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论自由
自由一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和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它所被赋予的内涵，有天壤之别。中国人说的自由，指的是解除世俗的负累与束缚。比如庄子的逍遥，陶渊明的田园诗生活，这都是中国人所理解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文明社会里，人们对生活的一种超然态度。或许，自由一词，可能会为庄子陶渊明这样的高人雅士所不齿，他们可能会觉得，适性自然，自在逍遥才是他们的境界，而所谓的自由，不过就是粗人撒欢子罢了。
而西方则不然，西方人对自由的理解，是指摆脱奴隶身份和被奴役的生存状态，成为自由人。在早期的西方社会，他们用来指谓自由的词，和用来指解放的词，是同一个词。西方的这种自由，是在人和人互相奴役的野蛮人的奴隶社会中，为摆脱奴隶身份而对奴隶主表现出的一种抗争态度。
因为中国社会，从炎黄部落开始，就是一个以自耕农劳动为主的文明社会，早早的就走出了奴隶社会，所以西方人对自由的理解，在中国人看来，大概类似于动物园里被关着的动物，迫切想逃出动物园那种向往和追求。这种把自由和奴役相对应的观念，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人无法获得代入感。中国人通常是把自由和负累相对应起来，而不是奴役。
西方人真正的结束他们的奴隶制社会状态，不是古罗马之后，而是近代林肯发起的废奴运动后的事。他们在奴隶制里面呆的太漫长，而我们在奴隶制里面呆的又太短。所以，当西方人的自由概念，传入中国之后，严复把它翻译成了“群己界限”。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实在无法把要么奴隶要么自由人，这种非此即彼的原始人观念，和庄子陶渊明们的超然旷达联系起来。
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认为，人的行为具有外部性和公众性，所以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人只要生存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总要遵守这样或者那样的规范才行。比穆勒稍微早点的康德，则说，自由即自律。他们两个，是对西方人的原始人习性和观念，反思比较深刻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答，个人和社会的界限在哪里，个人对社会让步多少算是处于被奴役状态，社会对个人解放多少，算是给了他自由，他们都没有给出解答。
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化中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是，从个人到社会，是一个多层体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层层向外部扩展。个人与社会，对中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选一。以身观身，这是讲个人性。以家观家，开始有了小范围的公众性。一直到最后的治国平天下，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个人行为的公众性，放大到了最高。
严复所说的群己极限，就是这多层之间的分界，一层一层的，在什么层做什么层的事，不要越位和失范。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文明社会，我们没当过奴隶，所以我们不懂为什么西方人老把个人和社会对立起来看待。在过去的中国，失去耕地的人，会沦为流民，但流民不仅不是奴隶，流民还可以通过造反把皇帝赶下台自己当皇帝。
西方人里面，像康德和穆勒这种多少有点教养和想法的人，毕竟凤毛麟角。他们绝大多数人，骨子里都还是原始人的那套观念。他们更倾向于把个人行为的公众性和外部性，降低到最小，把个人放大到极致。他们的这种想法，在中国的文化里，对应的词应该是任性妄为。这种原始人式的自由，就不要说如何能与庄子陶渊明们联系到一起了。
受这种自由即任性的原始人思想的影响，中国也出现了一群看起来挺奇怪的人，他们管自己叫自由主义者。言论和行为，看上去都特别的任性，可能他们认为，自由就是任性吧。实际上，西方人这种因为祖上做过几千年的奴隶，才根深蒂固的对自由的理解，对任公众性何束缚和外部性的拒斥，是他们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给人看上去很诡异，跨文化语境的强行带入感，怎么看都是在东施效颦。
这种新原始主义思想，贯彻到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的文化，政治，经济，金融，等等，都是如此。这种新原始主义，正是造成频繁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的根本原因。经济一词，在中国文化里，指的是经世济民，衡量它的一个指标则是，天下是不是太平，百姓是不是安康。个体性与公众性的和谐统一，这是文明人对经济的理解。
而西方人呢，他们对经济的理解，则是相反，他们追求的是个体竞争，拒斥经济行为的外部性和公众性，只要自己过好了，管他洪水滔天。这是原始人对经济学的理解。新原始主义经济学，第一个版本，便是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英国人的全球统治，以自由放任为纲纪，却以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而惨淡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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