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作为西方中心论之根基的世界伪史——社会科学的东方主义陷阱 由 圣杯探索者 于 2018-07-15 9:01

　　（九）外国学者对西方伪史的揭露（19—20世纪）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主张：“……揭穿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历史观的写作，亦即，揭穿始于被虚构的古希腊的假的西方谱系（fake
 genealogies starting with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见正刊注]

　　耶鲁大学教授弗拉丁格批评：“这个‘西方传统’就是被塑造的谱系：尽可能地发掘它所需要的‘古代’希腊民主，以作为现代西方政治自信的基石。……如此民主政治的诞生实际上是来自西方的虚构。……伪造古希腊来作为西方的源头，旨在服务于欧洲的文化与经济利益……。”[见正刊注]

　　剑桥大学博士、希腊克里特大学教授维拉索伯罗斯揭露：

　　西方中心论关于古希腊城邦（文明）的观点，被用来构建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希腊的过去已被滥用于重塑西方中心文化。……现行的希腊历史是在浪漫主义时期（18—19世纪）被构建的，而古希腊城邦研究则是19世纪东方功能主义和进化主义（Orientalist
 functionalism and 
evolutionism）的产物。有关希腊历史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观念是多么有害！“希腊城邦”被镶嵌到现代社会及其变化的观念之中，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希腊历史的西方中心模式选择了“古希腊”作为单一文明模式的核心现象。……再者，对于爱琴海的史前研究则依赖单一线性的模式，相信荷马等神话！[见正刊注]

　　美国瓦尔登大学教育中心主任史蒂芬•丹佛指出：“作为单一文化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形象，是19世纪的虚构（The
 image of classical Greek civilization as a uniform culture was a 
fabrica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虽然这个观念延续至今，但它不能反映古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见正刊注]丹佛教授进一步说：

　　（19世纪末）被编造的理想化的希腊出现了，它赞美古希腊人的才智，宣称希腊文化传统是现代西方的纯粹起源。然而，构建一个纯粹和原创的希腊文明这一做法，反映了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知识偏见，它并不是还原古代的真实情况。不过，如此编造却非常吸引那些西方人——许多宁愿生活在美梦中的作家、诗人和哲学家们，他们并不了解古希腊的本来面目。……这般古希腊文明的形象是被欧洲文化沙文主义虚构出来的。像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这些相对老的民族，都把其过去系于“希腊文明”这个纯正的根上；然而，西方中心论之种族主义却找错了树（wrong
 tree）。[见正刊注]

　　（十）综述西方伪史——瑞士历史学家菲斯特的评论[见正刊注]

　　关于西方历史，虽然在18—19世纪之交发生的从法国革命到拿破仑战争这段记录应该比较可靠；但是，在18世纪以前西方所发生的“事件”，则都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任何建立和描述像1700年这一时间的“历史”，都不免荒谬。所谓的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也与真实历史无关。中世纪后期的英法百年战争，包括“圣女贞德”，几乎没有一点真实性。至于古代的战争，诸如波希战争、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都是虚构故事，而非真实历史。再如关于近代历史的开端，据说是在16世纪之初（1500年），还有我们所读到的稍后发生的宗教改革；凡此，直到1750年左右才出现相关的历史资料。有关宗教改革的资料很丰富，但该事件本身却一直是个谜。

　　追溯以往事件的各种记录和确定时间，都属于巨大的伪造历史工程的一部分。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对于大规模的发明和篡改历史予以揭露。虚构历史和伪造资料乃齐头并进。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没有人感兴趣和费精力写真实的历史，况且也没有真实的史料。在西方，可行的字母文字和书写记录出现的时间，大约在三百年前（17世纪）；而在那之前，所谓的石刻记录、金属铭文、纸莎草和羊皮纸等，全都似是而非（没有成熟的文字和表意内涵，光记“发音符号”？）。在我看来，欧洲人开始使用羊皮或纸张写字，不会早于1650年；能够查到的可信的即时记录，应该是在1750年之后；而关于之前的任何记录，越久远则越虚假。

　　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是通行于今的世界编年史的创造者，他也是首次确定耶稣诞生时间的。而第一个设计“公元”和“公元前”（B.C
 and A.D.）的，则是耶稣会士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他的法文名字被用拉丁文写成“另一个人”，并且提前了五百年，这样，公元纪年就成了“古已有之”。

　　许多研究者都知道，欧美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资料不会追溯“很古”，但权威机构不会承认事实，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它们都是来自金石文字、羊皮纸和纸莎草记录。埃及象形文字和巴比伦楔形文字不外乎都是欧洲人的骗局：除了极少数是把别处原始图符挪用于“古老文明”，绝大多数都是被共济会的伪造的。逻辑结论是，以任何标准来算，欧洲文化开始的时间最早也就在四百年前（16世纪）。

　　法国牧师和图书馆馆长让·哈尔端否定所有西方“古籍”的真实性，它们包括《圣经》和希腊—罗马“古典”；他还宣布，全部的近代以前的官方文件、教会记录和古代钱币等都是后来被伪造的。荷兰耶稣会士帕佩布罗施（Daniel
 
Papebroch）坚持，没有一份历史文献是真实的。伏尔泰是最早的历史批评家之一，他在其著作里抨击西方中古和上古历史的荒谬绝伦。二百年前，一位名叫彼得·弗兰兹·约瑟夫的作品《我的历史观》（My
 View on 
History）揭露，所谓“古典著作”的产生时间，比成说要晚得多。在1890年，英国的宗教学者和历史学家爱德华·约翰逊是第一个谈到，伪造历史是西方的一个大型工程（a
 large-scale project to fabricate 
history）；他指出，从16世纪初以来，欧洲有许多造史中心，最先是修道院，而后则是研究院……。在19—20世纪之交，有一位不太出名、却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罗伯特·巴利道夫，写了有关希腊—罗马文学的两本书；他发现，那些所谓的“古典著作”都掺杂着中世纪和日耳曼语言，由此看来，它们都是在前不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伪造出来的。在193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威廉·卡尔梅指出，全面伪造历史和文献发轫于中古后期。在20世纪初期，俄国哲学家尼古拉·莫罗索提出激进方案，即西方版世界历史年表必须大为减短。

　　一些与“古希腊”起源有关的地名诸如“阿提卡”（Attica）和“雅典”（Athens），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发音；而“达达尼尔”（Dardenelles）和“拜占庭”（Byzantine）都是源自法国土语；还有，与“古埃及”起源有关的名称，诸如拉美西斯（Ramesses）、齐阿普斯（Cheops）、卢克索（Luxor）、加沙（Gaza）和培琉喜阿姆（Pelusium），都是法语的根；上述词语在欧洲人向东扩张之前（1500年之前），从未出现过。

　　“古代史”是一种涅槃，偶尔被编造出来的著名人物和事件所照亮。查理曼像是黑暗中世纪早期的明亮绿洲。真正的古代希腊地区的居民是不会知道“他们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因为这两个“人物”（还有众多的“希腊智者”）都是后来被发明的。在希腊，为了吸引游客，所谓的“古代建筑”自19世纪至今一直都在建设中。所谓的包含希伯来遗训的《死海古卷》，它们是被用纸莎草和羊皮纸做成的；竟然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一年——被发现，如此巧合是偶然的吗？



图：《圣经》及其相关的基督教经典都是很迟被伪造的。

　　由上面的引述可见，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内部一直是自相矛盾、遭受挑战；而且必将阴阳逆转——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回溯至17—18世纪，看到欧洲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里塑造文明和伪造历史这一本来面目，就会整个翻盘。相比之下，一方面中国是西方中心论的严重受害者，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则落入东方主义陷阱，顽固坚持西方中心论的伪史体系原教旨，一成不变、一潭死水、执迷不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