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金灿荣，2013 国际形势分析 由 ppooii 于 2013-11-08 19:13

近两千年来，南京一直是中国佛教的中心。中国佛教界一直用佛教的布施、忍辱和无我精神来应对日本的侵略和屠杀。

佛教界涌现出了大量的汉奸：如宣化上人，本焕长老，净空法师，以及《无量寿经》汇集本的作者：夏莲居佛教学者等等……

近来，南京又有惊人之举动：



《去年买了个表！南京将大规模用日系车作出租车！》

网址：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915079-1.shtml



==================================================================

南京高中删除二战史：只能加剧民族遗忘
网易军事 2013-11-8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在南京这座饱经历史战争创伤的历史文化名城，现行的新课标高中历史必修课本中，整个二战史都被删除。此举在国内引起了广泛争议

中学生不知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二战转折点

中学历史是基础课程 应深入学习二战史

中学历史是国家教育部在高中阶段设计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历史教育也因为其特殊的作用，而历来被世界各国所重视。人是一种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往往喜欢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找自己需要的养分。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发出历史就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论，革命导师列宁也曾告诫人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战争的烟云在地球上空散去已近70年了，这场战争既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场空前浩劫，同时它的胜利又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仍对今天的世界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站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引导当代的青少年学生深入学习这段历史，将关系到他们认识了解今天的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和探索21世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摆在历史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极其严肃而又重大的问题。



作为整个二战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应当被人们永远铭记，图为电影《斯大林格勒》海报

中学生反问“斯大林格勒是不是斯大林”

然而，在中国，在一座饱经历史战争创伤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反法西斯战史却从这个城市的课本中消失了。在南京现行的新课标高中历史必修课本中，不但“斯大林格勒”没了踪影，整个二战阶段的“战争与和平”都被挪进了高中历史选修课本中。南京本地的媒体《扬子晚报》记者在采访不少高中生和高校在校学生时，接受调查的17位采访对象中，只有3位能不假思索地回答斯大林格勒“是个地名”，而且这三人全部是男生，部分高校学生甚至表示“要立刻百度一下”。一位在2010年考入大学，政治历史全部得A的女生甚至反问记者，“斯大林格勒是不是就是斯大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已经过去超过半个世纪了，但我们今天给青少年讲述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学习历史而学习历史，也不是为了让他们发忧史情思，而是应该着眼于这样一个高度：即使这一代青少年进入21世纪后，不仅要成为祖国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而且必将会对全人类的进步与和平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学习、了解历史，总结、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大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总结，可以说成绩斐然。那么我们在青少年的教学中，应该尽量吸收史学界的这些优秀成果，以帮助青少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深刻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经验教训，使他们收到历史的启迪。

南京在战争中饱受创伤 不应淡化历史教育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险些被改名

对于知道战争史的人，南京与斯大林格勒这两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对于战争而言：两座城市同遭受二战的劫难和历史的考验。两座城市有着很大的相似点：南京是“旧都”，斯大林格勒是俄罗斯的领袖之城，以领袖的名字命名，南京有南京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面对的是德国，而南京面对的是日本。在战争中两座城市都有数十万军民失去了生命。不同的，但却也是相同的是：南京的伤亡来源于屠杀，斯大林格勒的伤亡来源于战斗。

2002年12月，南京方面在大屠杀65周年纪念集会上发表了《南京和平宣言》，表示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一个重要策略是，推动和平教育，将南京塑造成与德累斯顿、广岛、长崎一样的“国际和平城市”，并在一些场合打出了“博爱之都”的旗帜。在谈到政治和经济时，久居南京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立人说，要把南京大屠杀的账记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头上，而不是记在日本人民头上，也不能记在日本企业的头上，将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还曾有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改名为“中国南京国际和平中心”，遭到众多南京市民及海内外华人的抗议。这样一条建议激发的反应，后来由南京市有关部门出面否认才得以平息，但是《南京和平宣言》所传达出的摈弃仇恨教育的思想，还是让许多人士深感不快。



有些东西可以随时间而改变，但像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遇难同胞纪念馆这种名字不应改变，图为遇难同胞纪念墙

2003年12月1日，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罗志军率团赴日本，在南京的友好城市名古屋发表了令人注目的谈话：我们一直在对市民进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历史教育，这样的教育没有错，我们不会改变，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与时俱进，面向未来。对罗志军这番友好而谨慎的谈话，日本共同社解读为南京“将以适合于当代社会的方式改变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教育”，“通过和平教育缓和市民的对日感情，整备投资环境”。这样的信息经过互联网传递到中国之后，引发了极大的舆论风潮。

南京高中历史课本删除二战史内容

而这一次，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南京高中使用的新课标历史课本已经不再按照70后80后记忆里的“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的方式来排列历史事件，而是按照专题史的模式，通过“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的方式来统领中外历史，包括斯大林格勒战役在内的二战“打包”从高中历史必修教材中消失，只有在新课标高中历史选修三《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第三单元第6课才提及。高中历史必修课本改成“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之后，如果不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学生们就学不到任何与“一战”“二战”有关的内容，只有回头去找自己的初中课本，才能找到相关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南京在“历史”上总是走着一条另类之路，我们不禁要问，经历过侵华日军野蛮屠城的南京，在中日关系的大坐标当中，从来就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是战争与耻辱的纪念碑，是中华民族的伤心之地——在这样一座弥漫着30万同胞冤魂的城市，南京怎么了？

日本常年美化对外侵略史 篡改历史教科书

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 否认“南京大屠杀”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右翼势力就开始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利用教科书否定侵略，将其中“战争反省”的内容删掉，日本篡改教科书的问题由此产生。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对日本近代战争史有多处篡改的中学历史课本。书中“甲午海战”不再是由日本向中国发起突袭，九一八事变也简单地变成了日本炸毁了南满铁路，“侵略华北”被改成“进出华北”，“南京大屠杀”中的“屠杀”二字被抹掉，起因也竟然变成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1986年，日本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炮制的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高中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省审定合格，再掀教科书问题波澜。在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历史教科书从80年代中期起渐渐开始说实话，90年代开始写进侵略战争的史实。

然而，好景不长，90年代中期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活动沉渣泛起，政界、财界、教育界、舆论界、文化界、学界的右翼势力相互配合呼应。1997年1月，一些右翼文人以现行历史教科书带有“民族自虐”性质为借口，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开始炮制以反动历史观为基准的教科书，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历史教育。



日本美化对外侵略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民族习惯"，图为日国内不允许发表的二战摄影集

日文部科学省批准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

2001年4月，有8家出版社提交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书稿全部被文部科学省(2001年1月，原文部省改为文部科学省)批准通过，这些书稿在历史描述上均有倒退，尤其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书稿为最。

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有教科书称“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中国民众。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该书通篇渲染日本士兵和平民的伤亡人数，对亚洲各国的巨大损失却只字不提。

2005年4月，“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再次被文部科学省认定为合格，书中内容进一步美化侵略、歪曲史实、推脱罪责。教科书把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和对中国东北的武装占领美化成是致力于当地的开发，把对东南亚的侵略战争说成是给亚洲各国加快独立的契机。然而，就是这样一本肆意歪曲历史、鼓吹侵略有理的中学教科书，又一次被审定“合格”……

德意把中学作为二战史教育的重要阶段

德国社会普遍树立正确“二战史观”

1990年德国统一后，新德国继承了联邦德国二战历史教育的优良传统，反思教育被推广进入了深入阶段，教育形式和手段也日渐多样化。在以前，清算纳粹历史的矛头主要对准前纳粹政权的重要人物与机构组织或者联邦德国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纳粹历史。而现在，进入批判视野的是纳粹时期的普通人物与组织。此外，媒体宣传在二战历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各种与纳粹历史相关的电影、电视作品层出不穷，各类展览、纪念活动使战后出生、未曾经历过战争的德国人更为直观的接触纳粹历史。至此，德国社会已经普遍树立了正确的对纳粹的态度和“二战史观”。

德国中学的历史课堂是二战历史教育的主要阵地，负有促进德国的下一代树立正确历史观的责任，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到历史课程的设置，都受到联邦政府高度重视。中学历史教科书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对青少年历史观、国家观培养的大方向，是国家文化战略层面的大是大非问题。全德国共有6种审定合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供各地学校选择。历史学科与德语、数学一样属于“主科”，其中1933-1945年纳粹德国的历史属于重点课程，每个九年制中学的学生要接受整整一学年的有关纳粹德国历史的学习。除课堂教学外，德国的中学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二战遗址或纪念物，乃至安排他们赴以色列和波兰这样有重大历史渊源的国家进行考察旅行。



德意两国作为二战战败国，十分重视对中学生的二战史教育，图为《安妮日记》封面

《安妮日记》是意大利中学生的必读书之一

历史教科书也是意大利政府预防这一悲剧重演的重要手段。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只有在不违背历史和体现正确价值观的情况下才能获准出版。描述犹太人苦难史的《安妮日记》是意大利中学生的必读书之一。教科书可以毫无忌讳地描述历史，墨索里尼政权被完全批判。历史教科书《二十世纪》在意大利中学中是最受欢迎的。该书对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种种劣迹毫不隐讳，特别是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穷兵黩武，疯狂对外扩张的经过进行了明确的描述。书中就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写道：经过长时间蓄谋策划，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制造事端，寻找借口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并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此举曾受到国际联盟的制裁。”

我们再反过来看日本，据英国广播公司今年3月报道，日本人之所以无法理解邻国反日情绪强烈的原因在于，日本教育淡化二战历史。文章作者、BBC驻东京记者大井真理子表示，自己也是在离开日本后去澳大利亚学习时才了解到二战的全貌。另外，日本学生高考竞争激烈。为了准备考试，他们不得不死记硬背各种历史事件和年代，根本没有时间去深入了解历史书上寥寥数页有关日本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因而有日本学者认为，这种淡化战争罪行的做法导致日本今天的外交困局。

加强对青少年二战史教育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一书，专章阐述“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该书指出，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中国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中国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中国抗日战争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方向。

在现实生活中，法西斯政权虽然早已覆灭，但法西斯思想并未根除。半个多世纪以来，新老法西斯分子一直企图卷土重来。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尚未肃清，军国主义分子依然在活动。他们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试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这在历史研究中也有突出表现，出现了以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翻案为主要目的的“修正学派”，即“翻案学派”。加强对青少年的二战史教育，对于防止法西斯势力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七七”事变为起点的中国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图为“七七”事变中正在抵抗的中国军队

结语

综上所述，中学历史教科书应保留二战史的内容。中学生学习二战史，并不是宣扬暴力，而是博古通今。二战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但也间接地促进了人类科技的发展，例如计算机和核能，虽然最初都是出于军事用途开发的，但最终还是造福人类，并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加强对青少年二战史的教育，除了能让下一代了解到革命先烈的事迹外，还能进一步提高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并意识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



欲成佛，要卖国——《云何为“菩萨摩诃萨布施国土善根回向”》

众所周知：『施』者，梵语檀那，离悭惜而施与他之义，谓修行之人，若遇贫穷之人来乞之时，须食与食，须衣与衣，乃至卧具医药，随其所欲，皆悉施与；因施获福。

又『善根回向』者，谓菩萨以种种修行善根，皆悉回向无上佛果菩提，普及法界众生，故云善根回向。

至于云何为『菩萨摩诃萨布施国土善根回向』？依《大方广佛华严经》开示：菩萨摩诃萨为求法故，为法难得故，能舍大地四海国土，大小诸城村邑丘聚，国土丰乐人民炽盛，园林浴池华果繁茂，如是种种无量庄严，天下太平无有怨敌，金银宝藏妻子眷属皆悉能舍，于不坚固中求坚固法。饶益一切诸众生故，令一切众生得佛无碍清净解脱萨婆若道，如大势妙德菩萨、胜趣王菩萨如是等无量菩萨摩诃萨，为求正法故，乃至一句一味，五体投地敬礼顶受，正念三世诸佛勤求正法。于正法中心常欣乐，修习诸愿求离贪法，舍离世间帝王自在之法，乐求无上法王自在胜法，不念不着一切世间，以离世法自长养心，远离一切世间恶语，寂静安立诸佛所住。

菩萨摩诃萨为求正法，以施四天下大地国土，所摄善根回向众生

（一）令一切众生，悉能舍离内外所有。
（二）令一切众生，能舍一切心无中悔。
（三）令一切众生，不惜身命资生之具，常求正法。
（四）令一切众生，悉得法利，断除无量众生疑惑。
（五）令一切众生，常乐正法，于诸佛法得深法爱。
（六）令一切众生，能舍身命世间自在，乐求佛法大心，修习无上菩提。
（七）令一切众生，恭敬尊重诸佛正法，能舍身命究竟正法。
（八）令一切众生，护持佛法，修习如来难得闻法。
（九）令一切众生，悉得诸佛菩提明照，毕菩萨行不由他悟。
（十）令一切众生，于诸佛法而得自在，拔出疑刺心常清净。

由此观之，如是『十种』，即为菩萨摩诃萨为求难得法故，布施国土善根回向，令一切众生知见满足。

何以故？盖诸菩萨先于有情，随力多少，施作恩惠。或施所须，或济厄难，或除恐怖，或会所爱，或离非爱，或疗病苦，令得安乐。彼诸有情，深知恩惠，欲报德者，菩萨尔时，劝令修善，以受报恩。告言：「汝等非余世财来相酬遗，为大报恩。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养，广说乃至受持净戒；如是乃名大报恩德。」菩萨如是于诸有情，先施恩惠，劝赞修善，名大报恩。由此方便，令他于善，精勤修学，是故名为『菩萨摩诃萨施时善根回向』。

总而言之，布施为佛弟子应有之德行，六度、四摄都以布施为首。小乘虽以自度为主，然亦深重布施之修行。由布施程度之深浅，可为佛弟子对于佛法有无深切认识之测验。举凡对佛法有深切认识者，对财物布施无不量力而行。布施是一种牺牲，能把自己所有之财物施于人，或献出自己精神生命去成就他人；布施是顺于无常、无我之真理，故能大心行施之人，对佛法之正理最易契入。学佛有自利行与利他行二种，布施是利他行中最显著之表现。换言之，人人随时随处都有布施之机会，只要有牺牲自我、同情他人之心，尽其在我，固不限于家财无尽方可行布施，布施到没有任何东西不可舍，施舍之后，不但不计酬报，亦无一点悔意，至此地步，可算是『三轮体空』之具足布施。愿与诸仁者共勉之！

2007年9月23日星期日
妙音书院

===================================================================

伪满期间日本佛教在中国东北扮演的角色

从总体上看，20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它们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统治，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组织对出战人员的家庭、战死者亲属的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本文介绍的正是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

一、日本佛教各宗在我国东北活动的概况

象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日本佛教的许多派别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期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伪满州国成立后，日莲宗在同年三月召开的第二十六次宗会上，管长酒井日慎便叫嚷道：

当此之秋，满蒙大事屡屡发生，支那抗日之形势日益恶化，东亚天地忽然暗淡，遂至出动应征之义军。世界列国动辄误解我国之正义，而张猜疑之眼。……另外从满州国之建设来看，今日宗门应率先扩大教线。（注：中浓教笃编《战时下的佛教》（国书刊行会，昭和52年）第69页。）

日莲宗的管长酒井日慎既看到时局的严重性，又意识到满州国的建立给日莲宗扩张教线提供了大好时机。酒井的声音是当时国内形势的反应，也是佛教界共同的心声。该宗宗务总监柴田一能在此观点上制定出施政方针，要求驻满洲的布教师趁“满洲事变”之机“慰问死守与匪贼战斗的帝国的生命线的忠勇义烈的皇军将士”。该宗还将“于十二月在东京举行国光宣扬、出征将士色心坚固大国祷”。柴田在报告书中说，日莲宗将大幅度提高在满洲布教的费用，准备制定对“大满洲新国家”积极布教的方策，伴随着“王道主义新国家的发展”而期待着万无一失地发挥“立正主义”。

古意真言宗在一九三一年于高野山召开的第七回宗会也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充分的分析，认为国家和宗团的前途正处在“外满州事变、内反宗运动”的关键时刻，本宗应当宣布法义而“尽济世报国之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策，净土宗和净土具宗也都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一九三二年十月，日莲宗派代表至满洲，向执政溥仪递交管长的《建议书》和礼品。《建议书》美化伪满政权为“世界和平的基因”、“亚细亚民族之一大福祉”。

“上海事变”爆发后，曹洞宗也将满蒙布教提上日程，并于同年三月设立了满蒙协会，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实行的殖民政策表示积极支持。一九三三年二月，该宗管长在教谕中指出：“扶助满州建国之雄图，行治化之要道，诚乃我帝国之责务、东洋和平之关键。我宗夙以正传之佛法为体，遵两祖之训，应祈皇祖之长久，图国运之进展。”

此时，真宗大谷派也设置了“满州拓事讲习所”，派遣满洲开拓屯田僧。“满州拓事讲习所”的目的是“培养在满州国开拓、开教的有为人才”，地址在关东州旅顺民政署管内山头会沙包屯，占地三十六万坪。一九三三年三月，真宗从全国召集二十五名年龄平均在二十岁的青年僧侣至本山参诣集训，法主大谷光畅向他们训话说：“满州帝国的建设是其国民族自觉之结果，然而也是我帝国生命线之所系，所以理所当然不应当时常成为祸乱的发源地。”本山希望他们“竭诚报效国家和宗门，以期（在满洲）出现国丰民安、兵伐无用的理想之乡”。这批年轻人接受训练后随即由神户港出发，至中国大连。（注：据《真宗》（昭和43年6月号）中纲田义雄所着《中国开教》(2)记载，讲习所事务归开教监督部，训练则有哈尔滨的满州开拓指导员训练所代管。）

按照昭和九年版的《佛教年鉴》所反映的情况，佛教各宗趁“满洲国”立国之机均大肆进行传教活动，其中尤以真宗本愿寺派和大谷派为最。一般来说，日本佛教最先的传教对象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居留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永久占领东北并建立起殖民地经济体制，曾大量地、不断地向东北地区移民。据有关资料记载，一九○六年日本人在“关东州”的人口比例为3.4%，在满铁附属地为33.2%。一九○八，“关东州”日本人口比例上升至7.0%，而附属地则达到60.7%。至一九三五年，日本人在“关东州”的比例又增至14.3%，附属地人口因为一部分已深入到内地从事殖民事业而下降至38.0%。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前夕，“关东州”的日本人已达到23万多人。（注：（日）副岛昭一撰《侵略中国东北与十五年战争的开始》，载藤原彰等编《十五年战争史》第一卷第49页，青木书店，1988年版。该资料表明，同时期日本人在台湾和朝鲜的比例分别是5.1%和2.7%，因此在东北的日本人分别是在台日本人的2.8倍和在朝日本人的5.3倍。）

这些移民到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原先都拥有各自的信仰，大都是某一宗派的信徒。来到中国后，这些人仍然有满足精神信仰的需要，所以他们是日本佛教各宗竞相传教的对象。对于天皇制政府来说，也需要利用佛教的力量对这些人进行抚慰。当时在满洲海拉尔特务机关工作的桥本欣五郎（陆军中佐）提倡建立“宗教联合会”，以便使“各宗教团体为探究基于王道的文化并实行之”。（注：该会本部设于海拉尔，省长为其指导，特务机关长为辅佐。）宗教联合会成立后，兴安北省省长任名誉总裁，海拉尔特务机关长任副总裁，干事由每宗各一名代表、兴安北省和特务机关各一名代表组成。主事由特务机关选出的干事兼任。由此可见，日本佛教在满洲北部地区的传教活动完全控制在特务机关手中。

1934年（昭和九年）年底，伪满洲国文教部宗教科对日本佛教的“全满洲寺院数”进行了详细的统计，结果如下（注：下表资料来源为前揭《战时下的佛教》第75页。）：

宗派————————————————————寺院数——————————布教使数
天台宗——————————————————————————————————6
古义真言宗——————————————————25—————————————20
真言东寺———————————————————1——————————————1
新义真言宗智山派———————————————3——————————————3
新义真言宗丰山派———————————————5——————————————9
净土宗————————————————————22—————————————31
曹洞宗————————————————————29—————————————37
真宗本愿寺派—————————————————30—————————————63
真宗大谷派——————————————————29—————————————56
真宗兴正寺派—————————————————2——————————————4
本门法华宗——————————————————2——————————————3

此表未能反映日莲宗的情况。实际上，日莲宗在满洲的传教也是异常积极的。1935年（昭和十年）9月，该宗管长神保日慈亲自到伪满洲国布教，和陆军中将四王天延孝合流，“谒见”伪满皇帝，激励开教使。他对傅仪说：“满洲国应当同日本国携起手来，必须成为象万世一系的日本国那样的万世不易的国家。必须认识到《法华经》常住不灭的大精神为国民自体，从而达成五族融和之实。”（注：《战时下佛教》第75页。）神保日慈宣扬的基本上就是日莲教团主张的“伴随着王道主义新国家的发展而发挥立正主义”的那一套理论。

二、殖民当局对当地佛教的利用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前夕，由伪满政府斡旋成立了包括满洲人佛教徒在内的“满洲国佛教总会”，借此加强对佛教界的统制。该会推举极乐寺的如光为会长，而实际权力则控制在日本人手中。从此以后，伪满洲国的佛教事务一般均通过佛教总会实施。

如光是日本人豢养起来的忠实走狗，1934年伪满政府派如光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回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总裁为大谷尊由）（注：此次大会宣称：“世界文明如今正在太平洋上迈进，我日本正立足于太平洋时代的世界轴心，应当为完成向世界大规模地宣扬正义人道之使命而向前迈进。”），并担任代表团团长。这次会议成立了“国际佛教青年会”，如光被推选为副会长，自此身价倍增。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和欺诈，如光则视而不见，不遗余力地向信徒们宣讲忍辱行善、大慈大悲、日满亲善、相互提携、唇亡齿寒、一德一心等道理，甚至认为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打胜大东亚圣战才能实现王道乐土，过上幸福生活。由于他借宣扬佛法之机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功劳卓著，所以伪满民生部特授予他“长老”头衔，日本天台宗也赠给他“权僧正”这样的最高称号。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释善果和自称“佛主”的刘沿航，这些人甚至打着佛教的幌子，充当起日本侵略者的间谍。

三、日本佛教诸宗新一轮中国大陆传教

从1940年开始，日本佛教界又掀起新一轮大陆传教的热潮。净土宗宗务所参事里见达雄在当年发刊的《前进佛教》上撰写“关于大陆工作的再出发”一文，号召佛教各宗到中国传教，进一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他说：“如同（支那）事变从战斗转变为建设，我佛教界的大陆进出也应当进入第二个阶段。从各宗派以前进出的情况来看，今后必须携手投入真正的大陆工作，以期不遗余力地进行天业的翼赞，发扬日本佛教的本义。……大陆工作不用说是大事业。成就此大事业，各个宗派的体面和利害不是问题。各宗派当然应当有这样的觉悟。然而，进入大陆只以宗派工作的面目出现，因此而招来了不少批判，与本旨不符。必须迅速从以往的以宗派为单位转变为以全佛教为单位，整个佛教界集中全部力量而发挥之。”（注：前揭《战时下的佛教》第79页。）很明显，里见达雄的意思是说，为了更好地配合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必须加强政治对宗教的统制。

1941年6月，神、佛、基三教在文部省和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在小石川传通院召开“宗教报国全国大会”。该会的宣言称：“应付变化多端的世界形势，并图谋支那事变的完结和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进而为建设世界新秩序发挥指导作用，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责任。”为此——

一、基于肇国之精神而图国民信仰之昂扬，以期为完成高度国防国家体制而作出贡献。

二、扬皇国宗教之本旨，从而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并期待着协助确立世界新秩序。

三、身于宗教报国之实践，以期通过各自职分戮力同心而效天业奉赞之诚。（注：前揭《战时下的佛教》第79页。）

同年12月，文部省针对日本政府进行太平洋战争和扩大对亚洲侵略的新形势，召开了“宗教团体战时事务局长协商会议”，神道教13派、佛教27派、以及基督教教团、日本天主公教教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讨论：1、关于宗教团体战时体制的强化问题，2、关于东亚宗教工作问题，3、关于宗教团体的自律问题。所谓东亚的宗教工作主要是针对“南方共荣诸国”展开宗教工作，同时进一步充实正在进行的中国大陆的宗教事业，为此特别强调培养派往大陆和南方教职人员。

1942年4月，神、佛、基、回各宗教团体在丸之内的大东亚会馆集会，庆祝“兴亚宗教同盟”成立。陆军省的佐藤贤了军务课长、海军省军务局的末泽中佐出席了会议。大会选举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元首相）为总裁，大谷光瑞为副总裁，永井柳太郎为理事长。会议还制定了《纲领》和《宣言》。《宣言》说：

如今皇国基于开显皇道世界之神意，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进而图谋万邦的协和与世界人类的康宁。然而，当此之世，共产主义、唯物主义思想的侵略与戴着宗教假面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侵略，扰乱到东亚宗教思想，并展开了强烈的思想战。在此危急之际，日本宗教毅然崛起，神、佛、基、回各教一体协力，遵照肇国之大义，宣化于六合亿兆，使归于皇道之本义，以期翼赞旷古之圣业。（注：《战时下的佛教》第81页。）

《纲领》规定：

一、据皇国宗教之本义，向中外宣扬惟神之大道，从而达成世界宣化之先。

二、于崇高的宗教信念，展开炽烈的运动，从而确立大东亚建设的精神基础。

三、除反皇道思想，创建皇道宗教文化，从而期待着圣纪的创造。（注：《战时下的佛教》第81页。）

这次大会的精神实质被1943年7月在大东亚会馆召开的大东亚佛教青年大会一脉相承下来，也可以说就是同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的佛教版。（注：“大东亚会议”是以东条英机、汪精卫、张景惠等人为首召开的，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也派代表参加。大会决议：“一、大东亚各国协同一致确保大东亚的安定，并基于道义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独立，举互助敦睦之实而确保大东亚的亲和。”）

这次会议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操纵的，是侵略以中国为首的整个亚洲国家的佛教动员会。文部大臣冈部长景在帝国饭店举办的欢迎晚餐上发言说：

我国从前自极古以来便通过文化同大东亚诸国结成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发祥于印度的佛教传向支那等东亚诸地域，为各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显著的贡献。……今天不用说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成就兴亚的大业、并达成民族共荣之实，首先必须图谋诸民族魂与魂之间的融合提携，这是至关重要的。（注：“大东亚会议”是以东条英机、汪精卫、张景惠等人为首召开的，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也派代表参加。大会决议：“一、大东亚各国协同一致确保大东亚的安定，并基于道义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独立，举互助敦睦之实而确保大东亚的亲和。”第83页。）

大会发表的《大东亚建设佛教宣言》称：“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颁下大东亚宣战之大诏正好一年又半，战果赫赫，政道调适，山川慑伏，草木风靡，从而迎来东亚天地间辉煌的黎明。”为此，东亚诸国应在“佛祖照鉴之下，……为恢弘天业作出贡献”。（注：“大东亚会议”是以东条英机、汪精卫、张景惠等人为首召开的，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也派代表参加。大会决议：“一、大东亚各国协同一致确保大东亚的安定，并基于道义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独立，举互助敦睦之实而确保大东亚的亲和。”第83页。）在大会精神的指导下，不久以文部省宗教局局长名义给佛教各宗下发了一份《通达》，要求各宗派顺应国策，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此后，在满洲布教的日本僧侣达503名，此外在“北支”、“中支”、“南支”的日本僧人达429人。

四、日莲宗的满洲传教

在日本佛教诸宗中，日莲宗感到自豪的是该宗有着最早的中国大陆布教史。特别是贞松山的莲永寺，因日莲门下“六老僧”之一日持（注：日持生于建长二年(1250)，骏河国庵原郡松野人，为松野六郎左卫门之子。曾登比睿山出家，文永七年(1270)21岁时至镰仓投日莲门下。日莲入寂后与同门诸老僧共守祖庙。弘安六年(1283)于骏河创莲永寺。他时常打算至异域传教，于永仁三年(1295)正月将后事托付给弟子日教，只身来到东北，取道奥州而至北海道，然后又至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各地传教，因此被看作是日本向海外传教的先驱。）的海外布教，更加觉得在中国传教问题上责无旁贷。日俄战争之后，莲永寺第35世小泉日慈继日持之遗绪，于1907年至满洲大连开设“日莲宗清国大连布教所”（后改称大莲寺）。至二战结束，该宗在满洲共有29个开教所和布教所，教线扩张至大连、旅顺、安东、鞍山、奉天、郑家屯、长春（新京）、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四平街、延吉、平安镇、北安镇、牡丹江、营口、本溪等地。满洲之外，该宗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也有布教所。

大连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日本最近，九州移民来的人很多。该市90万人口中30万是日本人，所以日莲宗大莲寺的传教对象最初当然是日本人。大致到松村日量接管该寺后，开始向中国人传教。为此，该寺设立了满蒙布教师养成所私立修养寮，这就是后来称之为满州立正学校的旃檀林。除大莲寺以外，小泉日慈还在旅顺创建白玉山日清寺，该宗的平间寿于沈阳市（时称“奉天”）十间房建莲华寺。（注：据松村寿显所著《日莲宗满州开教状况》（本文载《战时下的佛教》一书）记载，当时大连市内真宗西本愿寺派有布教师60名，东本愿寺派20至30名，曹洞宗20名，日莲宗15名，真言宗和净土宗也是15名，临济宗妙心寺派10名。此外新兴宗教中的天理教、金光教等也有人在此传教。）

1938年日莲宗宗务院发布的《开教规则》在规定向北美、朝鲜、满洲、台湾、桦太等地区传教外，还特地提到向“北支”（中国北部）和“南支”（中国南部）传教。在此前后，该宗重要人物还多次专门来华巡教。如1927年的教学部长平间寿本（奉管长酒井日慎之命）、1932年小野日熹（风间日法管长的代理）、1936年的村云尼公、1938年和1939年的马田行启教学部长（望月日谦管长的代理）等，此外还有神保日慈、宇都宫日纲、铃木惠隆等。象其它各宗派一样，日莲宗也同关东军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慰问驻屯军，举行战殁者慰灵祭等。布教使中的皇军慰问使和军队布教师都是通过宗命派遣的，他们享受着将校的待遇，可见地位很高。这些人还时常做演讲，鼓励军队的士气。

五、真言宗密教重兴会的活跃

1943年10月，真宗大谷派法主光畅和里方智子至满洲“巡锡”，作为此行之纪念，该派满洲开教监督部着手制定“着实的开教方策”。据曾在满洲从事传教工作的真宗大谷派教职人员冈田义雄所言，该宗时常在其别院（昭和十七年完成，占地200坪）举办特别演讲会，邀请陆海军武官来此讲演。此外还召开神、佛、基三教精神振兴联合演讲会，并以佛教总会新京本部名义举行战殁者追悼法会。冈田义雄还记录了当时佛教各派在满洲的寺院总数，其中大谷派80座，本愿寺派53座，真言宗40座，曹洞宗37座，日莲宗34座，净土宗28座，日本山17座，临济宗9座，天台宗2座，兴正派1座，华严宗1座，时宗1座。1944年，在满洲的佛教各派响应捐献军用飞机运动，积资捐献了一架名叫“协和佛教号”飞机。

六、石原莞尔与侵略战争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月石原莞尔生于山形县鹤冈町，父亲是警察官启介。幼年时曾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大学学习。据所著《战争史大观的由来记》称：他是在“大正九年(1920)赴汉口之前成为国柱会的信徒”，（注：如前文所述，国柱会是田中智学创立的信仰日莲教义的在家信徒的信仰团体。田中从明治十四年起开始他的宗教运动，同四十四年以其倡导的“日本国体论”而为世人注目，并且创造了“日莲主义”一词高唱起宗门改革。）信仰起田中智学宣扬的“日莲主义”和“国家主义”。

1923年（大正十二年）7月，石原莞尔为研究军事学而至德国升造，两年后归国，任陆军大学教官。在德学习期间，他对拿破仑等人的军事战略很感兴趣，再加上他对日莲教义的感悟，遂逐步形成了他的“世界最终战争观”。石原的战争观是以其历史观为基础的。《最终战争论》称他“在人类史上最先发现了战争进化的法则。基于这一法则而得出战争会迎来发达之极限的结论。……战争发展至极限时，是为人类最后的战争。这是世界统一、永久和平的第一步”。至于“最终战争”何时到来，石原认为，中世纪的战争经过了一千年，自文艺复兴至法国革命大体经历了300-400年，而法国革命到第一次欧洲大战大约为125年。照此看来，“最终战争”大体上会在今后的50年内发生。实际上，从第一次欧洲大战的爆发到石原出版其《战争史大观》和《最终战争论》已经过了20多年，所以也可以说“最终战争”只在昭和十五年后的30年内进行。石原说，达到人类战争发达之极限的下一场战争是通过“决战战争”而达到“无战争”的目的。也就是说，世界将通过下一场“决战战争”而达到统一。石原的“最终战争论”还提出其宗教依据。《最终战争论》专门设有“佛教的预言”一节，采用《大集经》的五个时期说，并加上日莲的理解，将释迦牟尼去世后的二千五百年划分为五个时期，各五百年。其中第五个五百年为“斗诤坚固”时代。“末法”一万年即从这时开始的。经典说此时“白法隐没”，普通佛教已失去了指导力。

石原从经典的预言中得出，在“白法隐没”的“末法时期”，正是“大圣灵”（本佛）的全权大使上行菩萨——日莲来到世间弘扬大圣灵“秘法”的时候。作为日莲的弟子，他把自己努力实践的“最终战争”自觉地升华为宗教行为。他的《战争史观》就是以日莲的《撰时抄》为理论依据，由最终战争、战争绝灭、永久和平的实现等部分构成的。日莲在《撰时抄》中称他的那个时代是“前代未闻的大斗诤之时”，石原理解这分明是说已经进入到“斗争之极限”时期，而接下来的“广宣流布”则是“永久和平”时代的到来。“斗争时代”和“永久和平时代”的连接点即是“最终战争”。

很显然，石原的“最终战争论”正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寻找合适的“理论”依据，将他们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实现“永久和平”的战争，使这场不义的战争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石原莞尔由德国留学归国，重新至陆军大学执教。昭和三年(1928)十月十日被任命为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十月二十日抵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工作。据说石原在此前的昭和二年晚秋曾到伊势神宫参拜，当时“他的眼前出现地球的形象，并看到一束金色的光由日本射向满洲”。（注：昭和十八年一月伊地知则彦访问石原时，石原还谈起过这一神迹。）这一神话的制造似乎要让人们产生这样的联想，即由日莲预言的“最终战争”将会由一位代表宇宙根本灵体（大圣灵）的力量的“贤王”发动起来，由此人类的信仰将会走向统一，整个世界将实现永久的和平。而这场“最终战争”的战场就是满洲。

在获得伊势神宫“神启”的同时，石原在日莲的著作《谏晓八幡抄》中找到了另一种理论上的依据。日莲说，古代佛教由西向东传播，就象月亮由西向东运行一样，而“太阳则由东向西，这是日本佛教还于月氏的瑞相”。在此，石原真正寻找到他的政治追求和宗教追求的契合点，充分地将他所阐发的日莲的教义运用到侵略亚洲的战争当中去。也就是上述力量的驱使，石原到任后便着手参与策划柳条沟事件和谋杀张作霖的事件。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本着“大圣灵”的旨意，是为了建立永久和平的“王道乐土”。

满洲建国和石原莞尔也有密切的关系。昭和七年（1932年）二月十六日，张景惠、藏式毅、熙洽、马占山四巨头至关东军司令部参加“建国会议”，当时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板垣、石原等人合影留念，照片背后的司令官室的墙壁上赫然悬挂着“南无妙法莲华经”数字，可见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追随他们的汉奸们确实是在打着佛教的幌子干着侵略中国的勾当。在对于满洲的政策上，石原的认识曾发生过重大的转变，即由“满蒙领有论”转变为“独立建国论”。他自我标榜这种认识的转变是考虑到中国的“政治能力”问题，即有没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而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选择扶植傀儡政权的统治方式，完全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更隐秘，更具有欺骗性。（注：昭和十一年（1936年）石原大佐升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翌年又晋升为少将，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不久，他以关东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东北，和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一起共事。）

============================================================================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前夕，由伪满政府斡旋成立了包括满洲人佛教徒在内的“满洲国佛教总会”，借此加强对佛教界的统制。该会推举极乐寺的如光为会长，而实际权力则控制在日本人手中。从此以后，伪满洲国的佛教事务一般均通过佛教总会实施。

如光是日本人豢养起来的忠实走狗，1934年伪满政府派如光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回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总裁为大谷尊由）（注：此次大会宣称：“世界文明如今正在太平洋上迈进，我日本正立足于太平洋时代的世界轴心，应当为完成向世界大规模地宣扬正义人道之使命而向前迈进。”），并担任代表团团长。这次会议成立了“国际佛教青年会”，如光被推选为副会长，自此身价倍增。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和欺诈，如光则视而不见，不遗余力地向信徒们宣讲忍辱行善、大慈大悲、日满亲善、相互提携、唇亡齿寒、一德一心等道理，甚至认为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打胜大东亚圣战才能实现王道乐土，过上幸福生活。由于他借宣扬佛法之机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功劳卓著，所以伪满民生部特授予他“长老”头衔，日本天台宗也赠给他“权僧正”这样的最高称号。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释善果和自称“佛主”的刘沿航，这些人甚至打着佛教的幌子，充当起日本侵略者的间谍。

日本佛教徒积极参与侵华，东北的佛教徒积极响应，里应外合，吃里爬外，勾结外敌，祸乱我中华。确实体现了佛教有教无国，卖国成性的本性。

====================================================================

东吴至民国南京始终是中国佛教中心
南京日报



“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千古绝唱，记录着南京佛教文化的鼎盛与辉煌。6月12日，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再次印证了南京作为“江南佛都”的重要地位。专家表示，南京拥有近1800年的佛教文化发展史，佛教文化传承在金陵古城具有很好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赞初告诉记者，早在东吴时期，南京就有了江南地区最早的佛寺建初寺，并从此成为南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心。东晋时期，南京成为中国玄学佛教最早的发达中心地之一，佛教文化也从这里传往当时的百济国(即现在的韩国)，后再传到日本；南朝时期，南京佛教事业空前繁盛，据史料记载，梁武帝时建康城百姓为28万户，人口在100万左右，而僧尼就有10余万之众。

隋唐两朝，佛教中心向北迁移，但六朝时的佛学根基在南京逐渐沉淀，吉藏大师、智者大师和法融禅师分别创立了三论宗、天台宗和牛头禅，正式把禅宗中国化；随后的五代十国和宋元王朝，南京佛教再度中兴，并从明朝开始进入新的高峰：朱元璋和朱棣两代皇帝征召全国名僧，那时的南京是国内最重要的佛教学术中心；清代时，杨仁山设立的金陵刻经处，不仅是全国佛经刻印中心，也是佛学和维新思想的孕育地。直至民国时期，南京依然是全国佛教活动中心，太虚、宗仰、巨赞等高僧常在此弘法讲学，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研究会的主要活动地点就在毗卢寺内，这里也是民国时期全国佛教事业管理和联络的枢纽。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表示，自东吴开始直到民国时期，南京始终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佛教文化传承在南京具有很好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是国内很多以佛教文化著称的城市所不具备的。”

==================================================================



南京与佛教的殊胜因缘
《中国宗教》2010-4-16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拥有2480余年的建城史和1780多年的佛教文化发展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既是人们对当年佛教兴盛的追忆，也是南京以佛教文化隆盛于中国的佐证。从东汉末年佛教东渐江南，到清朝末年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南京在中国佛教的兴衰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众多的佛教文化遗存，以及流淌在南京城市血脉中的佛教精神，在在见证了南京与佛教的殊胜因缘。



一、江南首寺

佛教文化传入南京，始于东汉献帝（189-220）末世。自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定鼎建业（南京）之际，佛教南渐。

公元222年，精通汉文、梵文等六国语言的西域大月支（氏）人支谦从洛阳来到吴地，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十分器重，拜为博士。支谦就在建业传授佛教，翻译佛经。这可以说是南京佛教初传，也是佛教在吴地正式传播的开始。

东吴赤乌十年（247），西天竺沙门康僧会至金陵。康僧会为使东吴大地佛法振兴，便持杖东游。初次到达建业，营建茅庵，设立佛像，进行传道。《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记载了康僧会与孙权的会面过程：“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验察。权曰：”吾闻汉明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其遗风耶？‘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所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康僧会）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果获舍利……权大嗟服，即为建塔……”

自此之后，东吴大地始有佛寺，此寺故名建初寺，同时把建寺的地方，叫作佛陀里。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为江南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建初寺为初来江南的沙门提供了稳定的生活起居之地，并为他们进行佛事活动提供了方便。由此开始，江东吴地，佛法大兴。



二、举国兴佛

南朝（420-589）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南朝宋、齐、梁、陈，均以今天的南京为都城。佛教在东晋已有较大发展，至南朝，由于宋、齐、梁、陈四代王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佛教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的阶段，隆盛整个江南。当时的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特别是萧梁一朝，大批西域和天竺名僧前来，译经事业空前发达。佛教与中华儒道思想交流争鸣更为突出，也促进了佛教义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丰富的著述，并形成各派学说。江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院，佛教徒不断增加。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轻时曾信奉道教。登基第三年便率僧俗二万人举行大法会，宣布自己“舍道归佛”。他希望通过“以佛化治国”的途径，将人们从对现实名利的关注引向彼岸和未来，以此求得生命的永恒与超脱。

梁武帝大力倡建寺院。同泰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都是梁武帝所建造。他还大造佛像，如同泰寺的十方金像、十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等，都非常宏伟。梁武帝皈依佛门后，曾四度舍身同泰寺，四次都是大臣用大量的金钱把他从寺中赎回。贵为皇帝却舍身出家，此种做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提高了佛教的地位。从此，“舍身”佛寺几乎成了南朝皇帝的一种仪式。

梁武帝广泛结交当时的名僧，光宅寺法云、开善寺智藏、庄严寺僧旻被称为梁的三大法师，其他如宝志、宝唱、僧祐等，都受到礼遇。他还热心讲经，不但请僧人讲，还亲自讲经。他请当时的学问僧编著佛教书籍，自己也亲自著作，据说有义疏百卷。他创立了“三教同源”说。针对范缜的《神灭论》，他动员名僧、权贵64人，写了75篇论文，对“有神与无神争论”进行干预。

梁武帝还亲立僧制。他作《断食酒肉文》，要求僧尼食素，汉传佛教不食酒肉由此开始。后世流行的《梁皇忏》仪规，一般认为也由梁武帝始。为了统管全国僧尼，他命法超制订《出要律仪》，命法云创立僧尼戒规。他还以杀牲祭祖“无益至诚，有累冥道”为由，改变了历代天子太牢血祭的礼典，直至梁亡。

正是由于帝王的推崇并以身事佛，南朝佛教至梁，达到了顶峰。“都邑大寺七百余所、僧尼讲众常有万人”。据唐法琳《辩正论》记载，梁代有佛寺2846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寺院增加千余所，僧尼增加三倍多。如果说在三国、东晋时期，全国佛教的重镇是在北方的长安和洛阳，那么，到了南朝，建康已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



三、四宗之源

汉传佛教的诸多宗派与南京有着深厚的渊源，禅宗初祖在南京驻锡定山寺，三论宗和禅宗的牛头宗、法眼宗均创建于南京，智大师天台宗思想也形成于南京。

南朝梁时，达摩祖师受梁武帝邀请至建康宣扬佛法。公元520-526年，达摩历经千辛万苦从海上到了广州。梁武帝派人专程迎达摩到建康，仪式十分隆重。后达摩与梁武帝话不投机，不辞而别，“一苇渡江”后，在江北长芦寺停留，后又至定山驻锡，面壁修行。定山寺至今留有“达摩岩”、“宴坐石”、达摩画像碑等遗迹。其中，达摩画像碑为国内最早的达摩造像碑，比嵩山少林寺的祖师碑要早120多年。定山寺成为禅宗重要丛林，被誉为“达摩第一道场”。达摩最终到达河南少林寺，创立佛教禅宗。

陈隋之际，金陵人吉藏（549-623）创立三论宗，在长江下游颇有影响。建康的栖霞寺、兴皇寺是南方三论宗的中心。大历（766-779）年间，金陵有玄璧法师弘传三论，浙江金华有慧量法师专讲三论。虽至中唐，传三论者尚有人在。会昌禁佛之时，此宗章疏被毁殆尽，几成绝学。清代末年，杨仁山居士从日本将此宗失传的章疏著作取回，国人方能窥其全貌。

陈光大元年（567），智奉其师慧思禅师之命，赴金陵弘扬教观、讲经说法，受到了陈代朝野僧俗的欢迎与敬重。他既讲《法华经》，又弘传禅法。陈宣帝曾特敕停朝，率诸京官，亲临听法。宣帝太建元年（569），智被朝廷迎请住进了瓦官寺，前后住了8年。在瓦官寺，智讲经说法，标立宗义，判释经教，为创立佛教宗派打下了基础。隋灭陈后，智逃离金陵，被晋王杨广请到扬州，授予“智者大师”称号。开皇十五年（595），又受晋王之邀，至金陵撰《净名经疏》28卷，使南京佛教的义学研究有所深入。智之学使江南佛教注重义理的风气有所改变，同时也吸收了南朝盛行的三论、涅槃二宗的思想。后至浙江天台山，为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因此，天台宗虽以天台标名，但仍视南京光宅寺、瓦官寺为其祖庭。

佛陀跋陀罗在建业翻译出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南朝的僧朗等众多三论学者均兼习《华严》。此后，华严之学不时有人传习，但人数不多。明代，句容宝华山的洪恩，清末的杨仁山、月霞等也弘传过《华严》。

梁大同年间，智文（508-509）于光业寺首开律藏于江南，影响甚大。唐代高僧鉴真也在金陵弘传过律学。明末清初，律宗在金陵一度振兴。万历初，如馨（1541-1615）在古林寺传戒，被尊为律宗中兴祖师。广陵人寂光继之，使古林成为律宗道场。晚年，又分灯于宝华山，形成律宗的古林、宝华两派。



在佛教各宗派中，禅宗在金陵流传最久，影响最大。贞观元年（627），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法融（又称慧融）来到金陵南郊牛首山支脉祖堂山悟道修行，创立了牛头禅法。永徽二年（652）在建初寺讲《大般若经》，听者云集。著有《心铭》。此宗在于“排遣多言，着眼空寂”、“菩提本有，何须用守”，成为后来的南宗先声。当时，牛头禅法在常州天宁禅寺、镇江鹤林寺等江南名刹都有传承，至唐末渐衰。后由日本僧人最澄传入日本。南唐时期，文益禅师（885-958）被唐帝迎至金陵，住报恩禅院，后建清凉寺，文益针对当时禅宗不通教理的弊端，撰写了《宗门十规论》等，大力提倡研究教理，学习《华严》。四乡慕名而来从其求学者不下千人。文益临终时，南唐中主李璟曾亲临方丈问疾。文益去世以后，中主赐谥为“大法眼禅师”，所以文益开创的法系被称为“法眼宗”。吴越末年，高丽王派僧人随文益的再传弟子延寿学法，此宗遂由此传入朝鲜，盛行海外。

宋代以后即成为佛教各宗派共同信仰的净土宗，一直在金陵广泛流传。被列为南宋净土祖师之一的宗颐于宋哲宗元祜年间（1086-1093）住持长芦寺，以主张禅净双修闻名。



四、皇家寺塔

南京的寺塔建筑，始于三国，南朝达到极盛。“钟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其中梁武帝敕建的同泰寺，有大殿6座，小殿及佛堂20余所。殿外积石为山，林木葱茏。寺周以池为堑，静谧幽深。可惜建成后仅18年就毁于雷火。唐高祖时，始建于南朝齐时的栖霞寺大兴土木，新建梵宫琳宇49座，改名为功德寺，为“天下四大丛林”之一。明清时期，金陵仍有许多寺庙。据《金陵梵刹志》记载，明代的南京有灵谷寺、报恩寺、天界寺3大刹；栖霞寺、鸡鸣寺、静海寺、弘觉寺、能仁寺5座次大刹；清凉寺、瓦官寺等32中刹以及华严寺、天隆极乐寺等128座小刹。

南京寺塔中，最出名的当属明初在南京城南古长干里的大报恩寺。该寺原址有建于吴赤乌三年（240）的长干寺及阿育王塔。在明初之前，其原址及周边地带，曾有历代官方及皇家敕建的许多寺塔，包括宋长干寺及塔、宋天禧寺及圣感舍利塔、元兴慈恩旌忠教寺和慈恩塔等，多次毁坏又多次重建。明清鼎盛时期，其范围达“九里十三步”，曾与灵谷寺、天界寺并称为金陵三大寺，辖领城南一带次大刹2座、中刹14座。

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依照皇宫大内的建筑规制重建寺院，赐额为大报恩寺，历时17年，至宣德三年（1428）建成。动用全国征集的良匠军工达10万人，仅建塔一项的费用，钱粮银就达248万两。建成后的大报恩寺为江南三大寺之一，是全国最大的讲寺，为包容各派的佛教义学讲堂，并一度成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僧录寺所在地。

清咸丰六年（1856），大报恩寺、塔毁于兵火，寺院变成废墟。2008年南京发掘大报恩寺地宫，在1942年出土玄奘大师顶骨舍利的地方，发现宋长干寺地宫遗址，出土了石函等物。石函北壁上刻有《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舍利石函记》，碑文记载“长干寺葬佛顶骨舍利”。考古发现，石函内置铁函，铁函内安放七宝阿育王塔，塔内有两套盛放舍利的容器，一套为鎏金银椁，另外一套为方形银函。



五、传播中心

南京是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地区，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

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金陵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金陵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方佛教逐渐形成了重视与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