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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说: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过分虚高的高产量也引起怀疑,然而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却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57],李锐回忆说,1958年12月他问毛泽东怎么会相信那些卫星产量时,毛泽东回答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58]。依照这种虚假报道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连农民的口粮也被征收用于填补差额,直接加重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矛盾,成为了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6park.com 大炼钢铁与其他基建项目“跃进”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钢产量调整较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并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所以这些天灾都是属于人为的。有报导称,广州增城的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水库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量基建项目纷纷上马[59]。农村也推行真正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每个家庭都统一在公社食堂吃饭。称为“放开肚皮吃饱饭”。 6park.com 矛盾凸显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大跃进中严重泛滥。接连发生的问题使得中共高层开始考虑调整政策。部分中共党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希望中共领导调整政策。1958年11月21日至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56]:24。11月21日,关于《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纲要四十条草案”被搁置[56]:24-25。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56]:29。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56]:29-30。全会还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56]:30。由于严重之浮夸风和高估产,1958年征过头粮,征走相当数量之农民口粮和种子粮,致使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农村劳动造成极大浪费,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中共中央和毛虽然看到一些问题,但对问题严重程度之估计仍远远不足[56]:32。 6park.com 毛泽东等人的乐观基调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并不只限于毛泽东本人。湖北省委在传达讨论上海会议精神给中央的报告,对1958年的总结和对1959年的展望中提到,1958年大跃进,“两条经验,一条教训”。两条经验分别是:一、1958年的大跃进为今后工农业高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造成了大跃进的局势;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这是保证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能够实现的关键。一条教训,是指“胜利冲昏了头脑”[60]。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在2月1日和2月2日之讲话中,提出完成任务之几个有利条件,确定1959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一年,为会议定基调;会议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维持武昌会议之指标;毛后来感到后悔[56]:332月毛泽东说藏富于民不见得是坏事,意为粮食是被农民藏起来了[61]。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郑州专列上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称“第二次郑州会议”;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关于人民公社之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多劳多得,承认差别”;根据毛泽东意见,会议将“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上“物资劳动,等价交换”[41]:193-194。 1959年7月上旬湖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总结中强调,1959年必须继续组织大跃进。他说:目前我们的形势是有利的,比去年同期好……现在供应虽然还相当紧张,但是在向好转方面走。为了继续跃进,必须抓住两个问题:1、大力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2、大搞群众运动,插红旗树标兵、抓落后赶先进。说大话是不对的,但革命者要立大志、建大业,因此仍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62]。 6park.com 党内的异见声音6park.com基层干部的意见但在地、县委书记及一般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着不同看法。湖北省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人在小组讨论发言中说:“1958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去年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一面说跃进,一面饿肚皮,怎样也不好解释。”因此,地、县级领导人对1959年的生产指标,都是“保险”、“再保险”,多一斤也不接受[62]。 天津市和平区2400多名科以上党员干部讨论中央紧急指示时,谈出了七大埋怨,其中主要是:埋怨领导好造大计划;埋怨农村工作搞得不好(不给农民自留地,不叫农民自己养猪,弄得人心惶惶);埋怨宣传工作有毛病,1958年宣传这里大跃进,那里大丰收,结果却不是这样[63]。一般干部和职工中,有人认为,“现在农村粮食紧张和城市副食品紧张都是公社化闹的。”他们提出:“去年取消自留地,今年回复自留地;去年搞食堂,今年散伙;去年搞供给制、几饱,今年按劳取酬,是不是过去搞错了。”并认为,“炼钢劳民伤财、得不偿失”[64]。 6park.com 庐山会议的冲突6park.com主条目:庐山会议 (1959年)1959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对1958年高指标政策造成的后果,与会者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柯庆施等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虽然承认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严重,并认为通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问题已经解决。应当鼓足干劲,继续跃进。而持反对意见的彭德怀面见毛泽东未果,遂向毛上书陈述意见。彭认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调”;影响到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同时党内中下层干部也多有怀疑和埋怨,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砸了,党外民主人士多有非议,也被苏联“老大哥”认为是错误的。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以及彭的信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于是,毛借此信,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再次激起人们的“革命干劲”,实现工农业的生产大跃进,从而扳回1958年的败局[65]。 继庐山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后,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的反右倾运动也随之展开,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曾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此外福建、青海、湖南、黑龙江、辽宁等地也都有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厅局长、地市县长被打为“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这次反右倾运动,打击官员和群众的规模,超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人数则更大,截至1962年8月,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六百多万人。[66]1980年,解放军为1959年因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而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其他“政治帽子”予以平反的有17212人[67]。反右倾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刚刚稍有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再次刮起,担心政治错误的地方官员几乎无人敢于讲实话,依然强购农粮,终于导致大面积粮荒。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公社干部不敢反应农民呼声。”[68] 6park.com 运动后果6park.com国民经济的全面倒退6park.com农牧业产品大幅减产大跃进的脱离实际导致这场运动难以为继,据统计,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3901亿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3280万担减少了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为8227万头,比1957年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整体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仅为1951年的一半[69][70]。 6park.com 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以钢为纲”、“元帅升帐”。为实现钢铁翻番,全国大量基础建设上马。1958年到1960年每年新增基本建设投资都在百亿元以上,1960年达384亿元,比上年增长11%,比1957年增加1.8倍。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1958年为88%,1959年为86.8%,1960年为86.4%),挤掉了非生产性的建设[71]。工业上单纯追求产量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保证钢铁生产达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扩大,与钢有关的煤、电、运输等行业建设也随之增加。导致工业内部失调,全国职工人数猛增,超出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能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6park.com 工业生产在公布完成的1,108万吨钢中,合格钢只有800万吨;1,369万吨生铁中,合格品只有953万吨[72][73]。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亏损达50亿元,财政上花费了大量补贴[74]。森林等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甚至严重破坏。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将北戴河提出的1959年钢产量3,000万吨的指标降低为1,800万吨左右。据新华社《内参》报道,从1959年1月开始,钢铁生产的指标,月月都没有完成计划。记者报道说:
饥荒和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灾难6park.com主条目:信阳事件和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大片农作物未及时收割,大片田地荒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保守估计,1958年农作物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65]。与此同时,各地领导干部却恐于被打成右倾,纷纷瞒报,不报,中央对于人民公社依然好评连连。然而断粮却使得当年连中南海也受到影响,据时任毛泽东医生的李志绥回忆,中南海里没有了肉和油,连米和蔬菜都很少见[76]。地方上,为了按浮夸数据征购粮食,出现了抄家、强行搜粮的情况,为补足巨大的数据缺口,农民口粮也被征收[6],在浮夸数据影响下,粮食净出口从1958年的270万吨增长为1959年的420万吨。然而浮夸带来的巨大的缺口依旧无法弥补,部分人民公社为保留部分口粮和减少损失,以天灾作为借口,降低了高产量粮数。但全国范围的粮食紧张已经无法挽回。1959-61年间全国食物供应量急剧下降。1959年总供给突然下降了15%,1960和1961年只达到了1958年总供给水平的70%。由于粮食危机的压力,中国1961年进口了450万吨粮食。中国直到1966年才恢复到1958年的粮食生产水平[77]。不过中国共产党所属的高级干部其饮食均受到按级别分配的“特需供应”保护,生活影响并不大。 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9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之浓厚气氛中召开,估计形势和确定指标都不切实际[56]:163-165。3月24日至3月25日,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等;纠“左”工作中后退,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提出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等[56]:175-181。4月,当时河南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但是毛泽东却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之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56]:182-183。从1958年冬天起,浮夸风在庐山会议后重新刮起来[56]:183。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粮食造成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主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过头粮[56]:186。1950年代至1960年代,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实行国际战略,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政策[56]:191。 1960年6月8日至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之补充计划;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和城市缺粮状况日趋严重;问题是积累起来,最初被假象掩盖,一旦发现大面积问题,事情已很难办;没有棉花供应,4月上海纱厂停工;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56]:193。7月5日至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苏联政府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之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之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56]:199-200。7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56]:201。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成立中央局[56]:203。进入10月以后,越来越多严重情况反映给毛泽东,如一些农村饿死人等;问题使毛吃惊,毛泽东之心思和注意力更多转回到国内[56]:210。从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毛泽东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56]:2103月,毛泽东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决制止一平二调之“共产风”,口气很严厉;到10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之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暴露出来;加上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之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26%以上[56]:211。毛泽东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之报告越来越多,包括信阳事件之报告,对毛泽东震动极大;“五风”造成之损失惨重;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死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之天下;这个问题给毛泽东留下很深印象,成为毛泽东以后发动“四清”运动之重要起因[56]:214。 同时经济困难使得珠三角地区大批人员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该情况由内参上报中央,震动朝野。 全国性饥荒和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接连出现,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关于具体死亡人数,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数据公布。当时由于中国内地的消息封锁,一般专家不易精确的统计死亡人数,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4500万左右[78],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79],这也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中国大陆徐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人。而早在1958年非正常死亡就已出现,如四川、山东、河南、甘肃当年则高达21.11‰、个别省份则延续到1962年(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达34.03‰。普通死亡率则仅为7.02‰)据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做出结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65]。另外,根据另外一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国人为3600万[80]。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81]。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级课题,以及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据当年的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称,他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得出一个死亡几千万的人数,送交周恩来审阅后周要求销毁[82]。 在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中国官方首次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回避了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总人数。 2013年,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数学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孙经先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其中针对杨继绳的《墓碑》部分引发与杨继绳的论战[83][84][85]。 6park.com 中苏交恶6park.com主条目:中苏交恶就在同一时期,陷入意识形态相互挞伐的中苏关系公开破裂。苏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上都反对中共的政策,中共则对苏联与“帝国主义”缓和关系而不满,最终苏共撤走专家、毁弃援华合约,使中国进退两难。毛泽东为保住颜面,以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压力”为借口,勒令全国人民束紧裤腰带,提前还债,争气炼钢等为号召,挽回颓势,以争取做和苏联一争高低。只是此时国力已衰弱不堪,出现的只有更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65]。 6park.com 运动刹车6park.com主条目:七千人大会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中国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86]。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中全会中,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跃进运动终告结束。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省市地县三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点名毛泽东也有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87]然而周恩来发言要大家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陈伯达很快也发言,向彭真发难:“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88] 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月27日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在该会上,刘承认了大跃进的结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了,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月3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带头做检讨,承担中央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人的应当是我。”[87]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负责大跃进政策的具体部署。邓小平作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书记处的负责人,曾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副帅”,他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认为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大会还下发了中央书记处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写的检讨,但是会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87][89]。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说自己犯下两个严重错误,一个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另一个是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将权力下放过多过散[90]。 国家主席刘少奇整理口头报告批评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91]。 6park.com 大跃进相关洪灾6park.com河南“75·8”水库溃坝6park.com主条目:河南“75·8”水库溃坝大跃进期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水库的粗制滥造。1975年8月,台风尼娜为河南等地带来暴雨,最终引致河南“75·8”水库溃坝,驻马店地区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以及数十座中小型水库同时垮坝溃决,约30个县市、1,700多万亩农田被淹,1,000多万人口受灾,约24万人非正常死亡,倒塌房屋500余万间(一说680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2005年该事件被美国《探索频道》评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第一名[92][93]。 前任水利电力部长钱正英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受灾面积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水灾,是水利工作最惨痛的教训。”[94] 2012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南考察黄河防汛工作时强调,1975年8月,河南南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影响造成特大暴雨洪灾,导致板桥、石漫滩等水库垮坝,造成重大损失,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沉痛教训。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及此事[95][96]。 6park.com 安康特大洪灾6park.com主条目:安康特大洪灾1983年7月31日,陕西省安康市发生特大洪灾,导致安康几乎全城被毁,共造成870人死亡、89,600人受灾,经济损失4亿余元人民币[97]。此次洪灾的成因除汉江流域连日大暴雨等自然因素以外,修建于大跃进时期的丹江口水库使得安康下游的河槽不断淤积抬高,最终导致了江流不畅乃至下游倒灌[16]。 6park.com 1969年长江洪水6park.com主条目:1969年长江洪水此次洪灾中,安徽省桐城市邻近的汪洋水库溃坝造成至少上百人死亡。该水库兴建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库容并不大,修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洪与灌溉,虽然水库的坝高达到20多米,但并没有兴建相应的蓄放水闸门,水库放水主要通过开敞式溢洪道,属于低标准水库[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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