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对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的专访记录（3） 由 jiaojiao223 于 2014-07-16 21:13

记者：您说的是东南亚、印度这些国家可能会把握这个机会？

斯密特：中国劳动力成本在迅速提升，已经有这个趋势。大规模政改造成的政治整合期，我想在中国不会低于几十年。

记者：看来，您对中国政改不抱乐观。

斯密特：您别误会，我指的是台湾政改模式而言。

记者：您对中国国内的右派和左派各持什么态度？

斯密特：无论右派左派，我想其主体应该是把中国推向更高和更健康的发展阶段，但过左过右可能对中国都是个悲剧。过右的新自由主义，将会释放精英和资本的潜能，短期内经济效率会更高，国际竞争力会增强，但也会迅速推升中国已经很高的基尼系数，社会不稳定性也会迅速累加，迟早面临政局危机；过左毫无疑问，将会限制思想的进步，并吓跑投资，最终还会形成全面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下降，而且他们的对外政策趋于强硬，对抗会招致连锁反应，没人能预料到什么后果。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庸之道？

斯密特：准确说，应该是或左或右，目前中国的政策个人认为应该是趋左合适，目前过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农的权益低得可怜。但无论如何，左右有共同的公约数，即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解决贪腐的根本问题，提高底层的权益和言论的自由度。

记者：似乎*河蟹*更容易解决这些问题，但又投鼠忌器，那您的政改建议？

斯密特：我想，应该是GCD党内民主加民众监督的模式。

记者：中国的全国人民大会不仅是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个最高民众监督机构，但等同咨询机构，被边缘化了。

斯密特：这是核心，但改革的目标如果是与GCD争权，我想可能会麻烦。

记者：您的意思？

斯密特：把这个机构的监督职能发挥出来，而不是取得全部权力，我看是最稳妥的妥协方式。

记者：但是监督的最终作用机制是通过权力来体现的，就是说民众需要拥有最终生杀予夺的大权。

斯密特：这是个常识性问题，但我想仅仅监督职能，比如说信息公开就足够实现民众的制约力量了。

记者：可目前人民呼声很高的仅仅要求高层公务人员公布个人、家庭财产问题都得不到答复，民众的力量很弱。没有人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也害怕清算，他们骑虎难下。您不觉得这是*河蟹*的后果吗？

斯密特：我觉得这是当年*河蟹*改革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但我本人并不认为是您以为的*河蟹*的问题。

记者：印度可能是个反证，不是吗？

斯密特：印度关于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在1948年立国之初就开始推动立法，到如今轰动世界的阿纳·哈萨雷的绝食抗议活动还是为了这个立法问题。因为这将既得利益者逼到了墙角——而民众清楚，革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最后理性的结果是双方妥协。

记者：您的建议是中国民众和既得利益阶层达成某种默契下的妥协，承认既得利益换取人民的权力？

斯密特：您的感觉很敏锐，是的，默契下的，而不是公示下的，之所以要承认既得利益，因为没法彻底清算，也不能彻底清算。

记者：谢谢！就我对中国民众心理的了解，人民很难接受？

斯密特：情感是一方面，理性是最重要的，否则最受伤害的还是普通人民。

记者：关于中国的改革，在国内知识分子中提出的模式很多。现在主流的有两种，一种是*河蟹*和广东的改革模式，可能更西方化一点；一种是重庆模式。您了解吗？倾向哪一种？

斯密特：知道一些。两种模式都有不确定的地方，即使有好的理念，也不能保证最终的执行效率。通常情况下，一个看起来具有良好理念的方案和另一个执行有保障的方案，二者中我个人更倾向选择后者（笔者注：只论经济发展和分配模式的思路，本博以经济方面的内容为主，对相关敏感话题的回复一概删除）。

记者：譬如？

斯密特：重庆模式的优点是，已经有了一个模板可以参考，类似*河蟹*80年代的特区实验模式，成功了，就推广。这就看你们是否认可了。

记者：既然有了这个实验区，那您个人应该对它有个评价吧？

斯密特：还是需要具体考察才知道，我想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对过去红色中国的历史过敏，可能会因此丧失理性判断。当然个人威权也是很难有保障的，这些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想，重庆更像新加坡模式。

记者：您对*河蟹*的改革方向有何见解？

斯密特：*河蟹*的模式，我想也不会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目前中国国内政治生态也不会支持，可能会是渐进式的，但截至目前，我可能比您了解的更少。

记者：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即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中国GCD的18大三月份就要召开了，到时会有更多层面的透露。

斯密特：我会关注。

记者：您不觉得应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吗？

斯密特：这涉及到上百万亿资本的所有制改革问题，请允许我先谈国企改革的历史问题。

记者：您指的是*河蟹*开始的国企改革开始？似乎您对*河蟹*赞赏有加。

斯密特：准确地说是国企改制，当年*河蟹*改革主要面临的是国企效率问题，总体上，我认为是成功的。

记者：就效率本身而言吗？

斯 密特：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改革不会有理想化的结果，必须学会设定底限和目标。因此*河蟹*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对于一些不关乎国家根本的国有企业大胆进 行私有化，而对十几个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采用了资产剥离、兼并、重组等办法，这样既保证效率低下的国企不再成为国家负担，也在重要领域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 掌控。

记者：那您不觉得那剩下的大型国企如果私有化效益会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藏富于国、一定需要国家控制？
斯密特：您没有注意到剩下的国企的行业特性吗？它们大体是垄断性的、关乎国家安全的、对稳定性发展的要求要高于纯粹利润追逐的行业。

记者：这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斯密特：如果你把它们当做国家税务部门的分支机构，你或许就会明白了。您认为哪个国家会把税务机构私有化呢？

记者：这个角度的确很新颖，但仅从效率的角度来说，私有化应该更甚。

斯密特：你的国家有两个特别大的国企，一个是“棉花储备总共公司”，一个是“粮食储备总公司”，今后还会有“石油储备类的公司”……

记者：对不起，这两个国企性质是不同的，他们不是经营性的，当然无关效率。

斯密特：是的，中国剩下的十几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也是不同的，它们应该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利润为第一价值目标的。这些行业生来就不会亏损（deficit-proof），更多的是公用性的事业，价格由国家决定，怎么会亏损呢？

记者：难道您不认为私营化会利于竞争，也就是价格下降，人民获利会更多了吗？

斯密特：未必，因为即使分拆打破垄断经营，效益未必会更好，价格也未必会降低，因为这些行业对创新性要求没有一般消费品那么迅速，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相反这些行业对稳定性要求更高，它们大多是资源性的。谈到人民获利的问题，你们国有企业的利润难道不是人民的利润吗？

记者：我开始明白了。

斯密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私有企业是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譬如说三峡工程总公司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它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它的投资收益会很低， 而风险很大，没人愿意作这种投资，因为他只能依靠收取微薄的电费盈利，除非……它向上下游的征收减免旱涝灾害费（笑）——但国家会做出这个投资的决策，因 为国家是全局利益出发，全国就是一个大公司，“利润”核算的对象就不同。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一些西部的铁路系统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私有化他们会被废除或提价，这对内陆的发展是个打击。而如果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情况就不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