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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1日凌晨，胡家骥的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
 
胡家骥是第36师216团的团长，黄埔五期毕业生。他率领的这个团，是攻打上海汇山码头的主力团。汇山码头处于日军防线的关键位置，将是他们增援部队上岸的一个重要据点。
 
但总攻发动一个多小时后，216团连汇山码头前的唐山路日军防线都冲不过去。
 
盛怒之下的胡家骥把2营做预备队，3营做侧翼，自己挥着手枪，亲自率1营冲了上去，最终一鼓作气冲过了火力交织的唐山路，来到了汇山码头的大铁门前。然而，在那里又被码头里面布置的日军火力压制。
 
“此时不报国，还等什么时候？！”
 
胡家骥大吼一声，第一个带头爬上了铁门，后面的士兵一看团长如此拼命，也争先恐后地踏着战友们的尸体，拼死往里攻击。
 
然而，身中五枪不下火线的胡家骥在率团冲进大铁门后，却遭到了来自港口的日本军舰的炮轰，在付出了500多名兄弟的生命之后，只能退了出来。

 
胡家骥最终捡回了一条命。他知道他还算幸运的，多少和他一样的军衔甚至比他军衔还高的兄弟，连同千千万万的士兵，已经在总攻开始后的近10天里失去了生命。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所遭遇的挫折，其实折射出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暴露出的普遍问题，总结来说，还是四个字：技不如人。
 
“技不如人”首先体现在装备上。

中国军队除了那几支德械师之外，绝大多数部队武器配备和火力输出都远逊于日军，面对据守在钢筋水泥碉堡里的日军，除了人肉冲锋之外，基本拿不出其他办法。
 
在8月14日战端初开时，张治中就制定过一个“铁拳计划”——按照德军作战样式，组织一个500人的突击敢死队，直扑日军指挥部。但在实际攻击过程中，抱着必死决心的中国士兵却因为没有重武器，始终无法突破日军的碉堡火力封锁，每前进一步都要用战友的尸体铺路。最终，突击队全军覆没，带队的刘宏深营长殉国，阵亡时年仅28岁，结婚还没满百天。
 
原保安总团的刘仁义回忆当初中国士兵怎么对付日军的战车：
 
“对付他们的战车我们怎么对付？自报奋勇捆起了炸药，他的战车来了压我们的单兵，一压碾我们的人牺牲一个，他们的战车也牺牲一架，就是那么干，我们又没有炮又没有什么，我们都是陆军，可怜哪，我们那时候的武器低呀。”

日军用军舰运送来增援的坦克。日军坦克其实铁皮不厚，但在火力孱弱的中国士兵面前，已经是一头头怪兽

但是，比武器装备落后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士兵在战斗素质、训练水平和现代化战争的配合演练上的巨大差距。
 
比如和胡家骥216团一起进攻汇山码头的，还有杜聿明的南京装甲团——这是当时中国军队仅有的一支坦克部队。

结果参加战斗的坦克战车全被击毁。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中国的步兵基本上不知道怎么和坦克战车进行协同作战。坦克战车手们认为步兵老是躲在自己后面而不懂得火力掩护，而步兵们认为，你坦克自己有装甲，为什么不让我们躲，还要我们配合掩护？

这是张日军拍摄的照片：淞沪会战的市区战中，一辆孤零零的中国坦克，还是毅然决然地向日军阵地发动进攻
 
同样成问题的还有“步炮协同”。为了打上海，蒋介石也派出了自己最好的炮兵团。但是在攻击时，炮兵和步兵却缺乏实战协同演练，最终往往是步兵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向敌方阵营发起冲锋。
 
还有就是从指挥官到士兵暴露出的现代化战争经验不足的问题。
 
桂军是当时地方军中公认的最能打的部队，白崇禧也憋足了劲想让桂军在“淞沪会战”树一面旗帜，所以，在一次南翔和真如反击战中，他一下子投进去了桂军六个精锐师。
 
不料，由于事先没有进行过火力侦查和压制，冲锋前的烟雾弹又因为风向原因吹反了方向，步兵在没有炮兵掩护的情况下就勇敢地冲向日军阵地，成了对方交叉火力的活靶子——桂军士兵虽然抱着必死的信念拼命向前冲锋，但绝大多数好男儿都倒在了日军的重机枪火力之下。
 
只打了一天，桂军六个精锐师就全垮了，光旅长就阵亡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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