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中心论之根基的世界伪史

——社会科学的东方主义陷阱

诸玄识、董并生

　　（一）西方中心论及东方主义

　　什么是“东方主义”？那就是西方中心论对非欧民族——其核心为中国——的偏见。然而，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尤金妮亚揭示：“回到东方主义之前的真实情景，我们便会看到，中国是怎样派生西方的文字、文学和文化，尤其是现代英语和大英帝国的？”[见正刊注]后者一如蒙古帝国，除了其本土性和好战性之外，它的文化内涵、典章制度和运行机理等都是儒家的。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西学”是汉字密码的展开，欧洲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化”（Sinicizing）。[见正刊注]

　　19世纪初，即在中国文化启蒙西方、把它塑造成一个非宗教的“人的社会、人的文明”，差不多完工之际；随着“后启蒙”的反动和帝国主义的猖獗，西方中心论出笼了。它崇希腊，编伪史，假考古，辨种族，造谱系；使西方人越加狂妄，逐渐走上了世界大战之不归路。接下来是核武之“恐怖平衡”的冷战，虽然西方“不战而胜”，以致其意识形态高歌猛进，但这已是强弩之末、回光返照了。

　　回顾20世纪初，在西方中心论的狂想曲中，帝国主义列强飞蛾扑火般地从殖民扩张，投入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西方中心论的“外籍军团”（东方主义之生力军）粉墨登场，它包括中国的全盘西化运动，与邪恶西方形影相吊、形成掎角。

　　所幸在1980年代，中国超越冷战及其意识形态斗争之拘囿，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2012年又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文明与文化的复兴之路。然而在中国，由于近代史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接受西方中心论的过程；因此，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处处遇到西方话语及殖民文化这样的拦路虎。

　　批判主流西方的贡德·弗兰克说“我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崇拜者”。可见此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滋蔓难图，这就严重阻碍了正本清源、正理平治。

　　那么，究竟什么是“西方中心论”呢？就其基础部分——西方伪史——而言，它由三重伪造而构成：

　　Ⅰ.内核部分是希腊主义，即现代早期伪造的“古希腊文明”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古典学。Ⅱ.幔帐部分是“东方主义”概念，包括19世纪前后所虚构的“古代”埃及、两河及印度文明，以及“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Ⅲ.表层部分是由进化论及种族论所推演出的“西方优越性”，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英国大宪章、五月花号公约和资本主义及“欧洲奇迹”（European Miracle）等一系列概念。[见正刊注]

　　在1970年代，汤因比断言，重创人类与自然的西方主宰必将终结；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则掀起了轩然大波，激励学者重审成说。最近十余年出现了愈趋壮大的“新正统观”（New Orthodoxy），[见正刊注]反思西方的知识结构，并且与后殖民主义时代之解构主义相呼应。

　　遗憾的是，近来许多具有批评精神的西方学者希望能够听到来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国的回音；却总是令其大失所望——在许多方面，中国的西方中心论比欧美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世界，顽强坚持西方中心论世界伪史体系的正是中国学术界。例如，在2017—2018年里的一段时间里，面对国内外出现揭露西方伪史的书籍和文章，某主流报纸连篇累牍发文，其标题诸如《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及其特征》、《古希腊人世界观的自我超越》、《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和《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竞争观念比较》等，坚持西方中心论不遗余力。这实际上是中国学术界落入东方主义陷阱的典型表现。在崇洋观念盛行之下学术界丧失了反省能力，这样说并不过分。

　　鉴于西方伪史是西方中心论这个空中楼阁的基础，让我们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期引起国人的严肃关注。

　　（二）社会科学的东方主义陷阱

　　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出版于1978年，抨击西方中心论的殖民文化体系；在国际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全人类挣脱西方的精神桎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系列重要著作，诸如：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1993）、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和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等，都属于在萨依德《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学说。[见正刊注]

　　放眼世界，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现代西方及其文明的各个方面之由来，并非其自体“直线传承”，而是亚欧之“横向交流”。然而，相对于当代欧美的文化反思，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精神却少得可怜。近百年中国之学术，已在“全盘西化”的阴影下固化为舍己成人、妄自菲薄之习惯。西化学者们对于当前中华复兴之时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倒是大力维护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内容——“古典西方”，眼下正在进行“古希腊”保卫战。中国学术界与文教界，表面上久已告别了“全盘西化”；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依然陷溺于百年前西方中心—帝国主义之窠臼，按照赛义德的说法，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现象（殖民文化心理）。

　　假的西方“普世历史”是西方中心论的赖以存在的基础。尽管如此，在西方内部却也存在着诸多克星。例如，第一个系统地批判西方伪史的是英国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年）；第一个在文学上反思西方、寻根华夏的则是美国学者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年）。我们先谈文学，在讲历史。

　　极为讽刺、又可悲的是，恰在1919年，中国与西方都发生了“划时代”的文化运动，不过是反向的：在中国是毁传统、弃历史、废汉字，与本土旧文明决裂、与西方进化论接轨；在西方却是“中国风”再现、从而掀起现代主义运动，其标志是美国诗人庞德编辑出版了《作为诗的媒介的中国文字》一书。

　　艾兹拉·庞德等现代主义者们宣称，汉字是“诗的媒介”、“文明的声音”、“哲学的语言”和“知识的宝藏”；他希望看见“中国取代希腊，来作为西方传统的实体”。[见正刊注]这就回到两百年前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对话的内容，即人类文明及其一切方面（甚至包括西方宗教）都是中国表意文字的展开，其总的活水源头在《易经》；[见正刊注]而相比之下，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则仅是发音的符号，此外别无意义。

　　在莱布尼茨和白晋等人看来，中国与西方并非“两分”，而是“元一”；其源头不在西方，而在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是历史运动的主轴，由它旋转起来的“天时地利”仅在近现代光顾“海隅性”的西方和日本，所以出现了反面的阳亢；从今往后，地缘政治的经济与战略优势都转到“陆海有机”的中国，而西方主宰和海洋霸权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恶浪。

　　通行于今的有关西方的文史常识和知识结构，都是形成于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最猖獗之际（19—20世纪）；作为其受害者的中华民族不仅不能全盘接受，而且还要全面澄清之。我们建议，中国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基于查证或重审其“原始资料”，质疑问难、探赜索隐、寻根究底；切不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为虎作伥。

　　（三）语言学否定“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文明是真是假？即使通过“文字”这扇窗户也可一目了然。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者及西化分子都极力贬低汉字，吹捧字母表音文字。然而，后者却经不起推敲，一旦稍微用心思考，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神话就会破绽百出。单从其“表音”特性便可推断得出结论：近代以前（中古和上古）的西方不可能有文明。

　　第一、西方不能原创文字。人们的语音在时空中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岂能通行一致、通达久远？唯有超越性的表意文字（汉字）可以驾驭语音、而不受时空的限制。因此，从文字的生成机制来说，“表音”是文字的死路，是进化的停滞或失败。那么，西方的表音文字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原来是幸遇“东学西渐、中学西被”，欧洲人借助于来自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刷术和纸张）来固定表意符号（字母），这就迈出了通向共识文字的第一步。但这还远远不够。“各表其音”本来就不利于社会沟通，再加上文字，那就等于如虎添翼般地制造言语混乱，而使人们的误解和冲突陡然升级。正由于此，欧洲在15—17世纪才陷于不可自拔的宗教战争。最终还是被“儒学启蒙”（启蒙运动）所拯救：完成了两个转型：1.社会：神的社会→人的社会；2.文字：表音乃“言不及义”→表音乃“辞明意达”。后者是利用汉语表意（雅言）来弥补西方表音文字的先天缺陷，即从中国文化及其汉语借取含义和借鉴定义。

　　第二、“泛西方”的表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层次都较低（听觉或视觉）；而汉字则是“形音义”之三位一体，其重心在“义”（表意）。《周易•系辞》曰：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纯粹的表音文字及象形文字都囿于“形而下”（器—器官：个别、狭隘性），汉字是基于“形而下”，而臻于“形而上”（道—道理：抽象、共通性）。文字的本质和理想均为“表意”，因此，培根和莱布尼茨都说汉字是“真正的字”；而“表音”与“象形”则都是具有先天的缺陷，都会构成文字的障碍。表音文字不能独自生成，在近现代它寄生于“中国因素”（四大发明和汉语表意）。象形文字作为文字的雏形，所表达的只是零星具象，而非系统思想，因而不胜任于文明（“古埃及”实际上是被伪造的）。

　　第三、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文明。其文字的“表音”（听觉）特性，说明西方在其被卷入“天下文明”之前缺乏真正的的社会进化。鉴于“表意”属于“形而上”，与哲学有关；由此可知“表音”文字不可能原创哲学。再说没有表意内涵（概念），哪来知识和学科？那就是为什么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威尔金斯等人都尝试建立一种类似于汉语的“哲学语言”。诚然，西方也有所谓的“原生表意”，那就是在15—17世纪凸显、加剧内战的两个极端：宗教文字之“神义”，不能表达人情、人事和人智的意思；俗世文字之“俗义”，缺乏高雅、高深和高尚的文辞。这也可以说明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文学与科学。进而言之，佛学有“八识”，汉字兼顾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达到了“意”（意识）的层次；而表音文字及象形文字则分别是“耳识”和“眼识”，都属于生理层次。不仅如此，汉字直通第七识（意根）和第八识（藏识）。所以，白晋和莱布尼茨认同，汉字及其源头《易经》是繁衍一切知识的基因；大卫·波特教授说，现代西方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西方是在最近几百年才有文字的。伏尔泰说：

　　我们应该常常记住：500年前的时候，不管是在欧洲北部，在德意志，还是法兰西，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写字……。我们自己的风俗变化无常，却没有经过“文字化”的改进，直到这以前的450年间仍是如此。这充分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字技术是多么差。欧洲人只是在最近这半个世纪才在各方面有了显著进步的……。[见正刊注]

　　一定有人会问，“希腊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希腊文所使用的字母与斯拉夫人所使用的是同一套字母，东正教在斯拉夫地区流传，基于斯拉夫的口语，希腊文是用于东正教的书面语言；这套字母同时也被希伯来-犹太教所分享；在14—15世纪凭借印刷术而变成宗教文字（希腊文），成为伪造《圣经》和“古希腊文明”的工具。不仅如此，在1840年代开始，希腊文被欧洲列强（委派德国奥托王子）生硬地推行于希腊国（该地区原先不叫这个名）；但由于水土不服而争吵不断，终于在1976年希腊文被宣布退出其官方文字。

　　（四）伪造莎士比亚见证西方文明诞生

　　西方伪史所囊括的，不仅是“古代史”，还包括中古与近代的部分。这里举莎士比亚剧作为例。莎士比亚在欧美一直广受质疑，大约有40%的英国人不相信他是“天才”；但令西方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则尊崇“莎翁”（father Shakespeare），奉他为文艺之偶像，而深信不疑。[见正刊注]

　　西方的批评家指出，“莎士比亚”在中国一直是发挥着殖民文化的功效。安德鲁·迪克森说：莎剧跟随着鸦片战争进入中国，第一步在租界内，先英语、再华语公演；第二步进入大中城市，第三步普及开来，终于奠定了排斥国粹的现代戏的基础。[见正刊注]

　　卢卡·施罗德注意到：“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仅几个小时，街道上就出现《威尼斯商人》的海报。莎士比亚早已成为现代中国的时尚传统，……中国学者和阅读公众都……将他奉为“艺术之神”。[见正刊注]

　　伦敦大学劳卡班博士的调查报告称：莎士比亚在中国大陆促使与其传统文化分裂，在中国台湾促使与“中华认同”分裂。[见正刊注]

　　对莎士比亚的伪造及包装，属于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一个环节，理应被揭穿。

　　事实上，莎士比亚本来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戏子，在他名下的剧作都不是他本人所写，也不是培根或其他人的张冠李戴。但毕竟是把这个“野蛮时代的传奇人物”当做品牌，才使莎剧像滚雪球一样地膨胀起来，变成了“高山仰止”了。今天见到的莎士比亚作品，是17—18世纪几代“编辑”不断创意杜撰的结果：前期的只是粗俗低劣的“下里巴人”，由于被用“中国风”的语言和审美所加工，才晋升为“阳春白雪”的。让我们再从文字的视角来看。

　　如前所述，由于语音的恒变性，西方的所谓“表音文字”未能自体生成。然而，它有幸在14—15世纪依靠印刷与纸张来锁定和规范其符号（字母）、并在流动中保持稳定，从而初步成型。但由于表音文字缺少“表意内涵”，徒增误解与争吵；由此，新生拼音文字成为16—17世纪宗教战争（死人千万）的症结之一。最终从中国获得了“拯救之道”。

　　欧洲的语言改革家们利用汉语的“表意”（雅言）特征，来弥补其字母表音文字的先天缺陷；从汉语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从而避免了其新生拼音文字的夭折，终于逐渐达到成熟（其标志是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但这是“汉语思维”的结晶）[见正刊注]。

　　西方在17世纪晚期以前不存在高雅、高深的文学语言和哲学语言，所谓“古典、经典”作品都是在这以后被杜撰或改写的。亦即，用包含中式雅言、审美和哲理的新文字（主要是英文）来重写旧题材，再使之充当往昔之“原创”；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以及“希腊—罗马”的作品与历史，都是这样被如法炮制的。正如玛丽安·里根所评论：

　　尼采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中主张：用文字再生产那已消亡的古代，无异于将历史“木乃伊化”，没有任何“活的存在”。……托马斯·格林讲述了人文主义模仿——利用文字再生产（古代历史）的两种类型：一是虔诚地重写，一是从异质（文明）模式中合成“影射历史”。即使他们获得了“潜在事实”，却也泯灭了生命性；在这样的文字中，往昔的活的现实则荡然无存。因此，现代叙述与过去实情之间是不可调和的。[见正刊注]

　　西方文明开始于何时？并非通常所说的在古代，也不是在1500年左右，而是在17—18世纪之交；亦即，在莎士比亚死后快一百年，西方才有书写文明的语言文字，才有真正的文明！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先从社会方面来说。往昔西方是神权禁锢，窒息了“人为、人智”，因而不可能有进步或发展。再由于西方缺少“和谐文化”，所有的随着“东学西渐”到达西方的中国技术和文化，都变成了“负能量、破坏性”；连续数百年的战乱，到17世纪中叶达到极点，幸亏中国文化“在毁灭中启蒙”（Enlightenment in Ruins），[见正刊注]才扭转乾坤、否极泰来。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下，西方完成了从“神的社会”向“人的社会”的转型，这才有可能拥抱“天下文明”。

　　第二，再从文字方面来看。伏尔泰说，欧洲在最近几百年才有文字，但直到他之前的半个世纪才有了明显的进步。[见正刊注]应该指出，虽然西方在15—17世纪算是“有文字”，但那是宗教文字和世俗文字的两个极端，缺乏文明的意涵，徒然加剧宗教战争。因此，语言学家沃尔特·翁指出，直到17—18世纪之交，“从口语交流传播宗教知识，进入全面依靠文字印刷的时代”。[见正刊注]

　　（五）汉字“表意”是字母“表音”的知识库

　　西方文学和哲学都是“汉字密码”的展开。大卫·波特指出，欧洲在现代早期所发生的变革，与“汉字密码”或表音文字密切相关。[见正刊注]西方哲学开始于莱布尼茨的“汉字解码”，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莱布尼茨把中国表意文字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石。[见正刊注]不过，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到康德—黑格尔是启蒙运动的走向反面，也是西方中心论绑架和掩盖了“西学中源”。下面讨论文学：

　　“中国风”启动和推动浪漫主义运动，从而产生了西方文学（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其间以18世纪晚期为界“一分为二”：前期是“儒家启蒙”、废除神权、性善博爱，因而文学是“春暖花开”；后期是“上帝复辟”、西方中心、原罪性恶，因而文学是“病态绽放”。与此同时，虽然西方从“慕华、亲华”变为“惧华、仇华”，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则有增无减；不过，它从启蒙时代的“显学”变为后启蒙的“隐学”，直到19末为止（“中国风”再兴而掀起英美的现代主义运动）。

　　进而，“西学中源”的方式也“变换花样”（奇正）：原先仅是“正”，即在“中国时尚”中直接吸取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而后加上了“奇”，即斯威登堡神秘主义。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年）是共济会理论家，曾被派往瑞典东印度公司充当文化间谍，组织搜集和翻译中国典籍，由此创造了他的神秘主义体系；它变革了西方哲学和神学，尤其是使文学向着“玄奥性、灵启性”升级，其中之一是：

　　佛教的相关知识→斯威登堡的“天堂与地狱”→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结合》→被改写的但丁《神曲》的“天堂与地狱”→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其他“希腊神话”



图：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年），早年受莱布尼茨的影响，寻求中国智慧；曾被共济会派往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事文化工作，组织翻译中国古籍，形成他自己的神秘主义体系，变革西方科学、哲学、文学和科学，影响成千上万欧美精英。

　　在18世纪，英国作家和诗人们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里，运用新兴的语言、审美和哲理栽培出奠基欧美文学的“五朵金花”，它们是：现代版《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以及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多城堡》（哥特小说）。它们在浪漫主义运动蜕变的19世纪，衍生出伪哥特、伪但丁、伪希腊、伪史诗和伪民俗；而欧洲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则无不受这“五朵金花”的影响。

　　（六）鸦片浪漫主义与希腊神话等毒性文学

　　上述“五伪”（伪哥特、伪但丁、伪希腊、伪史诗和伪民俗）及其它在1770—1870年间问世的名篇，大多数都是通过吸食鸦片来获得灵感，而构思出来的。卷入这种创作方式的文艺家乃成百上千，几乎囊括了整个的浪漫主义群体；以致这一阶段的浪漫主义运动可称之为“鸦片浪漫主义”，详见英文版维基百科词条《鸦片与浪漫主义》（Opium and Romanticism）。

　　或多或少是受到斯威登堡主义所夹杂的“禅宗顿悟”（基于对禅宗的片面理解）的影响，急功近利的作家或诗人们诉诸“超自然”的手段来模仿之——盲目追求非宗教、自主性的“自我神启”，这至少是“鸦片浪漫主义”的起因之一。他们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例如由于吸食鸦片，雪莱和济慈英年早逝，而年长的柯勒律治则也是同样的死因。

　　在这段时间，几乎全部的有关“古希腊”的作品（尤其是“希腊神话”），都是按照斯威登堡模式，依样画葫、批量产出；那就是：在过鸦片瘾的飘忽状态中，把由斯威登堡介绍来的东方神秘，指鹿为马地转化成他们所梦想的“希腊神话”。甚至把东亚特有的“台风”移植到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变成“最强巨神”，掀起滔天巨浪。美国多尔顿州立大学教授迈克尔·戴尔垂说：济慈的头脑中形成一座庙堂，由此制造出大批量的希腊神祇（在15首诗中发明了49个古神）。[见正刊注]




图：“鸦片浪漫主义”。济慈、雪莱、拜伦、布莱克和柯勒律治。他们都是在斯威登堡主义的影响下，通过“鸦片灵感”，把东方神秘转化成“希腊神话”。

　　医学史家托马斯·多曼迪指出：鸦片效应“呼唤出济慈的绝妙颂歌、雪莱的哀歌、席勒的歌谣、诺瓦利斯的神秘的赞美诗、萧邦的夜曲和亨利·穆杰的《波希米亚人》……，以及柏辽兹的《幻想交響曲》和克雷布的《彼得·格赖姆斯》……。”[见正刊注]国外的许多健康和教育组织都已告诫，勿让“鸦片文学”侵害青少年。然而，那被美国健康网站（Sovereign Health）列为毒性作品之一的雪莱作《西风颂》，竟然被置于中国的小学课本之中！就连其文字都散发着毒汁，请看：

　　哦，犷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由于你无形无影的出现，万木萧疏/似鬼魅逃避驱魔巫师，蔫黄，魆黑/……仿佛是一具具疆卧在坟墓里的尸体/他们将分别蛰伏，冷落而又凄凉/……垂死残年的挽歌/……将构成他那庞大墓穴的拱形顶部……。

　　再者，雪莱长诗《希腊》不仅也属于“鸦片文学”，而且还充满着种族主义——辱骂土耳其人是野蛮动物，不配统治欧洲白人；辱骂中国人和其余非欧民族“尚未被驯服”（unsubdued），他们的传统信仰是“魔怪崇拜”。[见正刊注]然而该诗前言里的一句话则被西化华人所津津乐道、奉为圭臬，即：“我们全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腊。”就是这句话竟出现在我国的中学教材和高考试题里。此足可见西化及其奴性和无知是何等的严重！

　　（七）从汉学演绎出来的西方版“世界历史”

　　让我们来揭示一下首创西方伪史的“三剑客”（都是神职学者）：

　　第一位是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1432—1502年，意大利人）。在东学西渐的影响下，受罗马教皇的委托，安尼乌斯按照《圣经》的创世、洪水和诺亚及其子孙之“世界殖民”这一主线，参考他所获得的有关东方的知识，假托“古人”之笔（假装“发现”手稿残卷），伪造了十七部书；除了“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之外，它们还包括：Ⅰ.“腓尼基史”〔作者：桑楚尼亚松（Sanchuniathon），公元前14—13世纪的腓尼基学者〕；Ⅱ.“古埃及史”〔作者：曼涅托（Manetho），公元前4—3世纪的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Ⅲ.“巴比伦-迦勒底史”〔波洛修斯（Berosus），公元前3世纪的巴比伦-希腊历史家、占星家、哲学家和宗教祭司〕。

　　但由于当时西方还没有“时间概念”，安尼乌斯肆意编造几万乃至几十万年的“文明史”，而置仅在几千年前“创世”的上帝于无地自容，这就引起了极大混乱。因此，安尼乌斯的伪史很快就被揭穿，他本人尤被千夫所指，变得臭名昭著。尽管如此，安尼乌斯的十七部伪书至今仍被视为构成西方历史学的主要的“原始资料”。




图：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1432—1502年），神职学者，“以伪造历史而著名的历史学家”（画中字）。他假托古人之名，虚构了“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历史。虽然不久就被揭穿，但他的伪书至今还是西方历史的“原始资料”。

　　第二位是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安尼乌斯的伪史在百年后被此人“扶正”。斯卡利杰原先面对西方伪史泛滥成灾，时间混乱，矛盾重重；他深恶痛绝，弃之如敝屣。但当他碰巧获得了“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自信能够解决“时间问题”；他就改变了态度——“兼容并包、弄假成真”，搭建起西方的“普世历史”。斯卡利杰利用中国资料撰写了两部“伪史经典”——《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其内容主要是他的“编年史”框架——“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后者包括“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因而斯卡利杰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

　　然而，斯卡利杰所依据的中国历史（包括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并不准确。所以在他死后，17世纪的几代欧洲学者又按照赴华耶稣会士所介绍的新资料（主要是卫匡国著《中国上古史》），对于“斯卡利杰编年史”进行反复修正；甚至将《圣经》由相对正统的拉丁文本，改为“七十士版本”，来与以伏羲和唐尧的时间段相配合。




图：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他利用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设计出“圣经编年”（包括耶稣诞辰）和“普世历史编年”，后者包括“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19世纪变为西方正史。

　　第三位是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1602—1680年，德国人）。斯卡利杰运用“中国时间”把被安尼乌斯伪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变成“正史”，此举在17世纪备受批评，最终被珂雪给化解了。在中国文化启蒙欧洲、打碎神权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教会迁怒于中国，珂雪不失时机地拔高“古埃及”以贬低中华文明。珂雪利用中国资料——他汇编的《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来充实被前人伪造的“古埃及”，并且利用汉字演绎出埃及象形文字。当时欧洲人不懂得“表意、写意”这种“形而上”的概念，因而误以为汉字就是象形文字，由此就把象形文字看成是“始生文明”的专属文字。珂雪开此风气，后生可畏，好几代人都前赴后继地伪造象形文字、乃至楔形文字；它们越来越吻合于西亚某些地区的原始图符，后者都被挪用于“古老文明”。

　　被一些学者称为“埃及学之父”的珂雪，也是按照“诺亚子孙之世界殖民”的套路，编造“上帝的选民”由东向西，进行扩展，直到中国及其黄种人迁徙至美洲。这就是中国“西来说”之缘起。




图：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1602—1680年，德国神职学者），汇编耶稣会士的中国资料，再用它来伪造“古埃及”和象形文字，并且推演中华民族与文明皆由此而来（西来说）。被成为“埃及学之父”。

　　（八）西方学者对西方伪史的揭露（17—18世纪）

　　牛顿。在17世纪的欧洲，有众多学者——包括牛顿——都是按照中国历史来设计西方历史；但牛顿是第一个系统批判“斯卡利杰编年史”的，后者却在19世纪变成了西方史学的正统。

　　牛顿认为：“希腊人的古代全是虚构的（the antiquities of the Greeks are full of fables）。”[见正刊注]“古代希腊充满是诗意的虚构（Greek Antiquities are full of Poetical Fictions）。”[见正刊注]他还说：“最早的证据丧失已久，现存的古籍若非全然发明，便是错误百出。”他谴责那些建立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编年史的学者，通过伪造历史序列来证明它们的“古老”（fabricate historical list to prove their antiquity）。[见正刊注]

　　牛顿考证出的埃及历史是范围小、历时短、很晚出——间断垂续仅三百多年的中世纪的小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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