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交者: 楚夫子[★★声望品衔10★★] 于 2024-01-07 14:28 已读 2971 次 3 赞 | 楚夫子的个人频道 |
美国文学汉译史·抗战后期译介的美国文学作品 楚夫子
在抗战的后半期，国共合作出现明显的裂痕。在1939年，国民党一派的艺术家和共产党一派的艺术家还可以同台演戏。而且在1940年，双方也还可以做到内裂而不外露。及至1941年皖南事变54发生，好不容易结成的统一战线，险些毁于一旦。为军事和政治而翻译美国文学作品的目的，逐渐从纯粹为赢得战争变成打赢战争的同时压倒国内对手的双重目的。以前的左翼作家和翻译家积极活动，几乎完全控制了翻译行业。他们一方面继续批判某些“反动的”西方作家和西方“文学垃圾”，一方面号召翻译更多“进步的”外国作品，特别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在这种气氛下，胡仲持翻译斯坦贝克（John E. Steinbeck, 1902-1968）的《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1941年10月出版于重庆。其书的另一中文译本《怒火之花》，则在此之前五个月，业已在上海出版上市。55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56和《月亮下去了》（The Moon Is Down）57亦经译出，且被一再搬上舞台。前者，至少有一个版本附有苏联批评家阿布拉莫夫的评论文章“斯坦贝克及其《人鼠之间》”，用苏联流行的观点引导中国读者阅读。
随着国统区政府越来越腐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很多“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黑暗面”的美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如德莱塞的《人间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58和《嘉丽妹妹》（Sister Carrie）59；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Martin Eden）60；辛克莱的《汽车王》（The Flivver King）61；杰克·科克兰德（Jack Kirkland）根据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 1938-87）的小说《烟草路》（Tobacco Road）改编的三幕剧剧本《烟草路》62；和马尔兹（Albert Maltz,）的短篇小说集《实情如此》（The Way Things Are）63等。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中国成了美国的盟邦。很多美国战争文学作品也涌进了国统区，如萨罗扬（William Saroyan）的《人类的喜剧》（The Human Comedy）64；丽琳·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的《守望莱茵河》（Watch on the Rhine）65；米奇（Allan A. Michie）和格莱布讷（Walter Graebner）合编的《欧战速写》（Their Finest Hour: The War in the First Person）66；辛克莱的《不准敌人通过》（No Pasaran [They Shall No Pass]）61；威尔基（W. L. Willkie， 1892-1944）的《天下一家》（Old World）68；恩尼·派尔（Ernie Pyle, 1900-45）的《勇士们》（Brave Men）69；怀特（William Lindsay White）的《轻艇歼倭记》（They Were Expendable）70；劳森（T. W. Lawson）的《我轰炸东京》（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71；施白（Etta Shiber）的《巴黎地下二妇女》（Paris Underground）72；希莱（W. L. Shirer）的《西线闪击随军日记》（With the German Armies）73和《战时柏林日记》（Berlin Diary）74；考德威尔的《莫斯科日记》（Moscow Under Fire）75；托离舍斯（P.D. Tolischus）的《东京日记》（Tokyo Record）76；和海莱（F.B. Hailey）的《太平洋战线{美日战争实录}》77等等。这些作品，帮助中国人扩展了他们的国际视野。
在国统区，一些美国经典之作，既不能直接服务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目的，又不能拿来给打内战准备舆论，却也被翻译出版，特别是在抗战的前期。如惠特曼的《草叶集》78；戴文波（K. W. Davenport）的长诗《我的国家》（My Country）79；奥尼尔的《天边外》（Beyond the Horizon）80；奥达茨（C. Odets, 1906-1963）81的《千金之子》（Golden Boy）81；埃尔茂·拉西（Elmer Rice, 1892-1967）的《审判日》（On Trial）82；霍桑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83；奥尔科特的《小妇人》84；哈里斯（F.Harris, 1856-1931）的《牛郎忆语》（My Reminiscences As a Cowboy）85；马关（John P. Marquand, 1893-1960 ）的《波城世家》（H. P. Pulham Esquire）86；奈埃德（Eric M. Knight, 1893-1943）的《高于一切》（This Above All）87；法斯特（Howard Fast, 1914-2003）的《一个民主的斗士——潘恩》（Citizen Tom Paine）88；约翰·海尔赛（John Hersey, 1914-1993）的《阿丹诺之钟》（A Bell for Adano）89；多治（M.M. Dodge, 1831-1905）的《银冰鞋》（Hans Brinker, Or the Silver Skates）90；伯内特或柏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 1849-1924）的《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91和《蓝色花园》（The Land of Blue Flower ）94；帕金斯的《苏格兰小朋友》（The Scotch Twins）92；萨罗扬的《石榴树》（My Name Is Aram）93,；和佛朗克·鲍姆（Frank Baum, 1856-1910）的《绿野仙踪》（Ozma of Oz）95。
在日占区，特别是在上海租界，很多美国文学书籍因种种原因被未能逃走的译家和出版商翻译出版。他们之中，不乏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文化工作者。他们致力于翻译和出版能鼓舞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作品。除了他们，当然，也有以牟利为目的的译者和商家专门翻译出版美国那些以轻松娱乐为主的 作品。
在抗战早期，一些翻译家和出版商秘密在上海翻译出版既抗日又反蒋的美国书刊，如史沫特莱的《打回老家去》（Fight Back to Our Hone Land）96；斯特朗（Anna L. Srong, 1885-1970）的《我自由而战的中国》（One-Fifth of Mankind）97；格雷博尔（H. B. Graybill）的《新中国》（The New China）98；宝爱莲（E. L. Booker）的《东亚见闻录》（News Is My Job）99；和格尔森（E. F. Galson）的《中国双星》（Twin Stars of China）100，等等。那些强烈同情反法西斯斗争的美国作品当然也被译出问世，如，奥达茨的《自由万岁》（Till the Day I Die）101和拉雷（John M. Raleigh）的《在德军后方》102。在美国参战之后，在日军盘踞的上海不能翻译和出版此类美国书刊了。因此，在抗战的最后三年，上海只翻译出版了极少数美国文学作品。其中，有斯坦贝克的《月亮下去了》103和萨罗扬的《石榴树》104
当时，日本先与美国交恶，后来又与美国在太平洋上交战。这对上海的出版界压力很大。一些译者转而翻译不涉及当时国际政治的美国纯文学的经典之作，如奥尼尔的《早点前》（Before Breakfast）105，霍桑的《圣水》（The Canterbury Pilgrims）106，程鸥和夏雨合编的美国短篇小说集《美国文学》107。此外，还有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108，霍桑的《红字》109，斯陀夫人的《黑奴魂》110，田贝立（Temple Bailey, 1889-1853）的《美娥出走》111.赛珍珠的《原配夫人》112、《儿子们》113、《东风西风》114、《分家》115及《爱国者》116，海明威的《战地春梦》117和《战地钟声》118，斯坦贝克的《怒火之花》119，奥尔德里奇的《顽童自传》120，濮景士的《挪威双生子》（The Norwegian Twins）121，和卢林斯（W. K. Rawlings）的《一岁的小鹿》（The Yearling）122等。同时，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范达痕的侦探故事和巴勒斯的泰山故事在日军占领的上海翻译出版。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裕仁天皇通过无线电通告全民放下武器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已经纵横广袤的中国大地，拥有了众多的人口和战略要冲，军容壮盛，纪律严明，处于与疲软松散臃肿的国民党争天下的态势。而国民党却盼顾自雄，低估对手，企图重拾被日本入侵打断了的剿共大业，独霸国祚。
日本甫告投降，血腥的内战便一触即发，一发不止。国民党军与解放军拼杀了整整四年。
贴主:楚夫子于2024_01_07 14:36:48编辑评分完成：已经给 楚夫子 加上 50 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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