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按时间顺序阅读乾隆每年元旦时的诗作,结果发现,乾隆早年对诗的态度与晚年大为不同。在登基后的前几年里,他创作的诗歌数量极少,到乾隆十年(1745)之后,每年数量才逐渐提高。
乾隆早期风格更类似于传统的唐代宫廷诗体,而前述的烂诗特征到晚年作品中才较明显。其滥用虚字的习惯,则是自乾隆二十年(1755)才越发严重起来的。乾隆最烂的诗,几乎全是晚年作品。
如乾隆五十七年(1799)题在五台山塔院寺的御笔诗:「两塔今唯一尚存,既成必坏有名言。如寻舍利及丝发,未识文殊与世尊。」
乾隆的诗为何越写越烂?
与寻常印象不同,乾隆并未在当上皇帝后自我膨胀荒废诗艺。恰恰相反,他常在诗文里写到检视旧稿时的反思心得。其诗歌风格的变化,正来自长期的学习和思考。
而他学习的对象,都是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大家:杜甫、元稹、白居易。
乾隆最敬仰的诗人是杜甫,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其敬意。不过,乾隆对杜甫优点的认识并非句法格律的工巧,而是其每句诗都能体现忠君爱国的政治立场。与之相比,李白则因自由散漫遭到恶评:「李杜劣优何以见,一怀适己一怀君。」
杜甫有一类作品,因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而被称为「诗史」,尤其得到乾隆推崇。乾隆晚年自道其作诗宗旨:「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词,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
也就是说,乾隆的诗之所以只顾叙事说理而不顾描写意境,甚至把每天的批奏折的感想写成流水账,正是学习杜甫「诗史」的成果。
乾隆晚年「诗史」的另一特点是在记事的诗句后附上长长的脚注,详细注明相关事件。如上图「去岁青黄异涨逢」一句后的脚注长达 215 字。
在创作实践中,乾隆最喜欢的诗人是元稹和白居易,集中体现为其诗集中数量庞大的追和与模仿作品。
在《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中,乾隆追和白居易诗共 20 题,追和元稹 9 题共 111 首;标题写明模仿元稹者 6 题 86 首,模仿白居易者 10 题 59 首。
需要说明的是,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都是以句式通俗浅白、内容强调政治教化而闻名的,素有「元轻白俗」之说。
乾隆将这种理念更进一步,便造就了其「题韵随手拈,易如翻手成」的批发式作诗法,和复述文件般的诗句。
不难发现,乾隆学习杜甫与元白的动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乾隆写下这些烂诗,既是要用诗的形式向大清臣民讲政治,也是要让后人看到他一生的功劳和德行,千万不能像李煜那样的亡国之君。
乾隆对文学政治性的敏感,集中体现于他在位时多达 135 起的文字狱里。内阁学士胡中藻的诗里有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怒斥其「加浊字于国号清之上,是何肺腑!」终将他满门抄斩。
因此,面对这位学诗学到走火入魔、但又掌握着大义名分、颇有理论自信的皇帝,词臣们能做出的唯一合理的反应,便是拼命赞美皇帝的诗作水平。
如大学士纪晓岚肉麻的吹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