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上旬，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接到一封不平凡的人民来信。

这封人民来信的不平凡，是由于上面附着一纸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的亲笔便条。许世友在便条中说，写这封人民来信的是他以前的一名老部下，现来信反映一个情况，请上海方面予以调查处置。这封人民来信所反映的是什么情况呢？这事还要从半个月前许世友接见一位名叫徐永卿的老部下说起——

半个月前，许世友接到秘书的报告，说军区警卫处打来电话：有一位从福建来的名叫徐永卿的人给他们打电话，说他是许司令的老部下，这次出差路过南京，请求见许司令一面。

许世友凝神思忖：“徐永卿？老部下？他说是哪年跟过我的？”

“没有说。”

“徐永卿……哦！想起来了！”许世友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是他！当年是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部警卫连的一个班长，他的少林拳不错！他留下电话没有？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派车去接他过来，一起吃顿饭。”

当晚，许世友在中山陵8号住宅接待了徐永卿。

徐永卿，山东威海人氏，1940年18岁时从威海到济南打工。不久，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抗日外围组织。两年后，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济南郊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徐永卿自幼习练少林武术，身强体健，徒手格斗能够以一敌多。他凭着这一身本事，在日本宪兵将其押解进城的途中，出其不意夺枪而遁，连夜疾奔，经过一番艰难跋涉，终于逃到了胶东半岛参加了八路军。由于徐永卿精通散打，人又机灵，作战勇敢，不久就被调至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在许世友的贴身警卫班当警卫员。

1945年春，徐永卿在一次和日本鬼子的遭遇战中身负重伤，从此就离开了许世友。1949年，徐永卿随部队开往福建，因为地方需要南下干部，他奉命转业，在福州市一家工厂当副厂长。这次，徐永卿赴上海出差，返回时绕道南京，特地想拜见老首长一面。

许世友以贵州茅台酒和亲自猎获的野味、自养的鲜鱼、自种的蔬菜热情接待这位老部下，两人喝着酒，回忆了当年在胶东半岛抗战时的艰苦岁月。谈话中，许世友问及徐永卿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这就引出了前面说到的那封人民来信——

徐永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忽然谈起一个情况：这次他路过上海时，意外遇见了一个当年在济南进行地下工作时结识的人，那个人后来被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人员认定是日本特务，名叫河下谷清。

许世友对此突然产生了兴趣，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说看。”

徐永卿于是告诉许世友，当年他在济南铁路局机务段当钳工，参加了地下党的抗日外围组织。他的单线领导指示他利用能粗通日语的优势尽可能多地跟铁路局的日本人接触，伺机获取情报。这样，他就和一个名叫河下谷清的日本工程师开始接触。

河下谷清很乐意跟徐永卿交往，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时间稍长，徐永卿知道了河下谷清的情况：河下谷清的父母均是早年就来中国东北行医的大夫，他出生于吉林，此后曾长时间生活在中国，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人民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河下谷清强调说，他的反战观点在济南铁路局的日本人中几乎是公开的，他不怕遭到宪兵队的调查和可能的迫害。在这之前，徐永卿也确实多次听说过河下谷清有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些言论，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日本工程师秘密救助过中国抗日人士。因此，年轻的徐永卿对河下谷清的话深信不疑。

河下谷清对于徐永卿这个进步青年也是另眼看待。他很快就察觉到徐永卿的秘密身份，不但没有害怕，而且还悄悄提供帮助，甚至直接参与徐永卿的抗日秘密活动。一次在日本国内的皇室代表视察团赴济南视察时，徐永卿奉地下党组织之命在济南火车站站台上张贴反日标语，但日本宪兵队事先封锁了车站，任务无法完成。徐永卿抱着试探的态度对河下谷清提了提，河下谷清马上表示此事可以由他去做。徐永卿当时已经无法可想，也只好这样试一试了。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河下谷清给做成了，成为济南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迅速传遍山东全省，甚至还作为小道消息在日本国内流传。

河下谷清的表现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视，经过研究，指示徐永卿进一步跟河下谷清接触。这时的河下谷清胆子也越发大了，他竟然已经开始从事“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的组织工作。徐永卿是他发展的一个对象，这样，徐永卿就将其作为异国同志一般对待了。

本来，徐永卿跟河下谷清的关系还要发展下去，可不久后，徐永卿在接到组织通知去济南郊区跟一位从青岛过来的“关系”接头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脱逃后不得不离开济南。后来，徐永卿从济南撤离到根据地的一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同志那里获得一个使他深感震惊的消息：河下谷清是日本宪兵队安插在济南铁路局的特务，负责收集抗日情报和迫害我抗日人士，曾有多名抗日青年因其出卖被捕，有的被日本宪兵队杀害了。

后来，徐永卿就再也没听说过河下谷清的消息，原以为这个恶棍要么已经被我抗日锄奸人员镇压了，要么已经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投降人员被遣送回日本了。可是，这次徐永卿到上海出差时，竟突然看到了河下谷清！当时，徐永卿正在公交车上，见河下谷清在路边缓缓行走。他注视再三，确认果真是此人，当下就在前面停车站提前下车。然而，当徐永卿匆匆赶去时，那里已经没有河下谷清的人影了。

许世友听徐永卿如此这般一说，沉思片刻，问是否认准确实是河下谷清其人。徐永卿答称绝对不会认错。于是，许世友就让徐永卿写了一份材料，写完后让他转交上海方面对此进行认真追查。徐永卿答应回到下榻的招待所就写。可是，次日许世友就改变了主意，他写了一个证明徐永卿身份的便条，派人给徐永卿送去，让徐永卿写好材料后连带便条直接寄往上海。

于是，徐永卿就把写好的这份材料以人民来信的方式，双挂号寄往上海。可能为了使上海方面引起重视，徐永卿直接把信件寄给了柯庆施。

资深侦查员寻踪惊愕一瞥

徐永卿的这封信，信封上虽写着“中共上海市委柯庆施书记亲启”的字样，可当时每天寄给柯庆施的亲启和不亲启的信件达上百封之多，柯庆施即使什么事情都不做光看来信也看不完，所以这类信件通常是到不了他的案头的。不过，由于徐永卿的这封信中有许世友的亲笔便条，所以上海市委信访部门非常重视，当即单独列出，送到了柯庆施的案头。

柯庆施非常重视徐永卿的来信，阅读之后当天就在上面批示：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责成有关部门调查，并报告调查结果。

这封带着许世友将军的便条和柯庆施亲笔批示的信函由中共上海市委的机要通讯员直接送往上海市公安局后，所引起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黄赤波局长在收到后的当天晚上，就下达了组织专人慎重寻找并调查河下谷清其人的命令。

上海市公安局资深政保侦查员吴一竹受命负责对河下谷清进行调查，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三名助手、一辆吉普车，调查时所支出的经费可以实报实销，这在当时属于“一类案件侦查待遇”。

吴一竹在上海解放初期曾经通过调查挖出一些恶霸、还乡团分子、特务反革命，受到过嘉奖，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这也是市局领导点名要他负责这件事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接受命令后，和助手分析了情况，当即决定：他和助手小汪前往福州向徐永卿当面了解情况，另两名助手老崔、小刘留在上海，前往监狱、看守所查阅材料，从在押犯人中寻找抗战时期曾在济南待过的，以便探问河下谷清其人。

吴一竹和小汪抵达福州后，顺利地见到了徐永卿。徐永卿向他们详细回忆了这次出差时在上海见到河下谷清的情况——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徐永卿去位于军工路上的上海水产学院办事。当他乘坐公交车经过虹口区三角地菜场门口时，无意间在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初时，徐永卿并未特别在意，如果不是公交车停了一下，他大概也不会盯着那张脸看个仔细了。而公交车恰恰就在这时候刹住了，徐永卿便盯着那张脸看，一边看一边在记忆中搜索。

公交车重新起步时，徐永卿突然一个激灵：这人不是济南铁路局的日本工程师河下谷清吗？后来有消息说此人是日本宪兵队的秘密特务，罪行累累啊！这家伙怎么竟然还活着？不但没有遣返回日本，而且看上去已经跟上海居民毫无二致。徐永卿震惊之下，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正想看仔细，车子已经往前行驶，而对方也转过了身子。在公交车开往下一站的途中，徐永卿竭力把刚才见到的那张脸跟记忆中的那个日本特务进行了反复比对，再次确认此人肯定是河下谷清。于是，他就在前面车站提前下了车，步行顺着马路来到了那家菜场门口。可是，徐永卿在菜场里外转了几圈也没有发现河下谷清的影子，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徐永卿对吴一竹和小汪叙述完上述情况后，不无遗憾地说：“现在想来，其实我当时如果探出车窗指着那人大叫‘河下谷清’，他肯定会作出反应的，要么逃跑，要么大惊失色，这样，我就可以叫司机停车，下去抓住他——当时路边有许多人，他想逃跑是逃不掉的。”

对于徐永卿来说，他认为自己的叙述已经结束，并且很完整。可是对于吴一竹而言，他所需要的信息还没有出现，他得通过询问细节来分析判断。于是，他就向徐永卿提出了几个问题，详细询问河下谷清抗战时期的容貌、体态和现在在三角地菜场见到的那个人的容貌、体态。

徐永卿说：“当时，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没有衣领的汗衫和一条灰色长裤……脚上穿着什么鞋？哦，这个倒没有留心。来不及看啊……他手里拎着一个长圆形的竹篮子，里面露出一束茭白尾巴，好像还有一把长豆吧。”

吴一竹和小汪从福州返回上海后，和老崔、小刘一起对调查所获得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首先，他们认为从徐永卿从事地下斗争和警卫工作的经验以及这次接触中所表现出的清晰的思维、准确的描述看来，他对于河下谷清的认定应该是可信的；其次，基于这一点，就可以初步认定河下谷清确实隐藏在上海；第三，就是如何寻找其隐身之处了。河下谷清在三角地菜场买菜，那说明他就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这就有了寻找其踪迹的基础。吴一竹决定通过上海警方自解放以后就着手建立的遍布全上海的严密的户籍制度来进行初步筛选。

接下去，从1957年8月中旬开始到10月上旬的二十多天里，吴一竹等人几乎天天去虹口公安分局和三角地菜场相关地段的几个派出所，召集居民治安积极分子开座谈会，向居委会干部布置寻找河下谷清的工作。原以为这番辛劳肯定能够获得圆满结果，哪知一个多月折腾下来，竟然毫无收获。各方的反映表明：三角地菜场一带根本没有貌似河下谷清的男子。

这时，柯庆施让秘书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询问调查情况。黄赤波局长于是亲自召见吴一竹。吴一竹在汇报时提出有一位助手在讨论时曾经提出过的疑惑：会不会是徐永卿认错人了，把一个看上去跟河下谷清有点相似的人看成河下谷清了？

黄赤波局长当即予以反驳：“就算是这样，那你们也得找到那个被错认为河下谷清的男子啊！这样的人你们找到了没有？没有找到？那就说明这里面有文章呢！这样，我给你增加人员，你们一起再分析分析，看怎样尽快把这件事调查清楚。”

黄赤波局长亲自下令，给吴一竹增派了四名侦查员，正式组建了一个调查小组，吴一竹担任组长。吴一竹深感肩头的压力增加了，当天就召集组员开会商议如何进行下一步调查。大家议论了七八个小时，最后决定放弃原先那个围绕三角地菜场一带进行查摸的方案，改为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省尤其是省会济南活动过的在押犯人那里进行调查。

这个方法，早在吴一竹刚开始接受这一任务时就已经用过了，可是没有调查到什么情况，因为赴福州外调已经获得了明确的寻找线索，于是就把全部人员都扑在三角地菜场一带查找河下谷清的下落。现在，重新采用这一方法，而且人员也增加了，吴一竹对此充满了信心。

调查小组分成了四拨，分别前往监狱、劳改队和看守所找相关人犯了解情况。一周时间过去了，调查人员获得了一些关于河下谷清的情况，确认当年确实有这样一个日本特务在济南地区从事收集情报、迫害我地下党员和抗日志士的罪恶活动。但是，对于河下谷清后来的下落，却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有的说他已经被抗日武装镇压了，有的说他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已经逃回日本了，有的说他在日本投降时自杀了……几种说法中，没有一种提及河下谷清逃到了上海。

负责汇总调查材料的吴一竹正在着急的时候，老崔、小汪一路从安徽劳改农场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获得了河下谷清的线索！

劳改农场里囚犯的证言

老崔、小汪是赴位于安徽省广德、郎溪两县的白茅岭农场进行调查的。白茅岭农场是上海市公安局设在安徽省境内的一个劳改农场，当时关押着上万名劳改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历史上犯下过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汉奸、恶霸、叛徒。崔、汪两人此番前往就是要从这些犯人中查找河下谷清的线索。

老崔、小汪跑了白茅岭农场的几个分场，起初没有收获，到了第六天才总算找到了一个知情者。

这个知情者名叫朴汝春，朝鲜族人，“九一八事变”后在吉林参加了伪“满洲国”的谍报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当上了关东军的密探。1940年，朴汝春跟着关东军特高课的一名中佐跑到关内执行秘密任务，完成后被日军驻山东部队的一名军官看中，就留了下来，在济南充当日本宪兵队的耳目。抗日战争胜利后，朴汝春失去了依靠，他知道自己如果回到吉林老家去的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于是就逃往南京。

几年后，南京解放了，朴汝春逃往上海，以朝鲜人的身份在虹口区公平路开了家小饭馆。朴汝春嗜酒，是一个见酒不要命的主儿，自己开了饭馆自是如鱼得水，一次喝得醉醺醺时自吹自擂把以前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给曝了光。这边朴汝春刚闭口，那边公安局已经得知，酒还没醒，一副铐子已经扣上了手腕！半年后，朴汝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不久押送白茅岭农场劳改。

侦查员老崔、小汪从囚犯档案中找到了朴汝春，寻思此人可能跟这次调查是对得上号的，那段时间他正在山东济南，又在日本宪兵队干，也许知晓河下谷清的情况，于是就决定登门“拜访”。

果然，朴汝春真的认识河下谷清，这种认识不是一般性的路上见面点点头打个招呼，而是在特务活动中曾经有过配合，在私交中不时吃吃喝喝。朴汝春只略略一提，两位侦查员就意识到这家伙正是他们找遍了白茅岭农场而觅之不得的一块宝。朴汝春马上被带往总场招待所，在那里，两位侦查员和他密谈了整整六个小时，获得了以下情况——

朴汝春和河下谷清相识于1941年初，河下谷清以为朴是韩国人，所以对他不像对那些中国特务那样表面上客气、心里却总是提防一手。朴汝春对宪兵队的每个日本人都奉承巴结、溜须拍马，而河下谷清由于平和近人，两人就交往得多一些。有一段时间，朴汝春还应河下谷清之邀，冒充韩国地下抗日同盟组织的积极分子，参加过几次引诱中国抗日青年参加由河下谷清组织的所谓“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的秘密活动。这次行动使济南地区的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来一部分人被杀害。河下谷清为了对朴汝春表示感谢，还请朴吃了一顿饭，送给他一块手表。

就是在这次吃饭时，河下谷清告诉朴汝春：他在上海有一位中国妻子，长得很漂亮。这可能是河下谷清喝多了酒以后的醉话，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及过。而朴汝春也算是受过训练的特务，所以河下谷清不再提及的事情，他也就不再询问。

朴汝春跟河下谷清的最后一次见面时间是1943年8月上旬，当时，朴汝春因为精通日语而被日本宪兵队指定为宪兵队驻济南车站特别督察室的翻译，天天待在车站。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已有多时不见的河下谷清穿着一套浅色帆布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牛皮旅行箱，悄然出现在济南车站的站台上。当时，朴汝春正陪同宪兵队驻车站特别督察室的主任小野在站台上巡视，小野见到河下谷清，马上上前去和他握手。河下谷清转脸看见了朴汝春，主动和他打招呼握手。朴汝春听河下谷清跟小野说，他这次离开济南后可能不会再回来了。这时，从南京开往北平的火车进站了，河下谷清和小野、朴汝春挥手告别。从此，朴汝春就再也没有见过河下谷清。

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朴汝春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别人说到过河下谷清，还说到过河下谷清的中国妻子。这个“别人”，指的是日本济南宪兵队的几个跟河下谷清熟识的军官，朴汝春跟他们一起喝酒时曾经听他们议论过河下谷清和他的中国妻子，说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浙江籍女子，以舞女为职业，是河下谷清去上海执行秘密使命时在一家舞厅认识的，后来两人产生了感情，就结婚了。河下谷清的结婚，是经过高级长官特别批准的，因为这对于河下谷清向“中国通”角色演变大有好处。

这样，朴汝春的上述陈述就为侦查员提供了一个河下谷清的线索：他在上海有一个舞女出身的中国妻子。

老崔、小汪返回上海后，把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向吴一竹作了汇报。吴一竹据此作出判断：河下谷清隐藏在上海，肯定是以那个舞女出身的中国妻子为掩护的，所以，如果能够找到那个舞女，也就可以找到河下谷清其人。调查小组于是连夜制定了一个寻找那个舞女的方案，次日即获得了上级的批准。

当时，上海已经取消了舞女职业，以前以此为业的舞女早已转业改行。要想在上海滩的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以前当过舞女的女子，那显然不容易。不过，吴一竹对此具有丰富的经验，他所做的第一步，是从市公安局的档案里找出上海解放初期为配合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需要而进行的“特种行业登记资料”。那时是把职业舞女作为特种行业从业人员的，所以每个舞厅的在职舞女都必须进行登记，当然并不是舞女自己上公安局登记，而是由舞厅老板把自己舞厅里的舞女名单资料送一份到公安局备案。名单资料上有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从事舞女职业的时间、所待过的舞厅等等，吴一竹就是要从这些资料中筛选朴汝春所说的“浙江籍”舞女，先划出一个范围来，然后再进一步予以淘汰筛选。

这一步走下来，所筛选出的浙江籍舞女令侦查员暗吃一惊：竟有723名之多！

下一步如何走？最初侦查员是想根据资料上的“家庭成员”进行分析判断的，可是转念一想又放弃了，因为如果其中哪一位舞女的丈夫确实是日本特务的话，在资料上出现的肯定既不会是日本人，也不会是河下谷清的名字。因此，侦查员决定另辟途径：根据资料上所列出的这些舞女曾经待过的舞厅，找到那些老板，从老板嘴里获取舞女的配偶情况。

侦查员把723名浙江籍舞女一一分类，她们曾经分别在39家舞厅待过。接下来，就是寻找这39家舞厅的老板了。这39家舞厅中，有3家在上海解放前就已经关门了，其中2家的老板已经举家去香港、台湾定居，其余36家舞厅的老板，有19人在解放后被捕判刑，另有7人去外地定居。侦查员分头查访，耗时二十天，除去海外的两个，其他的全部找到了。这些老板提供了大部分舞女的配偶情况，经筛选，发现其中三个舞女的配偶似有跟河下谷清相似的嫌疑！

对三个舞女的调查

这三个舞女的姓名是：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她们的情况分别如下——

时春萍，34岁，浙江宁波人氏，原是上海“逍遥厅”舞女，1941年1月与一北方来沪经商的李姓男子在跳舞时相识，不久即坠入情网而正式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侦查员访问“逍遥厅”老板时询问李姓男子的容貌长相，老板说他没有见过此人，只听说是一个个子不高但模样英俊、处世相当机灵的生意人，据说婚后仍旧去北方经商，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回沪跟时春萍同居。时春萍1948年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就不当舞女了，老板让她在“逍遥厅”帮忙接待接待舞客，拿一份薪水。解放后“逍遥厅”关门歇业，她去卢湾区的一所小学当校工了。

王巧玲，32岁，浙江象山人氏，15岁来沪学跳舞，从此开始一直到1952年一直是职业舞女，先后在“皆乐堂”、“百乐门”、“群喜厅”待过。17岁开始曾和一不明身份的男子同居过两年多，后来该男子抛弃了她。1942年又和另一在跳舞时结识的陈姓男子先同居后结婚，生有一对双胞胎。1954年原“群喜厅”老板之妻在马路上遇见她时，闲卿中得知她已与陈姓男子离婚。

贾贤珠，34岁，浙江江山人氏，8岁即已来沪，上过初中，曾经拍过电影，一度曾是“新世界舞厅”的台柱子，后来转到“皆乐堂”当了持股舞女，解放前夕又当了该舞厅领班，1951年“皆乐堂”关门歇业后她改行开了一家烟纸店，后来情况不详。1942年开始与一不明姓氏的神秘男子同居，至1945年初结婚，是否生育不清楚。

侦查员兵分三路，同时对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三人进行外围调查，获得以下情况：

时春萍的丈夫李某，来自北方，省份不明，对外称是经营西药生意的，可是邻居孩子曾经看到他身上带着手枪。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某长期居住上海，不再去北方。解放后，李某不知去向。

王巧玲的丈夫陈某，解放前行踪飘忽不定，没有人知道此人是以什么职业谋生的。1953年，王巧玲与其离婚，至今未嫁，陈某不知去向。

贾贤珠的丈夫据说姓曾，籍贯不清楚，此人精通俄语、日语，1945年初与贾举行婚礼时，有多名日本军官出席。解放后，贾贤珠与其分手。可是，贾在去年曾经怀孕，在广慈医院堕胎。

吴一竹对上述情况予以充分考虑后，认为李某、陈某、曾某三人中，以李某最为可疑，于是决定首先对李某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是直接跟时春萍打交道，吴一竹亲自出马，和另外三名侦查员去了卢湾区，通过派出所把时春萍悄悄传唤过来进行询问。

询问是从李某的去向开始的，因为李某的姓名还挂在时春萍的户口本上，与户主的关系是“夫妻”，可是，在派出所民警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居民，因此，有必要问一问他的去向。询问之下，时春萍流泪了。为什么流泪？因为她说丈夫早在1951年就已经被人民政府捉进去吃官司了。

侦查员暗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派出所怎么没有掌握这一情况？

原来，李某在解放前当过汉奸，在南京汪伪政府任过伪职。尽管他在抗战结束后逃回上海定居，可南京方面还记得他，解放后不久就派人把他抓走了。因为当时没有跟上海警方联系过，所以派出所方面毫不知情。

时春萍随即带侦查员去其住所，拿出了一些李某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写来的信件给侦查员看。吴一竹等人有点懵了，寻思李某如果就是河下谷清的话，前些日子徐永卿怎么会在上海见到他提着篮子买菜呢？要么这家伙已经越狱逃出来了？这个问题自然得马上弄清楚，于是当即决定去南京当面讯问李某。

当天晚上，吴一竹等人抵达南京，下榻后即与老虎桥监狱联系，要求次日上午去提审李某，监狱方面自无二话。次日，侦查员前往老虎桥监狱，先向监狱方面了解李某是否越狱过，被否定了。然后又去提审室讯问李某。李某已经坐在提审室的小板凳上恭候了，吴一竹定睛一看，这人不是河下谷清！因为李某的相貌和徐永卿所说的河下谷清的相貌没有相像之处。讯问了李某的经历，也跟河下谷清的情况完全不同。但是，作为办案调查，侦查员还是当场给李某拍摄了各种姿势的照片，包括带有身高标记尺度的赤足站立照片。返沪后，立刻冲印，将其中一份通过铁路公安急送福州请徐永卿辨认。

徐永卿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当即赶到福州车站，列车一抵达，马上找乘警辨认照片。一看就摇头，然后直接给吴一竹打电话，说这人不是河下谷清。

这样，第一个嫌疑对象就排除了。调查小组随即对第二、第三个嫌疑对象陈某、曾某的妻子王巧玲、贾贤珠同时进行调查。

对于王巧玲的调查比较简单，因为她听说侦查员是来了解她的前夫陈某的情况的，便拿出了1953年办理的离婚证书给侦查员过目，然后说明了情况：陈某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南京解放后，他决定逃往台湾，原先是准备全家一起过去的，可是因为当时她正患着伤寒病，不能和其他人同船而去，所以陈某就一个人过去了。临走时说好过一阵来上海接她，可是这一去就没有音讯了。解放后，王巧玲接受了新社会的教育，意识到丈夫是人民的敌人，于是就决定单方面办理离婚手续。因为对这方面的政策一时不清楚，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给她办理，一直到1953年才办成。在这之前，她已经把跟陈某相关的所有物品全部归拢后交给区公安分局了，其中有陈某的照片。

于是，侦查员就去公安分局找出了陈某的照片，那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大高个儿，一看便知跟河下谷清完全是两个人。这样，这条线索也就此打住了。

与此同时，对于贾贤珠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贾贤珠不做舞女之后，在一个亲戚开的工厂搞管理工作，后来公私合营时就作为正式员工留了下来，做后勤总务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说话声音透着一股甜美。侦查员考虑到，如果直接去单位找她可能会使她感到难堪，所以就请派出所户籍警陪同，在一个雨夜悄然登门访问。

这一次是吴一竹带了两个侦查员去的，他先向派出所了解贾贤珠那个已经分手的丈夫是否确实姓曾，派出所民警对此表示遗憾，因为贾贤珠是不久前刚从卢湾区打浦桥那里搬过来居住的，她的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打浦桥派出所转过来的户籍资料上也只有她一个人，因此无从了解。这样，吴一竹就只好当面问贾贤珠了。

贾贤珠见几个民警雨夜突然登门，显得有点吃惊，吴一竹甚至还捕捉到她眼睛里飞掠而过的一丝惊慌，心中不禁一动，难道这真应了“苍天不负苦心人”这句老话了？这时，贾贤珠已经恢复了镇定，向侦查员说明了她那已经分手的丈夫的简况。虽然是简况，但还是使侦查员的精神为之一振：那人名叫曾福山，出生于日本福冈，其父是清朝派赴日本的留学生，留学后就定居在日本，娶了一个日本妻子，生下的儿子有两个名字，中国名字叫曾福山，日本名字叫山田太郎。曾福山17岁来到中国，在北平读过大学，后来就做生意了。由于他在日本待了那么些年头，颇有些日本同学和朋友，还有日本妈妈方面的许多亲友，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参加了侵略中国的罪恶战争，占领上海后，他跟其中一些军人就有了来往，以方便他做生意。这中间曾福山是否参与过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那就不清楚了。

抗战胜利后，曾福山还是留在上海做生意，一直到上海解放，他感到在共产党统治下有点不自由，于是决定去日本定居。因为曾福山具有中国和日本的双重国籍，所以人民政府也就同意他出境了。当时贾贤珠还在当舞女，要跟曾福山一起去日本，遭到了拒绝，于是跟他大吵了一场，最后愤而离婚。当时也没有办理什么手续，就找了个律师，写了一份协议书算是离婚了。贾贤珠离婚后，没有再找对象，单身过日子一直到现在。

侦查员听完这一番陈述，正要开口询问贾贤珠是否还保存着曾福山的照片，她自己已经起身从五斗橱里取出一本照相簿给侦查员看了。侦查员一看之下，暗自窃喜：曾福山的外形看上去活脱是一个日本人的样子，而且跟徐永卿所说的河下谷清颇有些相似！

接着，贾贤珠又取出当初律师作为见证人所写的那份离婚协议书给侦查员过目。对于侦查员来说，由于对照片已经有了那份印象，所以离婚协议书的作用自然要打折扣了。再加上先前进门时贾贤珠所表现出的那一丝没来由的惊慌，侦查员就决定把贾贤珠带往派出所进行进一步审查。临走时，吴一竹把照相簿也带上了。

贾贤珠听说民警要把她带往派出所，颇有些惊慌失措，她跟户籍警有些熟，便用那种娇滴滴的声音可怜巴巴地询问这是为什么。户籍警自然不会告诉她这是怎么回事，倒是吴一竹和颜悦色地对她说，这是为了弄清楚一桩事情，只要她能够予以配合，她应该是不会牵连进来的，这点请她放心。这样一说，贾贤珠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接着她又问要不要带东西，显然是指是否会被留置在派出所，吴一竹摇头说不必。

到了派出所，贾贤珠用看上去很老实很配合的那副模样回答着侦查员的提问。侦查员的问题当然是围绕着曾福山展开的，问得很细，她回答得也很详细。这样一直进行到下半夜三四点钟，侦查员竟然没有找到任何突破口。这样，就只好把她放走了。不过，那本照相簿没有还给她。吴一竹等人进行了讨论，对于照片的怀疑自是难以放弃，还有侦查员登门时对方的惊慌神色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于是决定先对照片进行辨认后再说，同时，让户籍警立刻通知居委会治保干部对贾贤珠进行秘密监控。

几小时后，吴一竹带着一名侦查员登上了开往福州的列车，他们的公文包里放着贾贤珠的那本照相簿。只要徐永卿确认曾福山即是河下谷清，那就立刻电话通知上海方面对贾贤珠重新进行审查。

吴一竹等人经过三十来小时的长途旅行抵达福州时，徐永卿已经在站台上等候了。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徐永卿对侦查员带去的曾福山的照片作了辨认，起初也认为很像河下谷清，但是在对多张不同角度的照片反复进行仔细辨认后，终于摇头：“这不是河下谷清！”

吴一竹失望而返。尽管徐永卿已经作了否定，可是贾贤珠所表现出的那份反常惊慌还是牢牢地留在侦查员的头脑中，吴一竹认为需要往下追查。这样，贾贤珠第二次被请至派出所。这个漂亮女人不知是否经过了哪个高人指点，在侦查员还没有正式涉及这一话题时，就已经对先前的反常表现作了说明：原来，贾贤珠在跟曾福山分手后，曾经和一个被人称为“刘小开”的富家子弟厮混过一阵，并且在去年还怀孕打过胎。本来，她是准备嫁给刘小开的，可是，就在她打胎后，刘小开却卷入了一桩现行反革命案件被逮捕了。那是大约八九个月前的事情了，当时承办那个案子的警察三天两头来找她调查情况，回答稍有迟疑，就说是“包庇”，使她受惊不小。如此一段时间后总算平静下来了。于是赶紧搬家，想开始过一种新日子。此番突然见户籍警又领着几个警察登门，心里马上下意识地寻思那件事又来了，当时就露出了怯相。

贾贤珠这样一说，侦查员自然又得去调查。一打听，刘小开那案件就是市局办理的，现在已经侦查结束，一应材料都已经送往检察院了，刘小开和他的七八个同伙现关押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到看守所去提审，回答得跟贾贤珠一模一样。吴一竹想想还觉得不踏实，又去广慈医院查看了贾贤珠去年打胎的原始医疗记录，这才确认无疑。

这样，一番调查就全部泡汤了，全部线索都排除了，调查工作还原到零！

这中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询问过几次，吴一竹感到简直难以向领导交代，但又不得不写一份报告。报告送上去后的第四天，黄赤波局长拨冗召见吴一竹。吴一竹原以为要挨一番严词批评，因为黄赤波是以严厉出名的，在上海公安系统人称“黄老虎”。但这次却有些意外，黄赤波找他是询问对继续进行调查的想法的。

这次谈话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对下辖的分局、派出所发了一份内部通告，这份通告发出之后，离河下谷清显露真身的日子就不远了。

三位老工人的举报信

上海市公安局所发的这份内部通告的内容就是布置寻查河下谷清其人。这份通告发出后的第四十三天，市公安局就收到了一封寄自上海铁路局的举报信。

这封举报信是一个名叫樊纯方的铁路机务工人写的。樊纯方当时已经五十五六岁了，在铁路系统干了三十多年，上海沦陷时期因技术出色，曾跟着日本工程师前往日伪外地铁路局提供技术帮助，其中多次去过日伪济南铁路局，在济南所待的时间加起来大约有将近两年。在此期间，樊纯方经常和日伪济南铁路局的一个名叫河下谷清的职员接触，因为此人所娶的是居住于上海的中国妻子，自称家居上海，所以两人还能够谈谈。

后来，大约在1943年夏天以后，樊纯方再去济南时，就不见河下谷清了，据说是回国了。之后，大约在抗战胜利伊始，樊纯方遇到在济南时结交的铁路系统来上海的工人师傅，闲聊中方知此人大概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本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哪知去年樊纯方去虬江路电器旧货市场淘旧货时，无意间看见一个酷似当年河下谷清的男子在那里开着一家前店后作坊的电器修理铺子。他假装没有认出来，上前借选购旧电器跟对方搭讪，可是交谈下来又觉得似乎与当年的河下谷清有别，主要是语言不像，眼前的这个人说一口纯熟的上海话，不像当年的河下谷清那样说一口带着明显日本口音的中国北方话。交谈之下，对方自称姓尤，名志远，上海本地人，祖籍江苏昆山。这样，樊纯方也就吃不准此人跟当年的河下谷清是不是同一人了，寻思不能乱说人家，否则会给人家带来麻烦的。这件事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这次，樊纯方从在派出所工作的儿子嘴里得知上海市公安局正在查找一个曾在日伪济南铁路局以职员身份待过的日本男子，顿时想起了去年在虬江路遇到过的那个尤志远，便决定写信向公安局反映此事。写信前，樊纯方特地又去了一趟虬江路，看见尤志远还在那里经营着电器铺子。

当时，查找河下谷清下落的调查小组已经解散，只留吴一竹一人负责跟各分局、派出所联络。市局领导收到樊纯方的这封举报信后，次日就转到了吴一竹这里。吴一竹抑制不住兴奋，当即悄然前往虬江路那家旧电器铺子，观察之下，那个名叫尤志远的老板果然跟徐永卿所说的河下谷清非常相似！

无独有偶，吴一竹刚返回办公室，从杨浦分局又转来一封举报信件。这是一个名叫洪志勇的纺织厂工人师傅写的，他并不知道警方发了内部通报寻查河下谷清一事。他也是去虬江路旧货市场淘电器旧货时认出那个自称姓尤的电器铺子老板的。洪志勇跟这位尤老板的交往就比樊纯方浅得多了，据他说，这个尤老板是日本人，身份不明，抗战时期曾到上海他当时打工的日本老板所开设的袜厂收购织袜机。洪志勇听日本老板说，这是济南来的大山冈先生，从上海搞了织袜机去济南开织袜工厂的。可是，洪志勇不相信此人是一个纯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因为一则做派不像商人，二则他亲眼看到这个大山冈腰间佩着手枪。因此，洪志勇认为此人可疑，就给公安局写了举报信。

接着，第三封举报信件又来了，那是南市区的一个姓黄的印刷工人写的。他是业余电器爱好者，也是去虬江路旧货市场淘电器旧货时发现那个尤老板的。但他举报的事情却跟上述二位有所不同，他没有说尤志远是日本人，只是说此人在抗战时期曾来过上海，请他所在的日本人控制的印刷厂印制了一批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抗日根据地流通的纸质钞票“北海币”。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旨在破坏我抗日根据地金融系统的严重罪行，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向人民政府举报。

这三封举报信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已经解散的调查小组随即恢复，还是由吴一竹担任组长。吴一竹决定对“尤志远”进行秘密监视，同时根据举报信提供的线索赴外地调查这个尤志远的底细。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这个化名“尤志远”、真名河下谷清的日本特务分子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河下谷清的间谍史

河下谷清，1915年出生于日本岛根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8月，日本政府因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而急征兵员，22岁的河下谷清收到了“战时召集令状”，应召入伍，以陆军上等兵的身份参加了侵华战争。两年后，河下谷清被上司看中，作为优秀人才选送到北平“北支那派遣军宪兵司令部教习队”接受宪兵训练，学习中国语文、历史、地理、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国民党史以及执行特殊使命的技能。1940年夏，河下谷清以全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随即被选送宪兵队特高课，直接受日军驻济南部队第十二军参谋长兼特务机关长河野悦次郎少将、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山田少佐和宪兵队长葛西寿大尉三人的个别领导，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

河下谷清为了忠实执行上司的意图，主动献计，让日军第十二军司令部发布公开布告，宣称他已被开除出日本宪兵队，同时也被开除了军籍。然后，河下谷清就进了日伪济南铁路局，以普通职员的身份上班。同时，河下谷清又化名大山冈，以经商为掩护从事其秘密活动。从1940年夏至1945年夏，河下谷清主要从事了以下秘密活动——

组建“中日反战青年联盟”，诱骗同情中国人民抗日的日本侨民和中国进步青年参加，又以设法与中共联系为名，将这些被蒙在鼓里的青年派往抗日根据地收集情报。当认为其中一些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通知日本宪兵队予以捕杀。

接受日军第十二军指令，前往海阳策反中国国民党少将陈毓堂获得成功，陈毓堂后来率部公开投降日军，前往济南接受伪职，充当汉奸。

开设“亚蒙袜厂”，从专门关押八路军、抗日游击队战俘的“救国训练所”中挑选被认为可能容易“感化”的人员移押袜厂，边劳动边接受“感化教育”。将其中的变节者作为间谍使用，派遣去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大部分坚决不肯变节的人，就被秘密处死。

负责伪造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北海币”数百万元，一部分交日军第十二军军部使用，另一部分由河下谷清负责购买我解放区土产物资，破坏解放区金融。事后，河下谷清通过日本宪兵队将受其诱骗参与此事的中国商人李嘉武秘密处死。

1943年夏，日本军方高层已经意识到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必败，于是开始考虑战争失败后的应变策略，决定选择一批优秀特工作为潜伏人员长期定居中国，以便日后“东山再起”时发挥作用。鉴于河下谷清上述的这些活动，并且他正好娶了中国老婆，于是决定对其进行进一步训练，使其成为一名适合潜伏的高级特工。

1943年8月中旬，河下谷清突然在其活动数年的济南失踪，返回日本，进入位于东京中野区的日本陆军宪兵学校特工训练班。同期受训的特务学员一共有137名，接受了谍报、谋略、侦察、柔道、拳术、剑术、国际法、司法学、刑侦学、气象学、摄影技术、电器修理、机械修理等训练。

1944年初夏，河下谷清从日本陆军宪兵学校特工训练班毕业，他深知此次再赴中国，就不可能返回日本了，于是就回了趟岛根县老家，向父母作永久告别。之后，河下谷清从东京飞赴上海，让他那以舞女为业的中国妻子出面替其向日伪上海特别市第二警察局购买了一张化名“尤志远”的身份证，正式取得了中国国籍，然后搬迁住址，以中国居民的身份通过正常渠道向日伪上海警方报了户口。

河下谷清将上海事宜安排妥当后，遵照命令前往北平，向日本华北派遣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情报课报到。华北派遣军将河下谷清等特工作为宝贝一般隐藏起来，即使在形势紧急人手特别短缺的关头，也决不让他们出来活动。这样，河下谷清等特工一直隐藏到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后，方才接受指令分别前往预定的地区潜伏。当时，日军高层对于形势的估计竟然是那么乐观，认为三年后他们就能重新以占领者的身份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所以，给河下谷清下达的指令是“潜伏三年，等候反攻”。

河下谷清于1945年9月3日离开北平，前往上海，开始了他的潜伏特工生涯。河下谷清准备潜伏三年，所以一切都是按照这个时间段来进行的，他手头有着数额不菲的活动经费，可还是靠自己挣钱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的挣钱方式是炒股票、倒腾金银，为了增加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他甚至掏钱进了英文补习学校补习英语。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可形势的发展令河下谷清目瞪口呆：不但日本重新侵略中国没有指望，连国民党的统治也眼看要被中国共产党推翻了！河下谷清于是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得无限期延长了，凭着他以前对中共的了解，他知道如若在中共统治下靠这三年所进行的歪门邪道是混不长的，于是决定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劳动者”，遂利用其在特工训练班学得的技能，开了一家专门修理电器的铺子，如此一直维持到1958年。

按照河下谷清原先的想法，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长期潜伏料想不成问题。哪知这时警方已经盯上他了。他最初被正好来上海出差的徐永卿在虹口区三角地菜场门口发现，纯属偶然：他并不住在三角地菜场，那里是他岳母的家，那天他是陪同妻子去给岳父祝寿的，因为闹得晚了，就住了下来，次日便去菜场买菜。谁知竟然就让徐永卿看见了。当然河下谷清自己是不知晓的，所以当后来警方盯上他的时候，他竟然还在乐观地做着重整旗鼓的梦，因为他此时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函，这封信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封信的来源是这样的：河下谷清时刻关心着日本战后的形势，最初他相信日本情报机关会想到他这个潜伏特工，可是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日本方面根本没有派人来找过他，于是他怀疑由于政府的改组，情报机关已经失去了相关档案资料。因此，河下谷清就想主动和日本方面取得联系。1957年，日本民间人士来中国进行贸易、旅游、探亲访友的开始增多，上海是他们的首选口岸。河下谷清于是非常关注从日本过来的人士，他经常去日本人下榻的饭店、宾馆和活动场所找日本人搭讪。1958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河下谷清去南京路闲逛时，在一家文具店遇到一个用英语跟营业员对话的日本人，于是便上去搭讪。对方一听河下谷清的日语，马上对他另眼看待，两人便去咖啡馆喝咖啡聊天。

过了一天，河下谷清又去那个日本人下榻的饭店造访。通过交谈，河下谷清知道这个日本人以前是日本陆军中佐，参加过侵华战争，战后他被占领日本的美军招募进了情报机关，这次来华并非做生意，而是奉命察看中国目前的情况的。河下谷清于是便把对方当做自己人，遂将自己的想法及情况作了一番陈述，要求对方回国后向有关机关报告他的情况，沟通联系。对方也大为高兴，正好向河下谷清打听中国的一些情况，好回去交差。

这个日本前中佐返回后不久，就给河下谷清来信了，说已经向有关机关报告了河下谷清的情况，获得重视云云。河下谷清收到这封信后，自是非常激动。当然他没有料到，这封信竟然在寄达前已经落入上海警方之手，拍摄了上面的内容。

这时，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河下谷清再以原先那种开店铺的方式混下去了，因为当时中国正在搞“大跃进”运动，私营业主大多参加了国营或者集体企业工作。于是，河下谷清也就准备关闭电器铺子，另外找一份工作。正好这时有一个机会找上门来了：那是北方一家国营小厂，因为生产技术的关系，其技术人员在赴上海采购器材时跟河下谷清结识了。河下谷清凭着自己多年折腾电器得出的经验为他们解决过一些技术上的难题，被他们看做是一位高级师傅。最近，这家小厂和另外几家工厂合并成一家颇具规模的中型厂，生产的产品中部分是和军工相关的。由于缺乏技术人才，就向全国各地招工。那几个技术人员于是就想到了河下谷清，专程赴沪，盛情相邀。这对于河下谷清来说，好比是瞌睡碰上了枕头，自是一拍即合。于是，在一番谈判之后，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河下谷清欣然同意前往北方工作，担任这家新厂的工程师。

这番谈判，当然没有逃脱上海警方的监控。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当即下令：收网！

1958年8月6日上午，河下谷清告别家人，满心欢喜地登上了开往北方某地的列车。他不知道，与他同车厢的几位看上去也是去外地出差的干部模样的旅客，就是对其执行逮捕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员。列车驶离上海北站，不多久就抵达了上海市郊的一个小站——安亭。列车进站前，侦查员对河下谷清实施了逮捕，随即就把他押下火车，上了早已停在安亭车站的吉普车，押回上海。

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向最早揭发河下谷清是日本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的徐永卿书面通报了这一情况。不久，黄赤波局长又乘去南京开会的机会当面向许世友通报了侦查并逮捕河下谷清的一应情况。

河下谷清被捕后，最初拒绝交代其罪行，但在我办案人员耐心教育下，最后终于表示认罪。不久，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河下谷清无期徒刑。河下谷清表示服判，放弃上诉。

河下谷清1958年被捕伊始，由于拒绝交代自己的罪行，跟公安机关预审人员整整打了三个多月的交道。在这段时间里，河下谷清从预审人员嘴里偶然得知我公安机关伸向他的侦查触角是从许世友将军批示的一封函件上开始的。作为一名抗日战争时期在济南地区活动的日本特工，河下谷清当然知晓当时就已经赫赫有名的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他还曾经布置手下人秘密收集过许世友的情报，却没有料到自己竟然就栽在这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将军手里，内心不禁感慨万分。

河下谷清在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的上海市监狱服刑。尽管河下谷清被捕前持有中国户籍，但法院认定这是他为执行日本政府的使命而以隐瞒、欺骗手段所获得的，因此仍旧视其为日本人，便将其囚于专门关押外籍犯的监区进行改造。河下谷清寻思自己被判的是无期徒刑，每每念及，总觉此生无望，万念俱灰。跟河下谷清一起关押的是一个也被判了重刑的对于佛教颇有研究的缅甸犯人，见他如此消沉，就劝他跟着他学些佛教知识。河下谷清实在无所事事，于是就试着开始接触佛教。监狱里当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佛学方面的书籍，但当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还是不禁止平时闲谈时聊聊佛教，河下谷清就在1959年到1966年这几年间跟着那个缅甸犯人学了些佛教知识。此后竟然就着了迷似的一头钻了进去，一边学一边悟，最后悟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以及被捕受惩的情况，寻思这真正叫“因果报应”，也逐渐气顺心平了。

这样，河下谷清在监狱里倒还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劳动。1977年3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裁定书，认定河下谷清在服刑期间能遵守监规，服从管教，有认罪悔改表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裁定将河下谷清由无期徒刑改判有期徒刑三年。1977年8月1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次下达刑事裁定书，宣布对河下谷清减去余刑，提前释放。

怀抱感恩之念

河下谷清出狱后，原本应该限期离境返回日本的。但当时他并没有日本护照，从日本的法律来看他还不是日本公民，日本方面会拒绝允许其入境。而且，他的中国籍妻子还没有跟其离婚，于是，中国公安机关就允许河下谷清暂时居住在上海其妻子处。当时，河下谷清在国籍问题上有两种选择，一是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取得在上海合法居住的资格；一是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提出申请，请求恢复日本国籍，返回日本定居。根据日本当时法律的规定，河下谷清的这种因战争遗留下的情况，可以作为特例处理，其在中国的妻儿如有加入日本国籍意愿的，也可以提出申请。

河下谷清经过一番考虑，又跟妻子儿女进行了充分沟通，最后决定全家都去日本。中国方面尊重河下谷清全家的选择，当即予以批准。

1977年11月12日，河下谷清和他的中国籍妻子及四个子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经过中国监狱的思想改造，河下谷清这时已由一个具有狂热反华思想的侵华日军特务转化为一个热爱和平、笃信佛教的良民。他抵达日本伊始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河下谷清庄重宣告：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第二句话是：“我喜爱中国！”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记者目瞪口呆，无机可乘。

河下谷清回国后的遭遇，是他和全家人绝对想不到的，河下谷清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他改恶从善了，所以就善有善报了。他的父母当时均已病殁，留下由当地政府代管着的一些房产。他正动着变卖房产的脑筋时，两件谁也意想不到的大喜事从天而降。

先是东京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从媒体获悉河下谷清还活着，并且已返回日本，便派员前来找他，告知说他的一位在欧洲的嫡亲伯父七年前去世时，在遗嘱上为他的弟弟、河下谷清的父亲留下了120万美元的遗产。由于当时河下谷清的父母均已过世，这笔遗产根据法律规定就应当属于河下谷清，因不知他的下落，根据法律规定这笔遗产就一直封存着，现在是到了交还继承人的时候了。惊险的是，如果河下谷清再晚回国三个月，这笔遗产就要被日本政府依法没收了。

这件事刚过去，遗产还没有正式到手的时候，河下谷清那已经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妻子在东京街头看到有买彩票的。当时中国没有彩票一说，她觉得好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了一注。不曾想到，竟然一下子就中了1000万日元！

河下谷清接连发了两大笔对于他来说几近是天文数字的财，高兴过后冷静下来一想，认为这好运的获得归根结底还是缘于二十多年前许世友将军对那封检举函件的重视和批示。因为如果许世友将军不批转那封信，他就不会落网，这样，他就不过是一个连自己的祖国也不敢回甚至连说也不敢说的潜伏特务，这一潜伏也许就是一辈子了。而日本方面肯定认为世上已经没有他这个人了，遗产没收，中头等彩票那就更是没谱的事。因此，河下谷清认定许世友将军批转的那封信是救了他，给他带来了好运，他要感谢许世友将军。

河下谷清由此而萌生了给许世友将军写信的念头，但他一说，却遭到了子女们的反对。在中国长大的四个子女认为父亲的想法并无不妥，但是许世友将军其时正处于指挥针对某国的自卫反击战中，日理万机，写信过去肯定不可能看到，又何必去分将军的心神呢？倒不如等日后老爸有机会去中国旅游时，看是否有缘能够拜见许世友将军一次。河下谷清想想也对，于是就压下了这个念头。

河下谷清是特务出身，智商甚高，他花了一年时间熟悉和研究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后，就开始用他的那些资产进行投资。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腾飞得起泡沫的阶段，河下谷清投资股票、房地产，投资家电产业，投资一样赚一样，不到五年，他的资产已经突破了亿万。

不幸的是，河下谷清不久被发现患上了严重的肾病，治疗一段时间后又转为尿毒症。他是个聪明人，料想自己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便想挣扎着去一趟中国，看看他的再生之地，看看是否有缘拜见许世友将军一次。不料，就在这当儿，传来了许世友将军病逝的消息，河下谷清不禁潸然泪下。为表示他对许世友将军的敬意，同时也是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决定召集全家在医院的花园里举行一个遥祭仪式。

1986年4月，河下谷清平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