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点燃的汽车发出熊熊火焰,让人不禁想起2005年的法国“触电骚乱”事件(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的克利希苏布瓦的3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跑入变电站,两个男孩遭电击当场丧命,从而引发法国持续十余日、波及数百个城镇的骚乱)。
1“小拿破仑”曾对法国安全机构做“大手术”
2005年“触电骚乱”事件使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萨科齐着实尝到了“苦头”。此后,法国内政部专家针对警方的问题做了三点总结:
第一,认识不清,警方和政府当局对形势对事态发展的可能局面估计不足。
第二,情报不灵,警方收到预警信息后没有进行合理的情报处理。如果情报流程不出问题,法国警方完全可以在24小时内控制事态。
第三,机构不合理,宪兵、警察、秘密情报机构之间相互衔接不畅。
2008年,萨科齐就任法国总统。针对上述问题,对国内安全机构进行了一次“大手术”。
改革后的法国安全体制相对于以前更加集中,强化了总统从国家层面上对情报机构的掌控力度,减少了政府层次的参与。这样一来,各机构权责划分趋于明确,一方面,防止因争权夺利而严重内斗;另一方面,避免因人事变动频繁带来的政策反复。
但是很遗憾,即便是素有“小拿破仑”之称的萨科齐,也没有魄力彻底跳出法国强大政治文化传统之窠臼。
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越第五共和国的宪法体制(第五共和国是半总统制的,总统可以在重大事件上越过总理,但是不可能完全掌控某个部门行政事务),不可能像美国总统那样,完全越过政府层面直接掌握安全情报机构。
因此,法国的情报机构仍然没有避免“叠床架屋”式的冗杂和分散,无法彻底消除国内政治斗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番改革效果究竟如何?十年来,巴黎郊外的穆斯林社区从“孕育骚乱的温床”变成了“恐怖分子的老巢”,单从这点来看,答案不言而喻。
更为直观的例子是:法国警方在以《沙尔利周刊》事件为开端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中,始终进退失据,经常是守着一堆情报线索却不能作出合理判断,实际上,高铁袭击未遂事件的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恐怖分子正在以巴黎为目标,可是法国警方并未有效阻止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导致毫无遮掩的一群恐怖分子轻松得手,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且相关嫌疑人在事后成功逃脱了围捕,又参与制造了布鲁塞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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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变成“医疗事故”,法国安全机构痼疾难解
实际上,改革非但没有使法国社会变得更安全,反而大有退步之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政治正确”绑架了社会安全。
长期以来,“多元文化”和“尊重权利”是法国政治生活中牢不可破的“政治正确”信条。但是,“信条”成了“教条”,并且蔓延到了安全情报和警务活动领域,这无疑成了制造悲剧的根源。
由于社会政策问题,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国家都面临着异质文化的挑战,近年来,随着中东难民潮水般地大量涌入,形势越发严峻。
与布鲁塞尔的莫伦比克区相类似,巴黎的93省也同样生活着大量生活贫困、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绝穆斯林移民。在如此容易滋生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活动的地区,慑于上述教条的威力,法国警方竟然放任这里成了执法“真空地带”。
其次,法国的安全情报机构设置不合理。
长期以来,法国有四大主要警察机构:国家警察局(负责大城市治安)、宪兵队(负责乡镇地区安全工作),普通情报局(负责社会安全情报和国内反恐活动),国土警戒局(负责反间谍和国外反恐情报工作)。
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尤其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法国人口流动剧增。在此背景下,分属国防部的宪兵队和分属内政部的国家警察局之间,针对人口管理的信息交换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同时,宪兵自身的情报机构也存在种种缺陷,最典型的问题是各地区宪兵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缺乏有效机制,仍停留在依靠人际关系的自发式配合模式。
大名鼎鼎的法国“普通情报局”作为“百年老店”,良好地履行了国内安全情报机构的职责,有着挫败OAS(“秘密军”组织,由一群不甘心失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前军官组成,目标是打击所有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无论是致力于民族解放的“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还是法国政府)的辉煌战绩。
但是,由于经常被执政党操纵执行刺探反对党的活动,从而背上了“秘密政治警察”的恶名,在2008年改革中被各派政治势力齐心协力地“埋葬”掉了。
普通情报局被撤销后,从前仅仅作为反间谍和对外安全情报机构的国土警戒局突然间被扩充成了国内安全总局,同时担负起维护国内安全秩序和反恐的任务。
由于习惯于反间谍式的工作模式(在特定的领域内对小范围的目标进行监控和追踪),国土警戒局在接手原先普通情报局广布于法国各地的分支结构之后,需要对社会不同层次和群体进行大范围调查和跟踪,面对国内社会安全监控活动中汹涌而来的巨量情报素材,工作人员一时间焦头烂额、手足无措。
在巴黎事件发生之前的几次恐怖袭击中,地方分局曾明确上报了重点嫌疑人的可疑活动,可是总局对此无动于衷。可见,国土警戒局的骨干和后来并入的力量之间隔阂不小,总局机关和地方分支之间存在相当的脱节。
目前,恐怖分子借助便利的交通进行大范围、跨区活动和藏匿,给这种跨部门、甚至是同一部门内不同机构之间的情报交流与协同行动带来不小的挑战。如果法国还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对此加以改进,恐怕更苦的日子还在后面。
最后,法国的情报信息化建设陷入误区。
一些研究法国警察情报机构的文章对其高效的警务情报信息系统大为赞赏。但是,如果仔细品读就会发现,这些介绍基本集中于针对某些犯罪嫌疑人的追踪如何快捷、对于某些涉案物品流动方向的掌握如何精准,而丝毫没有提及法国警察机构如何通过对综合数据进行抽象分析、从而把握重大事件发展趋势。
如上文所述,警方多次对抗议活动反应迟钝、任其演化为大规模骚乱,以及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得到预警信息而未能有效阻止惨祸发生,此类事件充分说明法国的情报信息化系统走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
刀架在脖子,法国人能否效法英国军情五处?
英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与法国接近,国内也同样存在大量异质文化群体,恐怖主义暗潮汹涌。然而,英国发生过的骚乱规模都比较小,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控制,并将多次恐怖袭击扼杀在萌芽状态。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不参加“申根协定”、实行严格的边检措施之外,英国相关部门在与“爱尔兰共和军”的对抗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高效严谨的运转模式显然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英国的安全局法案很早就明确了MI5(军情五处)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担负起国内安全情报工作,避免陷入“法式权斗”的窘境。
具体说来,该法案明确禁止MI5参与国内党派斗争,为了确保这一点得到彻底执行,该部门并不从属于内政部,只有其行政首长受内政大臣的制约;并且,行政首长“六大职责”中的第三条就是要对确保整个机构的党派中立性负责;另外,为防止MI5演化为权势无边的秘密警察机构,此法案还限定其并非执法警察机构,所有强制性行动都需要以与苏格兰场等普通警察机构合作的方式进行。
作为一个不具备警察权的安全情报机构,乍一看,MI5似乎有点“肢体不健全”的意思。然而,在以法治方式明确权责的轨道上,该机构与苏格兰场的SCD10(特别调查部的社会安全情报部门)、CO11(反恐行动部门)和SO15(秘密人力监视部门)等部门进行的执法合作行动效果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这种模式确保了安全情报机构的集中统一管理,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又能保证其工作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不受政治斗争的困扰;同时也限制了该机构权力膨胀、防止它成为一个“利维坦”。
当然,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总要受到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法国人的自负与法国菜的精致同样举世闻名。当年,中法警察合作巡逻计划因为法国人“好面子”而“流产”,倒是中意在相关领域的合作进行得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