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新报：
 特约记者 柏林的毛泽东 现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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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时间5日晚七时，第九届巴黎中国电影节颁奖礼在巴黎市政厅礼堂里隆重举行，此次电影节共设二十个奖项，陶红、龙、孙茜、吕良伟等演员出席，并分别获得组委会特别奖、最佳女演员、组委会荣誉奖。做为从事了十余年电影幕后的张晓龙此次收获自己电影领域的第一座奖杯，坦言很荣幸，表示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获得表演上的奖项肯定。
　　张晓龙孙茜重聚巴黎
　　巴黎市政厅曾是一座古老的皇宫，内设金碧辉煌极具艺术气息，当天张晓龙一席黑色礼物搭 配黑领结，ARMANI独特暗花皮鞋并佩戴卡地亚金色手表，帅气亮相，领上搭配上淡紫色以真花外理后的胸针增添了几分艺术和优雅；做为此次电影节大使的陶红则一袭紫红色礼服彰显华美大气，孙茜则选择了以水晶镶嵌的灰纱礼服，袖口的宽口设计，让其添上几分古典气息。

孙茜女士与现场记者兼主持人合影



巴黎中国电影节主席高醇芳女士

巴黎中国电影节主席高醇芳：珍藏宋庆龄给的支票

戛纳电影节作为全世界电影人的盛会，在人群中常会发现一位外表优雅、打扮入时的女士非常活跃。她几乎参加每一场新闻发布会和观看每一场重要的电影，并受邀请出现在每一场重要的华语电影酒会上。她叫高醇芳，是戛纳组委会主席吉尔・雅各布的朋友，虽然她不算电影节的重要嘉宾，但却是一位重量级的华人代表。
看她外表像外国人，其实这是位说标准汉语的法籍华人，她妈妈是英国人，爸爸是中国人。她是著名画家、法中文化协会和巴黎中国电影节创会主席、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特邀理事，并得过法国学术教育荣誉勋位团骑士勋章，她还凭一人之力撑起连续五届巴黎中国电影节―――欧洲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中国电影节，已经成为欧洲观众了解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窗口。不仅如此，高醇芳女士的身世具有传奇般色彩，她的家族及她个人与宋庆龄之间的交往可被写入史册，而她与好莱坞传奇影星、摩纳哥王妃格蕾丝之间的一段经历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
5月15日，在戛纳电影节间隙，记者专访高醇芳女士。在戛纳洒满阳光的海滩上，她为记者徐徐道来几十年风云变幻的往事。
畅谈电影人生
“我会把巴黎中国电影节办下去”
问：你是第几次来戛纳电影节？
答：从2004年开始举办巴黎中国电影节，2005年我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除了中间有两年参加重要活动当嘉宾，我每年这个时候都来戛纳。5月30日，我写的一本书《风中玫瑰》，回忆我家跟宋庆龄的友情，将在上海举行首发仪式。所以我5月23日回巴黎，5月26日要回国。
问：今年来戛纳电影节感觉跟往年有什么不同？到现在为止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片子？
答：它每年都不同，今年就是欢快的片子看起来比较多一些。今天看了一部电影《艺术家》，它非常好，无论从音乐、演员和故事等角度，用一个字来形容这部电影就是“绝！”它在这样一个3D片时代，大胆采用黑白默片的表现手法，非常希望这部电影得奖。
问：你已经办了5届巴黎中国电影节，今年还会继续办吗？你为什么要办这个电影节？
答：当然要办，这是我对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的承诺。今年秋天就举行第六届。过段时间去北京继续筹划事情。
问：你的中国电影节有哪些部分，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第一部分是新片。第二部分是经典电影。去年的主题是周璇电影回顾展。周璇的孙女都来参加我们的电影节，还演唱了周璇的一些歌曲。第三部分是动画片。动画片老少皆宜。第四部分是纪录片。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我呼吁企业家能来支持文化事业。但是我不能等到有钱了再去做事。
曝光宋庆龄生前的最后时刻
“我见到她去世前的最后一面”
问：刚才你说5月底要去上海参加纪念宋庆龄的活动，讲到你们家族与宋庆龄之间的故事。能谈谈你的家庭吗？
答：我祖父高秀山在重庆很有威望，他是重庆商会主席，在沙坪坝买下土地修建厂房。
我父亲1934去英国利兹大学留学，认识了我母亲。她是英国人，1938年嫁给我父亲后，就到中国来了。那个时候中国正在抗战，他们参加了许多救援灾民的活动。我祖父去世的时候，举行了一场当时重庆几乎最大的葬礼，母亲作为大儿媳带领高家女眷牵灵，跟所有家属一样披麻戴孝，手持哭丧棒。这给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把她介绍给了宋庆龄伯母。我母亲在宋府第一次见到宋伯母，从此参加了支援前线抗日军队的工作。
宋伯母没有子女，但非常喜欢孩子，也非常看重友情。她对我母亲说，你的子女都是我的干女儿和干儿子。
成都商报：长大后你又是怎么见到宋庆龄的？
答：1973年3月18日，我们得到邀请去在上海的宋府做客，一进门看到我亲手制作送给她的挂历。宋伯母笑容满面在门口迎接我们，很亲切地拥抱了母亲和我。她跟我们说英语，问到全家人的情况。这是她跟我母亲的最后一次会面。
问：后来到了巴黎后，你还跟宋庆龄联系吗？
答：她给我很多信，现在都送给了上海的宋庆龄纪念馆。我到了巴黎后开始举办画展，并收徒教中国画。宋伯母知道后非常高兴，就写信祝贺。她每次给我写信都用深蓝色的粗钢笔，英文字体非常漂亮。我知道她需要美国露本斯坦黑色染发剂，托人带到北京。她用完了染发剂就给我写信继续要。但她没觉得找我办事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作为长辈和国家领导人，她还是为我的破费念念不忘。后来，她给我寄过一张别人给她的支票，有25美元。当然我一辈子也不会去兑，一直珍藏。
1980年2月，我第一次回国。3月3日，我到北京第二天，宋伯母的车把我接到宋府。我们久别重逢，见面就热烈拥抱。12月份，我先收到她一张贺年卡，祝我1981年新年快乐，但过两周又收到一张。我以为她忘掉，才又寄了一张。几年后我给记者拿出来，才看明白了。第二张她在落款写着“1981年及以后年年一切最美好!”1981年5月29日，宋伯母去世。她肯定觉得自己日子不多了，才在寄出第一张后又寄了一张，把这辈子的新年祝愿都提前说了。
问：那你后来就没见过她，直到她去世？
答：不，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她清醒的海外亲朋至交。1981年5月，我到了北京，去探望病中的宋伯母。我上前说代表高家来看望她，送鲜花给她，她说话很困难，但还是说了声谢谢，谢谢我来看她。
揭秘摩纳哥王妃死因
“我教她中国书法，她并非因车祸去世”
问：聊一聊你来巴黎后的生活吧，听说你教过好莱坞传奇女星、摩纳哥王妃格蕾丝中国书法？
答：1982年，有一天我在睡午觉，有个在巴黎集美博物馆工作的朋友，是东方艺术专家，打电话说，过一会儿，摩纳哥的格蕾丝王妃要打电话给你，她想学中国文化，想从学中国书法入手。格蕾丝在巴黎的家，在16区中国大使馆附近。
她跟我很客气，说很希望参加绘画班，但是时间比较紧，能不能到我家来。我去她家的时候，以为是佣人来开门，但却是她自己过来的，并亲自给我准备咖啡。她学书法非常认真，我把着她的手教他。后来她一直想看我的画，我就请她来我在15区的家了。看到我画的西厢记，她建议我在摩纳哥和巴黎办两个画展。1982年7月1日，她跟我在家里合影，第二天她就去摩纳哥，说从摩纳哥回来就找我。但很遗憾，后来她去世了。
成都商报：当时的消息是说格蕾丝王妃是车祸去世的？
答：其实并不是车祸，是脑溢血。这是摩纳哥大使跟我说的，因为她妈妈和两个哥哥都是脑溢血，白皮肤的人皮肤薄，血管也比较薄。我的看法是，在开车的时候脑溢血才引起车祸的。几年后我在一本杂志上也看到说她的两个哥哥都是同一天同一个病去世的，是有遗传的基因。有报道说她女儿开车，才引起车祸，但根据我跟她的接触，她做事很严谨的，不会乱来的，不会做违反规则的事。她女儿才中学毕业，没有驾车执照，摩纳哥的车道那么多弯，她不会这样不负责任的。

高醇芳：与伯母宋庆龄相处的日子
高醇芳，法国学术骑士棕榈勋章获得者，法中文化协会主席，巴黎电影节主席，知名中国画女画家。

因为高家与宋庆龄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友情，高醇芳受邀回到她的故乡上海，参加“宋庆龄和她的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以这段经历而成书的《风中玫瑰——回忆我家与孙夫人宋庆龄的友情》在上海首发。

为“保盟”筹谋善款

虽然生就一付西方面孔，但是高醇芳称自己的骨血都是中国人的，因为皮肤很容易晒黑。每每有人问起，她都会乐着回答：“我的祖先替我晒了几千年。”

高醇芳在1987年时留影

上世纪30年代，高醇芳的父亲去英国留学时与一位名叫玛菊瑞·斯考特（Marjorie Scott）的英国女子相恋并成家，那是一个传奇的开始。动乱不堪的1938年，当时南京大屠杀刚刚结束，又是抗战最艰难困苦的时候，高醇芳的母亲还是随着父亲来到了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

“对英国人来讲，那时去中国就像去月球，是一件非常遥远神秘的事。”高醇芳说。

与宋庆龄的因缘，肇始于高醇芳祖父的一场葬礼。他的祖父曾担任重庆商会主席，出殡那天，送葬队伍浩浩荡荡有2000人。由于是大儿媳，高家众多的女眷就由高醇芳的母亲——金发碧眼的“英国大嫂”牵灵。这一奇观，给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非常钦佩这位英国媳妇，很快就把她介绍给了宋庆龄。从此玛菊瑞就成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的中坚分子。宋庆龄没有子女，但非常喜欢孩子，也看重友情，她对玛菊瑞说，你的子女都是我的干儿子、干女儿。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保盟”亦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一些美国朋友捐赠了很多儿童服装义卖。高醇芳小时很多衣服都是在那里买的。

随后，宋庆龄组织筹集捐款，玛菊瑞带着宋庆龄的信函奔走于银行和企业之间，出于对宋庆龄的敬仰，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银行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玛菊瑞筹集到很多善款，高兴之余，宋庆龄在庆祝会上特地送给她一个竹刻笔盒。

协助出国探亲

1949年5月，高醇芳一家去了香港，并在那里安家。“父亲的事业做得很好，母亲也很喜欢那里。”第2年，宋庆龄给高醇芳父母写信说，中国现在稳定了，国家需要他们，并邀请他们回上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虽然所有的亲友都劝他们不要回去，但是我父母还是听从宋庆龄的话回到了上海。”高醇芳说。

没想到，不久就是“三反五反”，高醇芳的父亲被当作“大老虎”关在厂里。而后的“文革”更是让全家遭了大难。高家被抄了两次，所有的贵重物品全部被清走。当时，室外是30多度的高温，高醇芳的母亲却冷得直发抖，她从地上的乱物堆中捡起一件被刀子划破的貂皮大衣穿在身上。

1938年高醇芳的母亲到达重庆
惶惶不可终日中，高家企盼能申请去英国探亲，高醇芳的母亲1958年加入中国籍，是第一批取得中国护照的外国人之一。那时，要出国，一定要有“贵人”才行。

忐忑之中，高醇芳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恳请她帮忙。1972年2月7日，宋庆龄的秘书张珏根据宋的指示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了函件，希望高醇芳一家去英国探亲能够成行。

几个月后，高醇芳扶着高血压的母亲去公安局打探，竟然遭到拒绝，当提到这封宝贵信函时，对方冷漠地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

1972年冬天，高醇芳和母亲及弟弟来北京探望宋庆龄，不巧那阵她刚好在上海治病疗养，次年春天，在上海宋庆龄的公寓，他们如愿以偿见到了“宋伯母”。

“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挂在大堂正中墙上我亲手制作送给宋伯母的挂历。”高醇芳当时十分感动。

回家后，母亲告诉高醇芳：“孙夫人是非常讲义气的人，朋友的忙她一定会帮的。”

果然，不久，通过“里应外合”，高醇芳和母亲终于拿到了护照。她们马上给宋庆龄去信致谢，宋庆龄特地送了他们一本1973年11月的《中国建设》（《今日中国》前身）杂志，封底是一个精致的双面苏绣波斯白猫。

宋庆龄在内页用英文写道：“真为你高兴，亲爱的玛瑞菊！我们的苏绣是多么奇妙，带上这只波斯猫来给你们的旅途增添快乐。”

宋伯母的支票

1977年，多才多艺的高醇芳在巴黎举办了第一次中国画展，宋庆龄回信说：“我多么想能在那儿亲自看看你的艺术作品！”还夸她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到巴黎以后，宋伯母一直用英文给我写亲笔信，寄送贺卡和《中国建设》杂志，连信封都是她自己亲自写的。她喜欢用深蓝色粗钢笔写信，字体非常漂亮。”高醇芳说。

高醇芳（右）与宋庆龄（中）在一起

那时，宋庆龄喜欢美国露本斯坦黑色染发剂，但是如何送给她可成了问题。因为那会儿，化妆品不能邮寄到中国。

正好有一对年轻夫妇要到北京使馆工作，高醇芳便托他们把染发剂带到北京。高醇芳的姐姐被“文革”吓怕了，不敢接触外国人，尤其是外交人员。为了不给她添麻烦，高醇芳请朋友跟认识宋庆龄的日本友人中村夫人联系，她是有名的“国际友人”，请她“中介”比较安全。宋庆龄很高兴，而且完全信任高家人，想请高醇芳姐姐帮她染发。

“我姐姐心想，国母的头发可不敢碰，太宝贵，责任也太大，而且她也不知道怎么用染发剂，因此就照实告诉宋伯母她不会，最好还是请专业人员帮忙。”

染发剂用完了，宋庆龄非常客气地写信给高醇芳，希望再得到一些。就这样，高醇芳一直给宋庆龄提供染发剂。一次，母亲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些香港知名女士拜见了宋庆龄，看到她如此高龄还是一头乌发，非常羡慕。母亲高兴地对高醇芳说：“她们还不知道这是我女儿的功劳呢！”

1979年9月，高醇芳收到宋庆龄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25美分的支票，用回形针别在信纸上。信中说：我非常想送给你一本美丽的古代画册……前几天，一位老朋友寄给我一张支票，买书用的，我现在转给你使用，因为想到你送给我各种物品，我还在享用你慷慨惠赠的法国芥末……

捧着这张支票，高醇芳愣了。

“我当然一辈子都不会去银行兑现这张支票。”她说，“这是无价之宝，我一直都珍藏着。”

对小辈关爱有加

为了能让高醇芳欣赏临摹中国画，宋庆龄到处留意，给她寄了许多图片。如1979年《人民中国》杂志出的中国名画挂历，1979年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等，信封上也会挑选一些有关中国画的纪念邮票，如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和蔬菜等。

让高醇芳难以忘怀的是那次5000名妇女参加的三八节茶话会，宋庆龄特意邀请了在北京的高醇芳参加，一见面，她便关切地问：“有人送你回家吗？”高回答没有。她说：“好，我送你回去。”随后又把胸前戴的绢花摘了下来，说：“今天过节，人家送给我这朵玫瑰花，你像花一样，我送给你作纪念。”

1980年12月，高醇芳收到了宋庆龄的贺年卡，用绿色粗钢笔写着“祝愿你们1981年一切最美好！”

过了两周，又收到了第2张贺卡。高醇芳心想：“宋伯母是否忘了。大概是因为她喜欢我，生怕我没收到她的贺卡，就再寄了一张。”

那年12月，高醇芳的母亲也收到了两张贺卡。

“我们当时都没明白为什么她给我们寄来两张贺卡。”

过了几年，有记者来高醇芳家，她把珍藏的两张贺卡拿出来，念给对方听，登时恍然大悟。 宋庆龄在第2张贺卡上写着：1981年以后年年一切最美好！

“宋庆龄是1981年5月29日去世的。她在给我们寄出第一张贺年卡后，感觉自己生命可能已经接近尽头，恐怕再也不能寄贺年卡了，就提前向我们贺年，让我们1981年以后每年都有她的祝愿。”

念到此处，高醇芳呜咽起来：“她的爱心似海，为朋友小辈想得那么周到，太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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