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莫迪9月1日晚在东京迎宾馆出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主持的晚宴时，提及了在东京审判中主张所有甲级战犯无罪的已故印度法官巴尔，称“日本人对他非常尊敬。他在东京审判中发挥的作用谁都不会忘记”。 

安倍高度评价巴尔的业绩，2007年他访问印度时曾与巴尔的长子会面。报道称，安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饱受中韩两国指责，莫迪的上述发言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了安倍的立场。莫迪在与安倍正式会谈时也提及了巴尔，对巴尔获得日方的高度评价表示了好感。




莫迪访日期间的发言引争议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然而14名对亚洲受害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至今依然被日方供奉在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中，被当做“英灵”进行祭祀。日本领导人更是多次不顾亚洲邻国反对，悍然前去“拜鬼”。 

14名甲级战犯手上沾着亚太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们是亚太人民共同的罪人。有声音认为，中方应当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立一个耻辱柱，把他们的恶名和罪行镌刻在上面，同时可以请雕塑家把他们的丑陋形象塑造成铜像，让他们永远跪在中国人民、全亚太人民的面前，向中国人民和亚太人民低头谢罪，也让日本怀有正义感的人民牢记日本曾给中国人民和亚太人民带来的灾难。 

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联合国方面共安排了11位法官。为了保持审判的公正性，除战胜国的法官外，还特意加入殖民地国家的法官，巴尔即为代表。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5月17日，巴尔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在落座之前，他面向被告方向双手合十，静静地行了一礼。从这一天起，这个印度人的名字便被永久载入了日本史册。 

在11名法官中，只有巴尔坚持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论。他的根据是：“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对其负责的应该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巴尔还认为，检方所指控的“对和平的犯罪”及“对人道的犯罪”，都乃“事后法”的判决结果，根据“法的不溯及原则”，日本人应该是无罪的。为了证明合理性，巴尔还坚持“严谨取证”的立场。由于法庭采纳了一些缺席证人的意见，巴尔提出质疑，“既然法庭不能将其作为证人传唤到庭，不能在证人席上作证，那么，他们说的话就很难令人信服。”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病曾经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当时，巴尔就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以此作为替松井石根开脱罪责的一个重要理由。他指出，“不要忘记，松井大将当时生病，在发生这件事（指南京大屠杀）之后数周内，他被从自己的任务中撤换下来。”在巴尔看来，松井石根的疾病使得他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其刑事责任能力当然也要受到限制。巴尔的这种辩护遭到远东军事法庭大多数法官否决。 

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法官，巴尔提出其反对意见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缘由及背景。正如一位英国外交官员所述的那样：“毫无疑问，巴尔先生的观点代表着很大一部分印度人，许多印度报刊都支持他的裁决。这一切都源自在当时的印度，反帝怒潮并非针对日本，而是针对其他目标。” 

这种现象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英国作为印度的殖民主人，几百年来一直残酷地剥削着广大印度人民，激起了印度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抗。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印度民族意识空前活跃，强烈要求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二战期间的日本恰恰积极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当然，日本的支持纯粹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与需要。 

1941至1942年经过短暂的战略进攻并取得胜利之后，日军由于其自身力量的限制及英印军队的顽强抗击，不得不转入战略相持，因而未能直接进占印度。为达到与德意会师西亚的战略目标，日本转而对印度采取了策反战略：在政治上，日本大肆宣扬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打出“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的口号，日军也宣称自己是来帮助印度人民寻求解放并驱赶英国殖民者的；在军事上，日军于1942年初攻陷新加坡后，从被俘的印度军队中招募并组建了所谓的“印度国民军”，参加对英作战；另外，在经济及其他方面，日本也对印度的反英运动有所资助。这一切都正好迎合了印度人的心意并增强了他们的独立意识。 

作为印度的一名激进民族主义者，巴尔也不例外。首先，巴尔接受了日本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口号，并将这场战争视为正义之战。在他的眼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将亚洲从欧洲人手中解放出来”。基于这种认识，巴尔自认作为一名东方人，他的任务就是支持东方通过斗争去抵抗西方。 

巴尔的立场虽然荒唐，但获得了很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吹捧，同时也为他们寻找“战争无罪论”创造了所谓的“法理依据”。巴尔貌似是一个严谨而机械的法律主义者，但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又主观上灵活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在不顾整体事实的情况下，仅从狭隘的法理学角度阐释自己的观点，成为国际法学界一段笑谈。然而，在日本原首相岸信介的支持下，巴尔曾三次受邀访日，在各地宣传日本无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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