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从日本和德国差距看日本未来 由 一了 于 2013-12-14 10:17

宋鲁郑：从日本和德国差距看日本未来


    首先，二战后德国明智地接受了领土变更。根据西方崛起以后的战争规则，战败割地赔款是天经地义。德国不仅再次丧失了矿产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在17世纪以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以说德语的居民为主），更把高达三分之一的国土割给了波兰——波兰的版图整体西移200多公里。甚至德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龙兴之地——东普鲁士也有一部分成了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飞地。从东亚角度来看，更不可思议的是波罗的海中的乌泽多姆岛由德国和波兰所共有！二战后的六十多年，德国从未对领土丧失提过异议。即使法国没有和德国签订任何条约就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

    反观日本，二战后却与东亚和远东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俄罗斯产生了领土争端。恶化的关系不仅令日本在亚洲陷入孤立，使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意愿成为梦想，而且也彻底葬送了它未来希望成为正常国家的可能性：没有中、俄的支持，日本根本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

    和如此之多的邻国和世界大国交恶，不仅令日本国际政治空间大大缩小（本来，由于中国支持朝鲜，日本和韩国自是天然盟友，但却由于领土争端，日本竟然成为众矢之的、孤家寡人），经济上也同样损失严重。比如资源短缺的日本就无法得到俄罗斯的能源供应。这也是日本在和中国竞争俄罗斯天然气管道项目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危机出现后，中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德国也因为中国的拉动，很快走出低谷，保住了欧洲经济龙头地位。而日本却由于领土争端在稀土、旅游等方面一再受到中国报复。

    其次，二战后德国对战争责任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德国，承认、反省、铭记纳粹黑暗统治和大屠杀那段历史，绝不允许悲剧重演早已成为主流社会的共识。为了让年轻一代牢记历史，德国还制定了系统、完善的法律和规范，通过学校历史教育，培养学生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的人生观。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从来没有为纳粹的侵略和屠杀行径进行过辩解。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敌”法国真诚道歉，从而为欧洲和平做出了贡献。197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表示“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这样做的人下跪”。1995年6月，德国前总理科尔继勃兰特之后，双膝下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道歉。为教育后人，德国政府将多处纳粹集中营遗址辟为纪念馆，在教科书中增加揭露纳粹罪行的内容。除了年年语言道歉和精神忏悔以外，德国还制定相关法律，防止纳粹沉渣泛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等受害国，尤其是受害的犹太民族赔偿了近550亿欧元。  

    今天，已经不再有多少欧洲人对德国曾经给自己造成的伤害耿耿于怀，倒是德国人自己牢记那段历史，不断反思并提高批判的层次。德国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勇于自我反省，直面历史，以史为鉴，付诸行动，方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尊重。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盟军解放60年活动的讲话中所说，必须严厉抨击纳粹的“冷酷和残暴”，对于纳粹的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世界的共识是：现在的德国已经与过去彻底划清了界限。

    尽管德国已经取得了世界各国的原谅和信任，但即使西方国家允许德国重新武装，德国也把这支50万人的军队完全纳入北约的指挥之下，自觉放弃获取核武器的权利，并保证严格采取防御政策，同意数十万北约大军驻扎在联邦德国境内。

    反观日本，不仅在道歉上推三阻四，勉勉强强，国内更有不少政客、学者屡屡开脱战争责任，这包括质疑南京大屠杀、为强征慰安妇辩护，甚至说成是受害人的自愿行为、修改教科书。特别是战争的实际责任人裕仁天皇生前从未因战争行为公开道歉，仅在接见韩国总统时表示“遗憾”。天皇的态度助长右翼份子的气焰，日本军国主义狂热者至今仍为了捍卫天皇名誉采取激进手段，1990年长崎市长本岛等公开表示裕仁天皇应该负战争责任，遭到右翼人士枪击重伤入院。不仅如此，更有多位首相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尽管日本在二战期间给相关国家造成如此重大的伤害，但年年日本高调纪念的却是广岛和长崎，俨然把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

    对于侵略事实，则更是多方否认。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二战中的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日本的战争暴行，和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删去，只留下了一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1988年日本首相竹下登说：“上次战争是否是侵略战争，应当由后世历史学家做评价。”1986年9月，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宣称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是朝鲜心甘情愿成为殖民地。1988年春，二战后法务大臣、文部大臣、日本国土厅首脑奥野诚亮否认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无效”，要从舆论上“再审东京审判”。1990年，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当时的日本首相羽田孜竟还说他是“一个正直而又稳重的人”。最新的一次则是2012年2月20日，南京的友好城市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南京代表团时称，“南京事件没有发生过”。

    正是由于日本无法彻底正视、反思历史，也自然无法取得亚洲各国的原谅，也一直被世界所警惕，并一而再成为恶化各国关系的导火索。1971年日本天皇裕仁访问荷兰，竟然被愤怒的荷兰民众袭击，而且引发暴力抗议**。裕仁天皇访问美国时，他并没有对战争道歉，因而在有的地方被称作“希特勒”，要他滚回去；他种下的纪念树在第二天便被砍倒，树根上被倒了浓盐酸。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为了入常可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譬如对苏丹就提供了1亿美元的援助），但最终依然是众叛亲离。

    日本和德国的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历史问题上、政治智慧上。经济上也同样如此。二战一结束，冷战继起。日本和德国借助冷战的历史契机（日本命运的转折点主要是朝鲜战争，德国则接受了36.5亿美元的马歇尔援助，而且美国对它们实行不对称贸易战略：在贸易保护的同时，它们的产品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美国），凭借和平红利（无需——当然也是不能有——军费开支）和二战前积累的人力、技术基础，迅速复苏，均重新成为经济强国。

    令人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日、德经济复兴都严重依赖对外出口而且德国的出口量甚至在八十年代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更神奇的是德国却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贸易摩擦，但日本却被美国强压签订了广场协议，终结了日本奇迹，并从此令日本进入长达二十多年、持续至今的停滞期。

    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的出口战略和日本完全不同。一是没有采取入侵式的贸易出口方式。它尽量分散其出口产品的种类。以1987年为例，德国没有一种产品的出口能占到25%以上的份额。而日本机电产品的出口却占到74%。二是德国向尽可能多的国家出口，大多数公司只把不超过1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而日本则是把高达5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如1969年美国进口的钢铁42%来自日本，彩电更是高达90%。八十年代日本生产的半导体不仅占领美国市场而且还进入美国在欧洲的市场。能源危机后，日本生产的价廉、省油汽车更是充斥美国。三是为了不引起进口国的反感，德国在出口大量商品之后，还会在当地同时进口大量产品。而日本则是出口在美国，同时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以捞取巨额回报。

    日本和德国对贸易采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其后果就和它们对历史问题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一样，德国没有发生贸易摩擦，也没有受到报复，而日本却被迫签下广场协议，最终为其愚蠢和贪婪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

    不过，更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广场协议针对的是日本，但其它国家也都被殃及池鱼：广场协议两年之后，英磅升值37.2%，法郎升值50.8%，德国马克升值70.8%，日元升值86.1%。当时德国的经济增长也从3%降至1.4%。但何以最终只是日本一蹶不振？债务更高达GDP的200%！  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签署，左起为西德、法国、美国、英国和日本代表

    面对汇率大幅增长导致的经济下滑，日本连续五次下调利率，降到2%最后甚至降到零，同时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贷款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50%升至八十年代末的100%，从而出现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资产泡沫。但德国并没有走日本放宽贷款、增加货币的道路，其利率依然维持5%。而是走向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方向。德国政府采取提供更好的职业教育环境、改善就业服务，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不是一味直接刺激经济而积聚资产泡沫的做法。结果到1988年，经济增长率就达到3.71%，1990年更超过5%。重新回到平稳增长的轨道上。这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出现的大萧条灾难性后果、经济出现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又奉行强美元策略，美元对日元升值85%，但日本在这个时期也并没有走出困境。可以说，广场协议只不过是导火索，真正令日本经济没落的还是其本身的应对失误或者丧失了应对挑战的能力。

    当然，德国在经济上最傲人的表现还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时，它成为工业化国家唯一一个继续增长的亮点，堪称一枝独秀。而且它和中国一样，在危机中国际社会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决定欧盟命运的国家。而这一切则要归功于十年前进行的痛苦、甚至有些超前的改革。这些改革可归于一句话：大幅减少医疗、养老金和失业补贴方面的开支。其具体做法包括：延长退休年龄至67岁、养老金缴纳比例由19.5%提高22%、领取失业金的时间从32个月一下砍到12个月（55岁以下失业者）、免费医疗改为每人负担10%并每次交纳10欧元的诊费、非处方药完全个人承担等。今天的德国，有五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每月收入仅五百欧元（法国最低工资为1200欧元左右）而不得不从事多份工作。

    在一个民主国家，实行这样的改革完全是纯粹的政治自杀，这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和牺牲精神。当时甚至施罗德政党内部都出现大规模**潮，其引发的全国抗议浪潮最终导致施罗德的下台。但令人可敬的是，随后上台的默克尔夫人依然继续了施罗德的改革措施，从而事实上挽救了德国，而且成为支撑欧元区的唯一力量。

    而同一时期的日本，虽然首相是被认为二十一世纪以来最出色的小泉纯一郎，虽然已经陷入危机十多年，却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作为二战结束后日本在位时间第三长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却是六年六次参拜靖国神社（默克尔是七年六访中国），尤其是最后一次竟然选在8月15日二战结束日，挑衅意味十足。这自然引发亚洲各国特别是中、韩、朝三国的强烈抗议，导致日本和东亚各国关系急剧恶化。要知道，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之所以略有复苏，主要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拉动。小泉之所以如此挑衅中国，是因为以他为核心的政治精英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成功。他大概根本不会想到，他下台后仅仅五年，中国就取代了日本占据近半个世纪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对未来如此缺乏判断力的政治精英，又怎么可能把日本带向正确的发展道路？不过，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精英。2011年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Project）显示，只有日本人深信美国的实力将持久不衰，所调查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强国。从2009年到2011年，一直有59%到60%的日本人相信，“中国永远不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强国”。同时期，在受调查的几乎其他所有国家，这个比例都跌至低于50%。看来，大多数日本人拒绝面对世界其他人——包括美国人——所看到的大势。

    日本在钓鱼岛的挑衅（以及同时和韩国、俄罗斯发生争端）固然愚蠢和令中国人愤怒，政治精英的无能对亚洲未来和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感，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除了日本国力加速衰退有利于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领土争端最终还是要靠实力来解决的），更令处于改革攻坚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中国凝聚起来，从而为赢得挑战创造内部条件。不仅如此，日本在钓鱼岛的挑衅也给了两岸三地携手的良机：增强了命运一体感，产生共同的历史记忆，最终将成为中国完全统一的催化剂。对外，由于日本和韩国的争端，令其和中国接近，在美国苦心建立的、针对中国的东亚包围圈打开一个缺口。日本和俄罗斯的冲突也同样起到加强中俄同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赢得和日本的能源竞争。

    日本进入近代以来，曾两度崛起，但都是“半截”崛起：初期往往决策精准、行动果断，后期则走向反面，最终丧失前期崛起的成果。这大概就是日本文明的宿命。德国统一以来，也是两度崛起失败，但事不过三，德国这一次显然吸取了教训，不仅抓住历史机遇以和平的方式再度实行统一，更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美誉度甚高的国家。本来有德国这样的前车之鉴，一向以擅长学习和模仿外来文明的日本不难走出当前的困境。只是一个连自己的教训都汲取不了的国家，怎么可能借鉴得了他国的经验呢？显然，日本再次淡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已经不远了。

    日本由于制度、国民性等原因，在可预见的历史周期内，将一而再地制造事端和冲突。也将成为东亚动荡的策源地。但由于现行宪法、国力的衰退和美国的制约因素，日本的挑衅最多只能是“茶壶中的风暴”。不太可能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东亚在十至二十年间将在对立中建立不稳定的平衡。等到中国崛起完成，中日两国实力完全逆转，日本丧失制造事端的意志和能力，东亚将迎来长期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