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辛:中新的紧张不是南海认识不同那么简单
南海问题演变至今与新加坡的“不当”介入密不可分(图源:AFP/VCG) 编者按:近期,新加坡在南海国际紧张中扮演的角色,得到了中国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关注。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曹辛发表在在FT中文网的这篇文章观点鲜明,认为新加坡是故意将外部力量引入南海,以服务于其国家利益,并已损害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作者更表示南海问题演变至今,新加坡“功不可没”。是新加坡引入外力,广造国际舆论,给中国造成了某种“新加坡挑战”。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现转载如下供读者参考。
“关于《环球时报》和新加坡驻华大使论战的事,新加坡驻华使馆给我们日本和其他的外国主流媒体都发来了新闻稿件,要求我们发表。”
“我们还没有报道,有可能将会报道。(他们给我们的稿件)是他们已经发表了的。”
这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和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就新加坡南海政策发生论战后,一家日本主流媒体告诉笔者的信息;而且告诉笔者这个信息的,不止一家外国媒体。并且,事情刚好发生在李显龙总理上月底访日这一时间段,直到现在还在继续……
对此,恐怕连一家公关公司都会得出结论:新加坡是在制造巨大的舆论声势,给中国以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考虑到李显龙总理在上月底访日期间表示“新加坡欢迎日本在本地区(东南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一事实,新加坡制造此次舆论声势的动机,更显得十分明显。而且其行为模式也很清晰,那就是:把外力引入中新矛盾中,制造出有利于新加坡的氛围和结果。
笔者认为,新加坡的南海政策,已经远不止是中国学者说的“中新双方有不同的南海认识”这样简单了。新加坡的问题,不是与中国思想上的“认识”不同,而是实实在在的矛头直指中国的行为,至少是很不友好的行为。
引外力入南海
坦率地说,笔者并不赞同《环球时报》的所有观点,也认为对南海问题中国本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但这是另一回事。事实证明,南海问题演变至今,新加坡“功不可没”,而且其行为的动机、性质和行为模式,和此次论战一脉相承。
其一,引外力入南海。南海问题实际上主要表现为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的领土领海争议,而故意把域外的国家行为体引入南海平衡中国的,恰恰就是新加坡这个南海争端的非声索国。
首先是把万里之遥的欧盟拉入南海争端。
2013年,新加坡官员告诉笔者:我们今年邀请欧盟外交专员阿什顿访问新加坡,“碰巧”在她访问期间,“香格里拉对话会”召开,我们就“自然地”邀请她出席当时正在召开的香格里拉论坛,并请她发表了主题演说。而以后,新加坡每年都邀请欧盟代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至此,欧盟正式介入了南海问题。邀请欧盟代表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这一信息,也获得了欧洲驻华官员们的证实,这是欧洲首次派出强大的阵容参加对话会。新加坡成功地把欧盟拉进了南海冲突,而欧洲对南海问题的相关政策,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阿什顿首次参会后不久,就有欧洲官员向笔者谈到:这样搞下去,局势对中国很不利。他们表示,国际法只承认两点:你是不是有居民在当地长期生活?你是不是在这里长期行使管辖权?“不能因为在当地找到一些中国古代的瓷器碎片,就说这里是中国的。”
南海仲裁后,欧洲核心大国的高级官员又告诉笔者:中欧之间货物贸易大部分是经过南海运输的,因此欧洲高度关注南海局势,欧洲反对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主张尊重国际法。然而,事实上,南海争端即便是在最紧张的时刻,世界各国经过这条通道的民用航运业也从来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中国自己的对外货物贸易,绝大多数也是经过这条通道的。
接着,同样不是南海争端当事国、对中国高度敏感的日本又被新加坡拉入南海争端。
“去年12月,我们的李显龙总理访日时,和安倍首相谈到香格里拉对话,试探地问了一下安倍,看他能否来香格里拉对话会做个主旨演讲。”2014年,新加坡的一位外交官向笔者透露。“香格里拉对话会”每年安排一名国家首脑做主旨演讲,安倍听到有这个机会时,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当时就表示答应了。
这位新加坡官员进一步介绍说:邀请安倍参加2014年“香格里拉对话”,是新加坡2013年12月在东盟与日本建交4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发出邀请的。而这个时间,刚好是中国刚刚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时候……
现在,东北亚的中日东海冲突和东南亚的南海冲突,联在一起了,客观上已成南北呼应之势,上月底李显龙访问日本时和安倍共同呼吁中国遵守南海仲裁,以及和安倍共提“南海利益”和“秩序”,就是最好的证明。微信号:chn007cn
广造国际舆论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另一策略是,搭建平台,广造国际舆论,“香格里拉对话会”就是其常设的主要平台。
任何人只要读一读国际主流媒体近年来来对“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新闻报道就会发现,这个“对话会”实际上已经成为对中国进行舆论批判的舞台。有意思的是,如果是区域内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在会上批评中国,那还情有可原,可是每次在会上就涉及领土领海争端议题对中国严厉批评甚至恐吓的,恰恰多是区域外的、非南海领土领海争端的声索国。而这些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正是东道主新加坡引入的。
而每当笔者就此议题向新加坡官员表示疑虑时,得到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我们是协办方,主办是英国国防部的研究所。可是作为“对话会”的东道主和实际操作方,在议题的设置、会议议程的安排等方面,新加坡的操作空间当然是很大的。而且在中国已经表示不满,甚至专门建立了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为鲜明宗旨的“亚信峰会”这个平台与之抗争后,新加坡依然这样操作。
而笔者两年前和新加坡官员讨论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从中国官方和领导人那里没有得到这个反馈,恰恰相反,我们和中国的经贸活动进展十分顺利。当然,这里也许有个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但“起码现在我们没有感受到”那种自信满满的态度,令笔者感到愕然。
笔者认为,新加坡的行为只能说明,新加坡认定:中国才是南海动乱的根源,是未来在东南亚的对手,所以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而且其行事比较隐蔽:新加坡的上述行为手法,看上去很少公开和中国发生冲突,但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破坏力却是实实在在、不可小视的,而不是像中国学者说的,“新加坡无伤害中国的意愿和能力”。
实际上在日常接触中,新加坡官员曾暗示:我们总理和他的顾问们深刻地认识到,面对中国这样大的强国,必须将世界主要力量都拉入其中,使南海冲突从地区热点变成全球热点。国虽小,志不在小。
“新加坡挑战”是什么?
长期以来,新加坡在东亚的地缘冲突中一直奉行在大国间搞平衡的基本政策。
“我们欢迎美国太平洋舰队在这里设立基地,我们也欢迎苏联在这里设立基地。”当年的老总理李光耀在他的著作里这样说。但近年来,随着中国不可阻挡地迅速崛起,新加坡大国平衡政策的内容正在演变,即:由促使大国在区域内相互平衡,转而以区域内外的各种力量平衡中国。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这就不是“仔细地去聆听、善意地去回应,并有决心通过自身政策与行为的主动调整来‘相向而行’,体谅对方的‘忧虑’与‘关切’”能解决的问题了。
在这个意义上讲,笔者所理解的“新加坡挑战”是:在软硬实力对比悬殊太大的国家行为体之间发生利益博弈时,强大的一方如何应对弱小方的以弱示人博同情、抱团对抗壮胆色,以及引入区外力量以自重,来实现自己目的外交手段。
当然,就此次南海危机而言,在国际公关、“说理斗争”方面,中方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中国外交的老问题;在仲裁案的应诉以及后期的应对等方面,中国也无疑有需要改进之处。中国的国家利益不能丢,但自己的工作,要做到极致,才能让世人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