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回国前，赠言二十条给李鸿章，他说现在中国会外语的人不受重视，这些人应该得到比会中国话的洋人更多的机会。中国要学会自强，否则洋人也帮不上忙，中国一日以北京为首都，则一日不可与外国轻开战端，因为北京离入海口太近，中国没有海防，洋军可长驱直入，中国需要设立电报，整顿海防，建立自己的水师。在他的建议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条是，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义者，皆当斩首，这是戈登对朝中大臣“好空谈尚清流”作风的回答。戈登最后说，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李鸿章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建议和预言，日后竟被自己都一一实践和体会到了。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讲晚清民初，中国政府内的洋人雇员的故事。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下《北京条约》，而不久英法联军就撤出了北京，这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可是个不得了的事，因为英法联军兵强马壮，能在北京为所欲为。朝廷中枢似乎明白了，洋人来中国呢，并不是要当皇帝，坐天下，这和中国文明千百年来的“天下观”完全不同。
    当时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忻，开始主张抛弃“盲目排外”和“盲从崇外”的极端的态度，主张呢先从军事上向西方学习。而这第一步就是“借师助剿”，利用洋人洋枪平息太平天国内乱，一批洋兵洋将就此成了清政府的雇佣军。
    解说：1860年的初秋，对朝廷来说非常难熬，9月中南方的“太平天国之乱”愈演愈烈，忠王李秀成率兵围攻上海。9月21日向北京挺进的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遭遇清军蒙古骑兵的阻击，但仅仅两个小时，蒙古骑兵两万五千名士兵几乎全军覆灭。这次战斗，英国人使用了阿姆斯特朗炮，而清军骑兵武器多是火绳枪、刀、矛、弓箭之类。
    此时在上海负责镇压太平军的有两支力量，一支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手中的淮军，李当时是江苏巡抚，另一支是由西方浪人，菲律宾雇佣军和中国亡命徒组成的洋枪队。
    翁飞（学者）：洋枪队实际上是中国的雇佣军，洋人包括东南亚，包括菲律宾的一些，一些浪人组成的，对吧，有菲律宾，有印度人，有少数白人。那么这支部队呢，它用洋枪洋炮装备，也都是些亡命徒嘛，打起仗来有一定的战斗力。
    张鸣（学者）：太平军也有洋枪，但是太平军用的是五五五进的兵制，不太适合这玩意儿，所以他有洋枪，效率发挥得没有洋枪队那么厉害。
    解说：李鸿章很快发现，洋枪队虽然火力威猛，但很难节制，为了管束洋枪队，李鸿章求助于英国政府，英国皇家工兵上校戈登受派出任洋枪队统帅，此时，洋枪队已改名为“常胜军”。戈登与当时西方雇佣军中的亡命徒不同，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军人，他出生于一个英国皇家炮兵将领的家庭，注重战术训练，他打仗的时候，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却任何武器都不带，只拎着一根文明棍。
    张鸣：为人很严谨，为人很严谨，完了又很有操守，军事技术也很不错，就是它当时戈登的洋枪队啊，最大的牛就要不在于说那个，在于它会用炮，它会用那种，就是它会测。这点中国人都不行，中国人是根本做不到，它有仪器会测。
    解说：1861年10月，戈登在给英国的妹妹写信说，我喜欢这个国家，这份工作，以及这份悠闲自在，在英国，我们地位卑微，在中国，却位高权重，中国的气候也很宜人。
    张鸣：后来戈登这个就是，这个跟淮军就是形成一体了，协同作战，最后洋枪队就融入到淮军，就划到淮军里去了，就是淮军最早的训练，按洋枪队那个训练去走的。
    解说：一开始，李鸿章和戈登相处的还不错，但李鸿章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来自给自足，但戈登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截留军费。
    1863年，“常胜军”与淮军围攻太平军在江南的重镇苏州，太平军屯兵八万，兵强马壮，李鸿章利用太平军降将程学启，以二品武官为诱饵，要镇守苏州的太平军八个王献出城池。八王将信将疑，提出让较有信誉的英国人出面作保，于是双方让英国人戈登作证，并折箭为盟。几天后，太平军打开城门，将清军迎入，但他们还留了一手，只让出半个城池，自己还占着另一半，并在城中建起路障，以防不测。
    翁飞：因为当时它（太平军）说是十万降众，大概有战斗力的四五万人，让出半城给淮军进去，淮军的主力部队只有两万余人，一万人进去，一万人在城外，这样它一对五啊，或者一对十啊。
    解说：当晚，李鸿章便布置城外淮军在四门外埋伏，次日上午李鸿章来到城内，传令要召见太平军八个降王，并说要当场封他们为总兵副将，八个降王不知是计，兴高采烈地来到军营。酒宴开始，忽然有校兵送来紧急公文，李鸿章便趁机离开，正当八个降王酒酣耳热之际，进来八个武士，每人手拿着一套清军的顶戴官服，说请大人更衣换顶带。八个人洋洋得意地站起来，自己用手解开头上包布，说时迟那时快，八个武士手起刀落，八颗人头被斩落地上。李鸿章、程学启在诛杀了八个降王之后，又在苏州城内大开杀戒，将太平军将士全部杀光。曾在苏州城外作过证人的英国人戈登，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惊失色。
    翁飞：戈登认为他是英国陆军的军官，对吧，是以这个信义为第一，因为它这个军队它有一个是不杀俘虏，对吧，第二个你人家已经投降，我是证人，他觉得他的大英帝国这个军官的面子，受到极大的侮辱和挑战，于是气势汹汹地拿着手枪去，找李鸿章，找程学启。
    解说：李鸿章在苏州杀降，全国舆论大哗，在北京，有官员上折，要求朝廷处罚李鸿章。上海的外国领事馆，代表列强及外国侨民，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彻底的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政府打仗的洋兵洋将。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量借此从中方手中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
    李鸿章为挽回舆论，先重赏“常胜军”白银七万两，还有一万两奖给戈登本人，又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是中方的决定，和戈登无关。不久，朝廷对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做出了肯定，认为他们“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张鸣：杀降和不杀降，其实上都有中国背景的道义这个支持，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不杀降，不杀降因为我，就是我守信，如果我杀降，你背叛了你原组织，你本来就是不忠不孝，怎么都可以，就是中国的这个道义上讲都可以说通的。
    解说：在朝廷的赏赐中，英国人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清政府还仿照西方样式，给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纯金奖章。但戈登说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为了缓和与戈登的矛盾，李鸿章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杀降事件”与戈登无关，并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1864年3月，戈登终于原谅了李鸿章，两人见面商议战事，但避而不谈“杀降事件”。
    在英国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虽然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但拒绝了李鸿章一万两白银的赏金。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戈登随即也准备返回英国。
    翁飞：戈登这个人也是一个比较有点血气方刚的，就是这个英国就指责他，你不应该就这么卖力地去帮湘淮军，帮李鸿章，他就觉得，你这样干我就干不了了，然后戈登就宣布辞职。正好这个机会，那么李鸿章一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得力干将丁日昌，在一个星期之内，迅速地用十八万两这个白银，迅速地把“常胜军”解散掉，然后把它的武器装备全部挪为己有。
    张鸣：淮军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嘛，它是公认的嘛，淮军后来也很厉害，洋枪，整个的，包括这个炮队什么的，操练，包括甚至是口号，包括立正、齐步走、向前看齐这全都是英语。
    解说：戈登回国前，赠言二十条给李鸿章，他说现在中国会外语的人不受重视，这些人应该得到比会中国话的洋人更多的机会。中国要学会自强，否则洋人也帮不上忙，中国一日以北京为首都，则一日不可与外国轻开战端，因为北京离入海口太近，中国没有海防，洋军可长驱直入，中国需要设立电报，整顿海防，建立自己的水师。
    在他的建议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条是，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义者，皆当斩首，这是戈登对朝中大臣“好空谈尚清流”作风的回答。戈登最后说，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
    李鸿章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建议和预言，日后竟被自己都一一实践和体会到了。
    陈晓楠：李鸿章44岁那年，当上了大清国最年轻的总督，他也是和洋人打交道最多的地方大员，他在奏折里说，不管这些外国人做什么事，他们都很讲规矩，虽然我无法了解他们行动的动机。
    戈登对李鸿章影响深远，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价值的东西，就是契约精神。相当于西方的精神文明，李鸿章呢更迷信西方的物质文明，特别是坚甲利兵。30年之后，李鸿章模仿英国的海军制度，建立起了北洋舰队，1882年，他聘任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北洋海军的总监察，负责训练，新的矛盾又产生了。
    解说：琅威理，1843年出生于英国，十四岁即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此后一直在英国海军服役。琅威理第一次来华是1863年，当时中国从英国购买的一支舰队，琅威理负责护送，此后他又在1877年护送舰队来华，大英公使曾纪泽曾告诉李鸿章，说琅威理为人“诚实和平，堪以留用”。
    张鸣：很小就进海军学校，然后呢从海军学校毕业然后就进海军了，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进了，就他是一个老行伍，他是这个学院出身的，是这样的，就是他确实是懂。
    解说：英国政府一开始，并不愿意自己的军官在中国海军中服役，直到驻华公使威妥玛、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多方周旋，才勉强同意。琅威理一到北洋水师，头衔便是副提督，也就是副司令，当时提督为淮军将领丁汝昌。丁为人忠厚，但不懂海军业务，因此日常操练全部交给了琅威理。
    张鸣：那个丁汝昌是个白薯，上了军舰啥也不懂，他是个步兵，舰队在海上那不是开玩笑的，必须得懂，必须得指挥，懂行的能指挥得了。实际上一直都是琅威理在指挥，琅威理就等于替，等于他替身似的，丁汝昌就是一个，就是政委，就是看着的。
    解说：琅威理在北洋水师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娱，有时上厕所，还打旗语传令。他认真按照英国海军条令训练北洋水师，日夜操练，士卒离船艰难，无人敢出差错。一次，他深夜鸣警号演习，诸将闻警讯无不披衣而起，各司其职，从容不迫，这时北洋水师的训练达到了巅峰。琅威理还根据国际惯例，制定了中外海军交往礼节，扩大了中国海军的影响。
    金满楼（《晚清帝国回忆录》作者）：北洋舰队应该说，从这个英国提督琅威理的时候，它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非常非常严格，当时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军门”。
    张鸣：而且他非常敬业，非常敬业，相当严格，这个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是严格到了，就是那些留学生都不太满意。留洋的这些洋学生，有学军事的，在国外的时候可规矩了，很军事化，到国内就开始玩忽。它是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呢一直是重文轻武的，就是文官，文官，士大夫那是地位高，穿长衫，就玩这套。但是你要作为军人，你就是整个一个穿军装，过着刻板的生活，这两回事。
    所以他们显然回国以后就受这个影响，回国之后就开始穿长衫，完了马也不骑了，去坐轿子，我不是一个武夫，所以他们很快就不是很习惯，就是对琅威理就不是很习惯。
    解说：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以琅威理训练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提督衔。李鸿章在电文里也经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二提督”的称谓。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琅威理的头衔也全是“提督”。
    张鸣：琅威理当时他，在中国地位也高，他等于是提督衔嘛，提督就是海军少将。他自己说自己我是舰队副司令，他下面就是那个刘步蟾，刘步蟾是总兵衔。
    解说：1890年春，北洋舰队巡航到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船，“定远”舰管带右翼总兵刘步蟾，按照海军规则，降下提督旗，升起总兵旗，暗示舰队将由他来指挥。
    琅威理见了非常不悦，他跑去问刘步蟾，丁汝昌走了，我还在，我也是提督，提督旗怎么能撤下呢？刘步蟾毕业于英国海军名校，他平时便看不上这位洋提督，加上海军中多为闽籍，琅威理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大家早就对他愤恨。于是刘步蟾对琅的质问不做理会，琅威理只好致电李鸿章，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金满楼：这个因为这个北洋舰队，它当时就是说很多舰，它下面一些军官，大副啊，还这个，他们都是老乡、亲戚、朋友，这样一层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化的社会，它可能会体现在这个北洋舰队身上。
    解说：李鸿章护着中国人，他明确表示，北洋海军官制只有一个提督，两个总兵，提督去了，自然应由总兵带船，琅威理这才明白，他的提督只是一种荣誉，并无实权。
    张鸣：实际上就是说，琅威理是把自己说，我就是北洋水师的一个指挥官，他不认为我是顾问，这个西方，这个官员他有个雇佣（雇慵）道德，我在哪干，我就是你的人，我就给你负责。当然如果他的母国，跟你这个大清国开始冲突的时候，他肯定向着母国。但是在这之前，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确实很忠于你受雇这个，我的雇主。
    解说：回到天津后，琅威理向李鸿章表示自己太没面子，如果不给他提督实权，工作将无法继续，李鸿章一直忌讳军中“外人”，他冲动之下，竟准琅威理辞职。
    张国刚（《中西文明的碰撞》作者）：所以他有这么个阴影，他不愿意让你掌控这个军队，对吧，他害怕或者是，敏感，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
    解说：琅威理回到英国后，逢人便诉说其在华受辱，驻英大臣薛福成感到事态不对，发电报问李鸿章有无回旋余地，李鸿章回电道，“中国海军称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他表示“向不能受此要挟”。
    张鸣：李鸿章办这个北洋水师啊，他有个最大的问题，他第一个他怕什么呢？他怕权力外失，就是你这个水师，我不得不找你们来帮办，你们把我弄得，这个你们当家了，怎么办？我呢先学，学好了之后我一定要“中国化”，一定要这个“中国化”。再一个就是要“以夷制夷”，你看就是我让你们互相牵制，他就是老玩这套，中国的这种权术往里面进去。
    张国刚：中国近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从来不觉得比别人差，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如何如何之，乾隆皇帝，那个什么时候的，那都已经是人家这个工业革命都完成了。
    解说：英国人琅威理被迫辞职，让英国政府很没面子，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就此给出像样的解释。1890年11月4日，英国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国人为北洋海军顾问的请求，他们撤回了中国海军中的所有英国军官，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赴英国学习。
    就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在用英国人训练自己的海军，负责日本海军建设的英国皇家海军英格斯上校后来回忆说，日本政府曾封赠他以贵族，使他能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号令全军。
    张鸣：日本其实比我们学得晚，它比我们学得晚，但是呢它确实是学得踏实，一直到甲午之后，他们其实是英国那个教练，琅威理这种角色，一直有这个权力，不像我们1890年就把人家赶跑了，就气跑了。
    解说：当日本海军在英国人的教育下，逐渐开始独立行走时，欧洲军人们体面地告退了，而日本人，坚持走着英国人铺出的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时的面貌，而且更趋完善了。
    张鸣：中国老是觉得自主，自主品牌好一点，时机成熟了再要自主，当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往往就提前自主，结果就比较麻烦，中国当时，这个北洋水师就犯了这个毛病。所以后来的训练呢，训练也好，这个后来的这种制度执行也好，就开始玩忽了。而日本是始终，一直到跟中国开战，英国的这些教练也没走，所以差距就在这，他们学得比我们认真。
    解说：1890年，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就琅威理辞职发表了三篇社论，称外国军官除非不顾尽忠尽职，并愿同中国军官同流合污，否则就会受到防忌、阴谋与排挤，现在琅威理已去，中国海军“混乱的狂欢”即将开始。
    1886年7月，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等四舰，由朝鲜回国途中，驶往日本长崎港大修，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是首次目睹，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日本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也是从英国学海军回来的，和北洋诸将有同学之谊，因此也登舰参观。
    李冬君（学者）：日本人开始很害怕的，参观了以后他说，我心里很有把握，我能打败中国。因为什么呢？当时他就看到我们这边军舰上的大炮，晒的是士兵的裤子，所以这叫“大炮上晒裤子”。我认为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就不一样，学习西方的。
    解说：日本《朝日新闻》，以“清国海军的现象”为题报道了观感，甲板上放着关公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
    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引起冲突，日警一人被中国士兵刺伤，两天后，又有数百中国水兵上岸观光，与日警发生冲突，日本民众围攻中国水兵，北洋的骄兵们吃了大亏，死了五个人，回到船上，他们将炮口对准日本。
    翁飞：所以“定远”、“镇远”他们到长崎的时候，日本是全国上下很恐惧啊，在长崎不是发生我们的水兵上岸，和日本这个浪人打成一片嘛，然后就是这样要国际法来判决，当时也不能诉诸武力了，去和日本在国际法庭打官司，打赢了。
    解说：日本因当时实力有限，只好赔偿道歉，但从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流行语，甚至连学童游戏也分为两组，一组扮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
    “长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间的情绪，也反射出北洋水师的军纪松散、士兵骄横，但对这一切，李鸿章不以为然，他说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
    金满楼：一些士兵啊，经常比如去香港啊，这些训练的时候，他们就是上岸，就是出去狂欢啊，去嫖妓啊，当时出现这种情况，这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呢，是不是影响这个作战，当时李鸿章他就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个水兵，都是一些野蛮人，他说这个东西是小节问题，只要你能打仗，就可以了。
    张鸣：就实际上我们还是败在制度上，就是我们当时清朝是想我不想改这个体制，我只是想打打補丁，打打補丁，反正你们底下愿意干你就干，反正对我整体上有效果、有推进就好了。包括北洋水师都染袭了过去中国军队的那套，裙带关系呀，玩忽啊，这种演习是做戏啊，整个体制是旧的。旧的军队在那儿摆着，所有的东西全都，你都会把新的给搞掉。
    解说：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耻辱的《马关条约》让李鸿章背上了历史的骂名。
    张鸣：这个北洋水师很奇怪，我看它巡行路线就是沿着中国海岸线走，一个海军嘛，你死也死在海上去啊，对不对？你得找它打啊，结果是日本人到我们这儿找我们打，海军从那个，这个琅威理走了之后，确实是一个大退步。如果琅威理要在的话，我觉得这个仗不一定，不一定，至少海军不一定输。
    解说：1896年，因甲午战败走下政坛的李鸿章出访欧美，他来到英国，专程前往戈登的陵墓敬献了花圈，1885年，戈登在苏丹总督任上被杀身亡。站在戈登墓前，李鸿章百感交集，当年的不愉快已经淡漠，李鸿章记住的都是那些美好的往事。如今老友逝去，而他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言犹在耳边，李鸿章已经七十三岁了，他已无能为力，他与他所支持的文明将很快成为历史。
    陈晓楠：戈登的名字查尔斯，发音呢和“Chinese”非常相像，所以英国人又称戈登为“中国戈登”。在奕忻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当中，清政府雇佣（雇慵）了大量的外国专家，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像戈登、琅威理等人呢，在本国历史上其实默默无闻，可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特殊的身影。
    因为后世评价者们价值观、历史观不一，再加上民族情感夹杂其中，因此直到今天，提到这些曾经在中国服役过的洋兵洋将，我们仍然心情复杂。
    《凤凰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