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治国理政”之路——以传统文化为视角
原创： 土豆先生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毛泽东作为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不仅从小就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而且终生重视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当然，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毛泽东1942年在《改在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中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论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他老人家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在日理万机的紧张工作中，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信手拈来的境界。
一．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再加上其内容博大精深，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读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此，毛泽东经常借用中华传统文化的语言素材、历史典故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解释。
      比如，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他用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明在分析问题时，“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用庄子的“井蛙”哲学寓言的“井底之蛙，坐井观天”，说明在观察事物时，“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用唐朝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明调查情况、认识对象要全面和客观，这样能“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所有这些，就是为了说明研究问题切忌带有片面性和主观性，而要努力把握全面性和客观性。
      又比如，他在《实践论》中用“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来说明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又用《三国演义》中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论述理性认识的形成过程；为了论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则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加以阐发。


      再比如，他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来说明在党员干部中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来说明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由于毛泽东熟悉中华传统文化，所以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像这类用中国普通民众所熟悉的语言素材和历史典故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这个原因，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些条文和抽象的原理，而是群众熟悉的、喜闻乐见的东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深人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借用中华传统文化，阐述政治思想
      《三国演义》历来脍炙人口，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毛泽东的书信、讲话和文章，经常引用其中的事例和人物，阐述他的政治思想。1936年，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在给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信中说:“《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这是借用《三国演义》来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组织。他与薄一波谈话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用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一定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做出一番事业。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指出：“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36岁，那时也不过30岁左右，鲁肃40岁，曹操53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这里，毛泽东用这部小说比喻政治上的用人之道，真正读活了小说，读出了新效果、新真理。
      《封神演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1939年7月，毛泽东在欢送即将从延安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热血青年时，援引了这部小说的“法宝”一词，他指出：“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毛泽东用神话故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理论，讲的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用这“三大法宝”总结了28年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指出：“依靠这三件，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样，“三大法宝”的说法，在全党广为传播。
      《愚公移山》是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讲述了愚公不畏艰难，决定率领子子孙孙挖掉挡住他家出路的“太行”“王屋”二山，最终感动天帝而将山挪走的故事。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用这个故事说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他指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率领人民大众来挖掉这两座大山。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又提出把官僚资本主义作为革命对象。从此，中国革命的对象，被形象的概括为“三座大山”。这种比喻，十分好记、易懂。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场
       毛泽东这些借用中华传统文化阐述有关政治思想的论述，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碰撞的火花，鲜明地表现出了毛泽东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经济建设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为本”历来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最大特色。无论是“重本抑末”的思想家，还是主张“工商皆本”的思想家，都重视农业。这种重农思想对于农民的儿子毛泽东来说，其影响之深，可以想象！毛泽东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按照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战略思想。1957年3月，他提出建设“现代农业”的目标。1963年，又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毛泽东就把传统文化中的“以农为本”思想，发展成为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对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在财政和税收问题上，毛泽东坚决反对“竭泽而渔”的做法。“竭泽而渔”一词，出自《吕氏春秋·义赏》：“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用来比喻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打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开展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1966年3月，毛泽东把粮食统购统销中一度出现的高征购，也称之为“竭泽而渔”，提出“应该引以为戒”，并表示还是赞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这些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疾苦的情怀。
      对于中华农耕文明来说，土地问题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与江山社稷和人民福祉息息相关。无论是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还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都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毛泽东认为，旧中国最不合理的制度就是土地制度。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中提出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思想。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经过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中国世世代代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四、汲取古代军事智慧，指挥革命战争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古代军事智慧犹如一颗璀璨明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散发出持久的魅力。比如，《孙子兵法》、《战国策》、《太公兵法》、《草芦经略》，以及不是军事专著又胜似军事专著的《三国演义》，蕴涵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和高深的军事指挥艺术，千百年来，犹如奔流不息的江河，显示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中国古代兵书的研究，广泛吸取历代农民战争的经验和军事家的军事思想，并在革命战争中灵活运用，形成了一整套灵活而有效的军事思想。比如，在战争观上“崇德利民”，在战争指导上“以柔克刚”，在建军思想上“刚健有为”，在对外作战中“礼尚往来”，在官兵关系上“重情讲理”。


      更为出色的是，毛泽东对古代军事指挥艺术的借鉴和运用。孙子日:“兵者，诡道也。”就是说“兵不厌诈”，“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如战国时代的孙膑斗庞涓，《三国演义》中的孔明斗曹操，就有许多虚虚实实的疑兵计。毛泽东将这些军事谋略进行创造性地发挥运用，创造出了战胜敌人的范例。1931年7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三十万大军直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亲自布置三万多红军迎战，采取“避敌主力，打击虚弱”的方针和“磨盘战术”，与敌人进行周旋。在具体战术上大胆而成功地使用虚虚实实的疑兵计，使敌人始终扑朔迷离，不知我军主力所在。毛泽东首先命令罗炳辉、谭震林的十二军假冒红军主力，大胆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在敌人的空隙间忽东忽西，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为了更好地诱惑敌人，使用几千人马制造红军主力的假象:烟尘滚滚，人喊马嘶，红旗招展，其势若数万大军。紧接着，毛泽东又指示十二军为敌人设置更多的圈套:红军每逢岔路口，用白灰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四军团由此向北”，见门便写“某团某连住此地”等等，十二军与敌军捉迷藏似地周旋了半个月，我军主力却在外围养精蓄锐，在敌军被拖得疲惫不堪之际，我军主力突出，五战五捷，毙敌万余，俘虏两万余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兵法“诡道”巧妙运用的最成功的战例，显示出他古为今用的高超指挥艺术。
      毛泽东还通过对古代著名战例的研究，探索在战争中以弱胜强的规律。在毛泽东军事著作中提到的这类战例，如齐鲁长勺之战、围魏救赵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都是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而处于弱势的一方，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创造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毛泽东运用这些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古代战例，阐述以弱胜强的道理，使工农出身的战士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大众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运用中华传统文化，开展外交工作
      独立自主，是中国古代自强不息的精神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毛泽东继承了这种精神，并使之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早在1945年1月，他就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1949年1月，又郑重指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我们战胜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长期封锁、侵略和干涉，顶住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使中国在国际上独立自主的形象更加鲜明。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一贯主张“和为贵”。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尽管长期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也从未放弃对和平的追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战争，始终坚持对和平的追求和向往。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将“保持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奉行和平的外交路线。1953年12月，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多年来，中国在处理与各种类型国家的关系时，一贯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曾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合作。打仗总是不好的。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 事实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得起国际风云的考验。它不仅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的思想，是中国和平外交方针的重要思想渊源。
六.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党的建设
      毛泽东吸取古代尚贤观念，制定了党的干部路线。春秋时期，思想家纷纷提出“推贤”，“进贤”之类的问题。比如孔子要求“举贤才”；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荀子提出了“尚贤使能”的人才学说，要求人才必须德才兼备。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的现状，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急切呐喊。在古代吏治思想中，有很多褒贬“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故事，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和正义追求。这些思想给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建设提供了极好的思想资料。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思想充分反映了这些成果。他指出，我们民族历史上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应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中国共产党章程》也一直把“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作为党的干部政策。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新创造。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毛泽东吸取重德精神，提倡革命的自我“修养”观。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义之邦，重视道德建设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西周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德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孟子、荀子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化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索质。毛泽东继承了这一传统美德，提倡党员加强自我“修养”。他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把它列为整风必读文件。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生死观等思想，体现了传统儒家的色彩，对于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毛泽东在治国理政中，把传统文化熟练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对于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得到了新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