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近年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大了许多。但地方分裂主义的倾向也在加大。不谈边疆民族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可以说封疆大吏和道府州县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这些地区的许多官员自恃有强盛的地方经济实力做后盾，玩“三个代表”走火入魔，不要说让他们从丰盈的地方财力中拿出一些支持世界革命了，中央有困难，支持一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都得求告他们。上海陈良宇的一朝垮台，实则是为富不仁所致，不仅在全国一盘棋上和兄弟省份闹别扭，就连上海老百姓的祖传房屋他们都要“共产”，他只是代表自家亲朋好友和那个官员小圈子的利益，在官场上玩江湖“老大”这种貌似时尚的文化，代表利益集团的掠夺方向，终于搞得天怒人怨。
　　太祖有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老人家正是拿捏准了各个派别山头的要穴，善加平衡整合，把这些元勋大佬一步步纳入到继续革命的轨道，树立了党中央的绝对集权，才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带领到四个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较之今天广东、上海等地仗着地利，积攒了几个阿堵物;军队有些未立半寸军功的将领，仗着手中的统兵权，俨然不把中央放到眼中。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不开、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没有了中央集权，预后肯定极差。李登辉的中国“七块论”并非无的放矢;南斯拉夫铁托去后马上分崩离析，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以波罗的海三国率先退出加盟为触点，顿时土崩瓦解，历史的经验真的是很值得注意啊!
　　今天发达省份一些地方官员用着山西的煤，烧着西北的气，吃着湖广的粮，炒卖着国家的土地，变通着中央的各项优待政策，放纵着不良资本利用中西部便宜到极点的人力，胡乱在国际市场压价竞售损耗整体的国力，搞了点外汇，整了点高消耗的GDP，就俨然做起了“诸侯”梦，比之其ld前辈更为狂妄——自定一些和共产党党章、共和国国法、执政为民理念背道而驰的土政策、潜规则。在他们治下，收容致死人命，禁摩禁断民生，拆屋激起民变，圈地尽饱私囊……就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的党内这些新生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内噬着国家的根基。
　　对于中国已经成形的诸侯势力，王晓波先生在其《中国精英阶层分析》文中的“强势群体——利益集团”一节中描绘为：“一、形成了部委及地方官僚与财阀相勾结的‘诸候经济’势力。二、出现了直接为民营或外资提供全程服务的买办官僚。三、由官员、企业名流和知识精英联合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已培育出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发展的利益集团，它是以侵害人民利益为生存基础的。利益格局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它以牺牲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来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诸候经济’剥夺了广大农民的剩余和工人饭碗，买办官僚大肆消弱了民营经济，权贵资本垄断专营利益上死死咬住，使民营经济、个体经济、草根族、在一个‘坏市场’上苦苦挣扎。利益集团的出现：代表权力资本的4500万中央、地方官员，代表经济资本440万企业精英，代表知识资本700万知识分子，其中至少主流代表已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倾向于向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已日渐成熟。”
　　中央权威的衰退，地方离心力量的坐大，绝非大国之福，尤其不是中国这种地域辽阔，地方情况千差万别，只有中央统筹，全面协调才能平衡发展的国家的选项。发达地区诸侯坐大，在攀比心态下不发达地区疯狂开发;各地区各部门违法行政比比皆是，贪官污吏已成浊流;现在各路诸侯都深得其二世三代的嫡传，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手，特殊利益集团得利，人民群众被彻底剥夺，共产党负责用自己的品牌买单，恶性循环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一步步走向不归地的大趋势。
　　对此，中央看在眼里，痛在心中，遗憾改开30年的放权失度，法纪的松弛，最主要的是党内批评斗争和民众监督机制的丧失，形成如今枝强干弱的政治生态，非朝夕间可以扭转。中央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由诸侯势力发展下去，国家必定失去统一优势，前苏联分裂殷鉴不远。但要削藩固本，必先铲除那些建立在地方经济和集团利益基础上的诸侯-大夫-士（商）人体系，铲除充斥人身依附特征的层层官僚学阀体系。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铲除前世这类人物的一场运动，只因革命功亏一匮，留下今日祸源。但同时也留下了党内健康力量和草根阶层重拾旗帜，再论文革的历史机缘。
　　
　　集结号吹响了
　　我们再回到如火如荼的1966年。
　　毛爷爷有教导：“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扭转学术批判中如火如荼的所谓“左”的倾向，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二月提纲” 是少奇体系在文革启动前借毛主席在外地的机会最后一次反攻，正是这次反攻，直接导致了“五一六通知”的出台，揭起了文革幕布。
　　无产阶级在改开过程中失语，就在于舆论阵地的失守,话语权被右翼精鹰所垄断。历史的相似就在于“二月提纲”也是要剥夺左派在学术批判领域的话语权，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把学术批判引导到所谓“纯学术”的方向。提纲对持无产阶级话语的学者群体指责有加，说什么“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提纲反对的锋芒指向在学术文化领域兴起的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他们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其在学术界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是一伙毛主席批评的“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瓦解左派的学术队伍。“整风”真是党内右翼打击群众的法宝呵。提纲作者们竭力推行的所谓“博爱观”，和当今右翼学者鼓吹的“普世价值”如出一辙，就是要在思想学术领域抹杀阶级斗争，隐蔽资产阶级用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社会主义思想价值体系的反攻倒算。提纲对学术思想批判反复强调要“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划下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而对于一切牛鬼蛇神洋人死人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和今天上层建筑深沟壁垒限制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行径，何其相似乃尔?!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严正指出：“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犹如一柄照妖镜，又似孙大圣的金箍棒，揭示了党内走资派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复辟行为，指出了全党思想文化斗争的明确方向，吹响了向走资派全面决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集结号。
　　当时许多高干因为“不读书，不看报”没有站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度看待党内斗争，因此纷纷表示对文革“看不懂”。而经过改开复辟的血腥教育，今天的离休老干部是真正了解到“五一六”的精髓了，虽已耄耋，反腐和革命意志愈来愈坚；而且今天的白领知识青年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此也洞若观火，他们组成了今天无产阶级夺回上层建筑领域失地的主力军团。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了。重温43年前毛爷爷领导全党掀起文革巨澜，一举夺回革命人民话语平台的铿锵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要把今天的资改力量打翻在地，首先必须把舆论阵地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手中。把毛爷爷亲手薪传，后来被笑贫不笑娼者流从我们手中褫夺的四大自由再夺回来。

      工作组，最后的疯狂
　　当权派最擅长的就是向出现问题的地方派工作组，其性质类似古代“巡按”，其实这是官僚政治体系最为“普适”的一种做法，可以实现上下相制(以中央或上级制约地方或下级)、大小相制(以高级机关的小干部制约下级机关的大干部)，而不必启用什么民主程序。因为少奇体系以党政系统为主，调用干部最为方便，且经过六十年代上半叶《论修养》的熏陶，也确实在中低级干部中积累了相当的人气，一字并肩两主席哦。工作组执行少奇同志“灭火”任务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因为那是个讲政治的年代(不像现在被笑贫傍富理论把政治和主义丢到一旁，草民每日价埋头买彩票炒股票倒买卖一门心思发财结果发不了财反倒搞出多少不和谐出来，CCTV出头条要闻人们也没有多少热度)，当天大字报一经播出，首都各个高校知道阶层积郁的戾气一时爆发出来，对资产阶级学阀、对校方领导刻意强调什么“学术”“理论”一类劳什子，以大压小、以资压无早已不满的知青白领如聆伦音，那时没有博客可供如孔和尚一类愤青抒发心胸郁积之火啊，一时北京和各大都市高校大字报成为别具一格的火爆景观。当时太祖在南方视察，不日就要畅游长江，发出新的革命信号了。在京主政的少奇便派出工作组到各单位去领导文化大革命，扬汤止沸，控制局面。从少奇到工作组组员可能大多还抱有9年前的思路：右派再度出笼，正是我等大显身手，革除反主流力量的天赐良机哈。于是从刘少奇到各省党委到各级工作组全盘复制1957年的路径——右派向党进攻了，引蛇出洞吧，收集秋后算账的证据啦!一些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老鸟立马转向，开始把大字报的矛头对准群众中的挑头者;而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初生牛犊则抱着“舍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心态，决定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由此诞生了“五大学生领袖”，即清华蒯大富、北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地院王大宾、北大聂元梓(当时是北大哲学系系主任，不是学生的)，都是普通人家出身的，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草根不安现状，极易成为反主流的主力军的根源。而多数的高干子弟包括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省部级官员，当时也都是“造反派”，他们参加的组织叫“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堕落为维护其父辈既得利益的消极反动组织。“屁股决定脑袋”，此言诚不欺人也!
　　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大字报进入混战阶段，1957年情景仿佛再现：党的驯服工具(论修养提倡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们急切在大字报栏摘录疑似右派的言论，并贴出后来被称作“保皇”性质的捍卫党委的表态大字报，以其作为向领导邀功的资源，愤青则愤怒地知晓原来当权者居然还有如此种种黑幕，继续声援五大领袖为代表的揭批行动;工作组内部会议上，右派的比例已经有了指标，毛泽东正在酝酿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的6月就是这样一个风雷激荡，人心躁动，党内各个力量组合瞬息变幻的时刻。党内两条路线的决战前夜，其场景与《列宁在十月》纷乱的冬宫和浮躁的工农兵群众没有什么两样，社会实践正在孕育着大乱才能大治的真理。
　　执掌党政大权，相信组织力量的少奇和各级党委忘记了组织的权力源于人民，工作组正准备给帮助他们改过自新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革命小将织造各色帽子的时候，小将背后的巨人祭起掌中风雷，毛泽东从南方返回北京，贴出《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1]，被工作组用行政力量压制了五十多天的愤青们宛如夜半得见北斗，瞬间团结到最高领袖身边，貌似“合法”的工作组被派出者无奈召回，中共中央紧接着于8月8日发表号召全民造反文告十六条，伟大的领袖、导师、舵手、统帅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缓缓挥舞巨手，高呼“人民万岁”，全国千万红卫兵赴京面圣，奉旨造反(其中多有饱含无产阶级义愤，县域交通而千里步行长征到京者)，一举摧垮了官僚体系组成的上上下下的风车方阵。工作组成为两个司令部决战的最后一个标志。
　　

　　文革“浩劫论”者如祥林嫂般喋喋不休控诉红色革命怎样迫害了多少多少的精英人等，殊不知，仅仅清华一校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就有蒯大富以下800多人，如果不是毛爷爷的解救，这些热血愤青的下场恐其连57年的右派都不如，“反革命”啊，和今天“颠覆国家”同样的重罪呢。当时两位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都通过自己的女儿(一个高二，一个初三)直接指导两所中学(北师大一附中、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在中学生中抓批右派，多少班主任、普通任课教师都牵涉其中。DPF同志亦是在校内协助工作组抓右派才激起众怒，被愤青们圈禁起来，爬楼逃出跌伤，贻害终身。追根溯源，都是工作组惹得祸呵。
　　历史证明，不拘你有再正统的“法理”，违背了人民意志，就必定会被各种表现形式的革命造反推翻，真共产党员，执政要为民啊!文革初期宣传队演出常见队员把毛像章直接别在胸头肉上，现在多少草根把毛像挂在简陋的房厦墙壁，被右翼削者嘲讽为“封建愚昧现象”，殊不知这是人民群众对人民救星出自内心的情感表示，当年那些险些被工作组戴上反革命和右派帽子而蹉跎一生，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霎时间拨云见日，真正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
　　对待造反提意见上访群众的态度，是真假共产党人的分水岭。看看少奇当时是怎样部署工作组的： 6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报告时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批示要求，“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一些学校工作组贯彻这一批示，给一部分起来造反或轰赶工作组、指责工作组的青年学生加上或准备加上“假左派，真右派”、“右派学生”、“反党分子”等政治罪名。
　　回顾文革的始终，毛泽东的路线是矛头向上，造走资派的反，索回草根阶层的政治权利;另外一个司令部则始终是矛头向下，对着群众，对着学生、教师、教授，对着已经倒下的国民党留用人员及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从而扭转文革的大方向。好多抄家甚至打杀所谓“黑五类”的恶行，多发生在五十几天工作组当权的时间段，好多执行者是以干部子女为首的“联动”分子及混迹其中的社会流氓分子。现在看文革的“浩劫”之处，恐其正是后来控诉文革最凶的人手上营造出来的呢。泼在文革红卫兵头上“打砸抢”的污水，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 　该大字报全文如右：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联动的前世今生
　　毛主席多次谈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的干部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要丢了。”周总理也多次忧心忡忡提到干部子弟恐走八旗子弟道路的问题。
　　文革初起时，北京大多数红卫兵组织，包括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批接见的红卫兵，多是党员和干部子弟，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被太祖当场赐名“宋要武”的宋彬彬之父即为我党大佬宋任穷，宋彬彬后来自然被裹入“联动”组织，和后起的工农子弟红卫兵成为陌路。正是这些干部子弟红卫兵们提出了“红五类”和“黑七类”[1]的划分， 1966年7月29日，北京工业大学的谭力夫[2]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在这一反动“血统论”的划分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成了联动分子搜寻“造反”对象的依据。这些臂戴红袖章，手持军用皮带的革干、军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冲进了被他们划分为“黑七类”的人家，疯狂地打砸抢烧，其恶行逐级影响到京外的各个省市甚至县一级，造成了文革初期影响极大的所谓“红色恐怖”。联动分子一手兴起的打砸抢之风至今仍是敌对势力和不明真相者诋毁文革的首要依据。
　　矛头向下，向所谓“黑七类”开火，其原因很简单，当权派要转移文革视线，力图自保。在刘邓派出四处灭火的工作组被严令取消后，再利用原有“合法”身份压制群众运动眼看是不行了。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大佬们很快转向，授意自己的子弟组成“保爸保妈派红卫兵”。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推动了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各个高校大批普通人家子弟参加到红卫兵组织中来，一些草根子女自发组织的红卫兵也纷纷登场，高干子弟的“革命专利”一时间被汪洋大海般的“冒牌产品”所淹没，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似有各个城区各个红卫兵组织之上的宪兵纠察的意味。在不同场合压制“非我族类”的群众性红卫兵造走资派反的活动，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纠集，成立于1966年10月1日的中南海政治局礼堂，够牛！

　　“血统论”以家庭出身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一部分天生卑贱，而另一部分人一生下来就享有特权。文革的本意原是批判旧思想、旧意识，但在文革中，“血统论”这个最具封建意识的“理论”却不但没有被“批倒批臭”，反而披上了新的马甲，被推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其间以高干子弟组成的“联动”对此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据公安机关当时掌握，后来在联动罪行展览中披露的打砸抢事件数不胜数，老舍等文化名人的死难背后都有联动组织的影子，联动还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抢回被公安部门扣押的打砸抢同伙。说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无法无天，不如说是联动组织无法无天，不是脑残的完全可以想到，普通平民寒门子弟哪里会知道如许之多“黑七类”的底细和住所，哪里敢擅自冲击公安部门?
　　在血统论的恶劣影响下，地、富、反、坏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以及资本家等各色各样的“牛鬼蛇神”的子女本该是毛主席反复强调的“可以教育好”的革命团结力量，结果许多人被逼到了事情的反面，至今仍把自己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记到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头上;而“红五类”子女特别是他们中间的“革干”、“军干”子女，一出生就血统高贵，理所当然地享有诸多特权，到文革后期知青上山下乡时，为了躲避下乡，大批高干子女“走后门”涌入部队，解放军中由此出现了大批“娃娃兵”。“四人帮”对明显于工农兵大众及其子女不公的“走后门”现象提升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高度的批判，也因多数老干部抵制无果而终。
　　文革后，“血统论”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有趣的是，昔日的“联动”成员，不仅没有遭到笑贫上台后对造反派“三种人”的严厉惩处，今天反而要么是手握重权，居庙堂之高；要么是大公司的董事长、CEO，身家亿万；要么是定居欧美，成为寓居海外的高等华人：他们的家族仍然是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放眼神州，毛爷爷要坚决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已经演绎为几千万元的年薪和百万元方可入门的高尔夫会员金卡，毛爷爷亲手授予红卫兵的四大民主武器被笑贫傍富之流褫夺一空，法权和“民主”牢牢成为特权阶层的专享。要革除等级和特权，不铲除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永远是一句空话。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企图跟随毛爷爷改变受压命运的那些普通人家出身的红卫兵在文革后期基本上都上山下乡做了知青，回城后许多人只能做个工人、店员，许多人在40、50的年龄遭遇下岗，其子女因家境困难难以完成高等教育，只能在等级益发鲜明的社会底层艰难谋生。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擦亮了工农兵大众迷茫的眼睛，教育了七八九零后的一代新人，要扫除特权，要索回草根本应有的民主权利，靠今天社会精鹰们麻痹草根的个人奋斗“羊皮卷”成就人生根本是在做梦。资改派的所谓改革，只不过把官僚特权放大为官僚和资本所有者的特权而已，只有真正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才是人人平等的可靠保证，只有文革才是让社会主义江山永葆青春的唯一路径。
 
　　[1] “红五类” 指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黑七类”由开始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两类人。
　　[2]当时已故高检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原名谭斌，是太子党中较有才气者，文革中从军，后转至文博单位工作，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上退休，有著述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