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因其对贸易和经济地理学的贡献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克鲁格曼之前，传统经济地理学们在解释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增长时缺少一套自洽的理论工具。但在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中，一个简单的模型便可解释城市的增长和企业生产时的集聚行为。


假设一个厂商面临两个不同地点的市场，在甲地，他可以卖出S单位的产品；在乙地，他可以卖出S^{star}单位的产品，且由于SS^{star}，该厂商选择甲地作为主要生产基地。


此时，该厂商有两种选择，他可以选择在甲地生产，将一部分产品卖到乙市场中，并支付一定的单位运费tau。他也可以选择在两个地点都生产，不支付运费，但支付在乙地新建工厂的固定成本F。假设在本地扩大生产的固定成本标准化为1，那么如果规模经济很大，在本地扩大生产比在外地建厂更为合算，F就会相对扩大。

此时，如果运费tau降低、达到了Ftau S^{star}，且可贸易品的比例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在外地建厂就不如在本地生产然后向外地运输合算，该企业就会选择在甲地扩大生产规模，放弃在乙地建厂。


这就是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的简化版本。这个基本的模型有三个关键：

1，规模报酬递增，即在同一个地点增大规模时单位成本下降。


2，运费降低，运输变得便宜。

3，可贸易品比例提高，即大量的标准化产品可以在各地使用，促使贸易有利可图。

当某个地点这三个条件都成立时，他就会出现企业集聚和生产扩张。这个模型对于美国19世纪中叶的大规模城市集聚和工业集聚有着非常好的解释力。由于在该时期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铁路运输也逐渐普及，工业化则使得可贸易品的比例增加，企业就没有必要各处建厂，只要在某个到其他地区运费较低的城市，不断地扩大生产，获得规模经济，便可以获得利润。此时，美国的城市便出现了集聚。



在这个模型基础上，根据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可以计算每个城市的内部人口购买力、周边人口购买力以及海外市场购买力，再根据不同距离的运费折算后，可以计算每个城市的「真实市场潜能」。这个真实市场潜能，可以理解为在劳动力可流动、企业可流动的情况下，每一个地点的企业能够面临多大的潜在市场。根据Head和Mayer（2004），真实市场潜能也能理解为一个地点的企业的平均增加值。许多文献正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比如范剑勇（2010），根据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地理位置以及沿海与否等哑变量，构造了中国不同城市的「真实市场潜能」。在这里我们就引用范剑勇（2010）的计算。



上图是上海、苏州、无锡和杭州四个长三角城市的市场潜能之比与GDP比例之比。可以看到，上海的真实市场潜能在四个城市中是最高的，占四个城市的35%；其GDP也是四个城市中最高的，占四个城市的42%。对于上海相对其他三个城市的真实市场潜能来说，上海获得了超出比例的GDP，但总体来说，GDP的情况和市场潜能是相称的。



上图是京津冀的情况。在石家庄、北京、天津、唐山和秦皇岛这五个城市，他们的真实市场潜能其实是差不多的，其中石家庄的真实市场潜能其实在五个城市中排名第一。但很明显，河北的几个城市并没有获得与其真实市场潜能成比例的GDP。北京、天津两市，虽然真实市场潜能仅占五个城市的35%，GDP却占五个城市的70%。其中北京尤为夸张，以并不有利的地理位置，并不是特别好的市场条件，以五个城市17%的市场潜能，获得了42%的GDP。





上图是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比较。可以看到，上海的真实市场潜能，在三个城市中是最高的，比北京和天津的市场潜能加起来还要更高。但GDP的比例，反而差不多了。由于各种原因，北京和天津事实上已经获得了远超其市场潜能地位的GDP。




为什么相比上海来说，北京显得「坑了」周围？结论已经很明显了。市场潜能其实会反映企业和劳动力的选择。在上海周边，市场和GDP的比例基本一致。




而北京呢？其实之前有的答案其实说得没错，如果只看地理位置，只看周边潜在市场，北京充其量就是一个二线城市。他的真实市场潜能反映了这点——还不如石家庄。但一些企业可能又因为首都和直辖市的各种利益和资源流入京津，让两地获得了远超其市场潜能的GDP，由一个二线城市变成了特大城市，本属周边其他地点的市场就被京津吸走了。




市场就那么大，就是一个固定和游戏，你多拿了，别的地区自然就没有了。










版主:确认于2015_07_30 14:50:13编辑
评分完成：已经给本帖加上 2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