远见。这种改革讲明了是去迁就农村落后的生产力。但政治上也许有更深的战略意图，分田到户，打着“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旗号。那自然可以联想到下一步是不是把国有工商企业也分了？其中“抓革命”分量似乎要大于“促生产”。 6park.com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有吃饭难题，也有许多国家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因为“包产到户”而解决的，似乎一个都没有。世界上也的确有曾过许多国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通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就免于崩溃而立刻转身腾飞的，似乎也未曾有过。是政治强暴经济，还是经济自愿披上政治的虎皮，二十世纪中国现象肯定会是最丰富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从抓革命促生产的崩溃边缘到底泄漏出来些什么，让改革开放可以一举腾飞。 6park.com
中国前三十年的强行工业化战略，一直是走的高积累低消费道路。邓小平们首先面临的就是这个战略惯性，而高积累的惯性一直持续了整个八十年代，一直冲到九十年代中期。按十年计，八十年代应该是积累率最高的。邓小平对此比较淡定，亦喜亦无奈。喜的是，高积累意味着高增长，长期成绩单有了。陈云李先念对此有些着急，担心影响了消费提高，显示不出改革新政的优越性来。全世界当时对中国的长期高积累一直有微词，我的经济学教授们也学舌忧国忧民。但后来显示高积累并没有出大乱子。 6park.com
积累率，或者说是产出中的再投资比率，是一个比较笼统地概念。包含了多种结构上的分配。首先是财政上，财政支出中有多少是投向基本建设的，这是由政府掌握的，是前三十年的主要调控手段。其次是金融上，居民储蓄率和贷款投向，以及外汇收支等。中国老百姓过了多年勤俭日子，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八十年代的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收入提高增加太快，但储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几倍。虽然同样吃糠咽菜，但老百姓觉得账户里的钱毕竟算自己的，感觉上要好多了。直到后来用房地产掏光了普通居民的积蓄才转变了局面。同时外资流入增加，如八十年代的大城市许多市政设施是用日本政府低息贷款建造的（很遗憾用美元计价的早期贷款，最后因对美元日元升值而人民币贬值，变成了高利贷）。 6park.com
最能真实反映的应该是产出产品结构，即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比例。但进入八十年代，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能力迅速向社办企业、集体企业、甚至民办企业扩散，而且轻工业的指数化扩大生产，都形成了对生产设备和材料原料的需求井喷，倒过来逼着重工业扩大生产。所以八十年代的高积累，有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需求拉动的。正是这多重因素叠加，推动了积累率的长期居高不下。中央政府倚靠财政和国企等以往主要调控渠道，已经力不从心，不断被倒逼去顺应市场。当时政界经界一片惊呼失控。而今回首，正是由于这持续的高积累，才保证了中国工业化的持续深入并迅速完成。而且，这个过程表明，外资对中国的积累过程提供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外资最大的帮助，是带来一些先进技术，并有利于双边的市场开放。 6park.com
中国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加速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到八十年代初已经被顽强执行了三十年，形成了强大的战略惯性，并已经具备自我强化加速的能力。邓小平接班的时候，像被历史的洪流卷裹着向前，速度越来越快，让整个领导层自己都害怕。几次调控减速，所能作的也就是控制一下货币发行量，强行下马项目等。但邓小平也不是寻常弄潮儿。他知道在经济上并不需要另起炉灶，只要通过政策调整，把前三十年积累积聚的能量释放出来，就足够能同时完成继续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两个目标。 6park.com
在1985年发现货币发行手段已经用尽后，他推出了臭名昭著的“军队经商”政策。固然是收买军队的需要，但我想他的初始目的肯定不是想放出腐败这只老虎。而是要放出军工生产力这只雄狮。中国的军事工业是技术装备水平最高的部门。从开始完全没有重武器生产能力，到70年代末，不仅能出口飞机坦克等传统武器，生产的导弹和雷达等也在国外战场上实用效果不错。而且，中国军工多年优先发展策略是备战，重技术积累更新换代和储备产能。每代装备都是少量生产试验使用为主，从来没有开足能力生产过，闲置生产能力相当大。让军工技术装备优势向民用扩散，是非常容易和能够快速见效的。事实上也是，八十年代市场上的彩电冰箱空调摩托，很多都是军工企业生产的。 6park.com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前三十年不断积累的国营重工业的生产能力，向轻工业和民营（集体）企业扩散。除了国营和大集体的企业继续增加外，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等迅速兴起，知青回城就业，三线企业的家属安置，甚至军工和国营大厂办第三产业等，都催生了新工业企业建立的高潮。一时间采购员满天飞，到处寻找设备和材料。八十年代这些新兴企业是没有进口条件的，他们所需要的所有技术装备，都只能是国产的。这个时候充分检验了以前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战略执行成功度，不知不觉中，中国已具备能力为扩大工业化提供装备！ 6park.com
其实，更早一些，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已经能感觉到中国工业化，正在接近爆发式增长的临界点。四三方案中的一个大项目，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1974年动工，1978年试车。随后几年，这个项目成了我的工业布局教授的口头禅。年年讲月月讲，一会儿大吹先进性，一会儿抱怨选址不当，武钢不具备配套能力。他既没参与决策也没参加建设，却祥林嫂似的让我们发笑。但他的鸡血点，反映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界的兴奋度。当时全国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个企业，都在翘首以盼等着这个轧机的产品。有了保质保量的大规格冷轧薄钢板，许多产品从不可能变成可能，多少产品质量会升级换代，生产的技术难度和成本都会下降。这一直是一个困扰的瓶颈。而这个项目迟迟不能正常量产，不知急死了多少厂长供销科长的脑细胞。 6park.com
这反映出中国的全面工业化和那些进出口替代战略道路的不同之处。其他国家引进类似的设备，也许只是在出口产品单上多了几项，或者省了些进口的外汇而已。但在中国的全面自主的工业体系中，任何一项技术突破，其效应和成果都会被百倍千倍地放大扩散。即使是技术引进，中国的学习保持发展提高能力和效率，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有了全面的工业基础，项目就不会因为国外的配件断供或技术人员撤离完全失败，不会因为产品换代或市场效益的变动，而浪费掉全部努力。这种种迹象，已经预示着中国道路最终取得成功。虽然当时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但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有自己的核心能力。在具体的单项技术水平上可能有代差，却已经和所有的什么“小虎”“小龙”不在一条跑道上了。 6park.com
支持中国赶超战略的核心力量，也是前三十年积累的最大成果，应该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军。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号称工人政党，还立过两任工人总书记，但本质都是些农民。因为中国当时工人阶级尚未成形。五四运动时，全国大约有200万产业工人（不包括个体手工业者和雇用五人以下的作坊）。三十年后，到1949年翻了不到一番，尚不足400万人。而且其中一半以上在轻纺码头矿山上作低技术工作。再过三十年，到1978，这个数字二十倍达到了8000万，这还是主要统计了国营和大集体企业的数据。可以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在中共执政推动下新造出来的。可等到这个数字到九十年代再翻番时，中共却用“三个代表”作宣言正式背叛了这个阶级。 6park.com
1978年的八千万中国产业工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队伍。说他们普遍磨洋工不出力，是对他们多年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下流政治诬蔑。他们的现代性，超过中国所有的其他阶层。他们有着最高的工业文明素质：勤劳、守时、守纪律、会协作，能专注、有创造性。为了追求事业工作，随时愿意离开城市和家庭。他们不是包身工，不是流水线上的木偶。托抓革命促生产的福，他们经过文化和技术培训。许多人参与过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过程，参加过各种“三结合”和“攻关”小组等。所以他们还多少懂些企业管理，甚至懂些政治。 6park.com
他们是中国工业化进步的真正财富和动力。无论是在创业打基础阶段，还是在后来的工业扩散和高速发展阶段，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主体作用。这批工人，许多人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白手起家，参与过工矿企业从无到有的建设全过程。在后来中国工业迅速向民营企业扩散时，许多新厂就是靠着请几个国营大厂的老工人，在业余时间来指导帮助建立起来的。他们能够将设备购置工人培训管理组织等全套企业架构，迅速搭建起来形成生产能力。所费不过一点加班费和农副产品礼物。我想在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有这样低成本高效率的事发生，也找不到这样多素质全面的工人。世界经济界一直在惊叹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迅速恢复能力。当时工厂被炸平，企业破产，顶尖科技人员连逃带虏。唯一健在的和依靠的就是这些国家的熟练产业工人。正是文革后中国工人的素质，已经全面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以中国的赶超战略，才有了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