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封密谕,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太后的文化素养其实不高。第一,字迹歪歪扭扭,如同孩童涂鸦,看不出有任何书法功底,说其“书法端腴”,实在是言过其实,与世间所传慈禧太后御笔书法大字比,更有天壤之别。第二,她的文字和文化基础并不好。密谕共237个字,其中有错别字12个,达16处之多,而且语句多不通顺。在命醇郡王奕譞修改、缮写密谕的文字后面,还有“进成(城)后,在(再)传旨著恭亲王总理赞襄正(政)务,是(当)否,求兄弟著议”这23个字,其中又有4个明显的错别字。第三,她本人亦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故在密谕中有“求七兄弟(指奕譞)改写”之语。
与1861年的密谕比较后,我们发现,这一罢革奕訢上谕(见上图)的字迹,同样写得歪歪扭扭,书写水平未见提高。上谕不过226个字,仍有错别字13个,错字率高达5.75%。在前一密谕中,她屡次将“权理朝政”错写为“权理朝正”、将“再行归政”错写为“再行归正”。而四年之后,仍将“用人行政”错写为“用人行正”,其文字水平亦未见提高。她也知道自己写得很差,所以“先作诏以待”,后发交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等人,并说:“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
1904年(光绪三十年)慈禧太后抄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见下图),虽较前述谕旨的水平有所提高,但字体结构仍然呆滞松散,笔力稚嫩,属初学者水平,只不过较40年前运笔稍有笔锋,文字稍显端正而已。
将以上真迹与世间所传慈禧太后亲书的“福”“寿”“龙”“虎”等大字立轴比较,任何人都可一望而知,两者决非一人所书。
笔者认为,世间流传的所谓慈禧太后书画真迹,至多为虽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实际由他人捉刀代笔的伪作。有些甚至可能是这些伪作的现代仿制赝品,理由有五。
第一,从书法与绘画的技能、技巧上分析。在中国,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都需要基本的技能技巧,故此有“书画同源”之说。既然慈禧太后的文字书法未达精谙之妙,其绘画也不可能有精湛造诣。
第二,从慈禧太后书法与绘画的数量上分析。《清稗类钞》称她“喜作大字,用丈余库腊笺,书‘龙’‘虎’‘松’‘鹤’等字,岁多至数百幅”。这么大数量的书法作品,如果没有他人代为捉刀,已届老年且身体并不强健的慈禧太后恐怕是难以独自完成的。
第三,从慈禧太后的身高体形以及撰书绘画所需付出的体力体能上分析。卡尔说她1903年亲“见太后方持其如椽之笔,濒濡其毫端于一大砚台中。既见墨色已浓淡得中,遂振笔疾书,一挥而就。全字长可四英尺,作‘福’‘寿’等字样,笔力绝劲,不作一毫巾帼气。当挥毫时,其腕力之强,用笔之速,令人嗟叹勿及”。但从清宫保留下来的老照片来看,慈禧太后并不算高,大概在1.60米左右,甚至更矮。人们不禁会问,一位身材不高、年已68岁老人的体力体能,怎能支持她挥动如椽大笔,振笔疾书横宽“四英尺”的大字呢?信修明是这样解释的:“太后身高四尺有余,写八尺之字”自然有困难,每逢写大字时,有人站在旁边根据书写的需要“乘势一拉”,即可完成了。清宫太监的这一回忆,不但不能证实她擅长写大字,反而成为有力的证伪材料:如果是通过他人“乘势一拉”来解决书写大字的困难,还有什么运笔的笔锋、力道可言?更何论其书写的水平和造诣呢?
第四,从慈禧太后绘画的形式及风格上分析。无论是徐珂还是苏海若,皆记载她并不擅长用笔端正、力求形似的工笔画,其绘画风格为写意。然而,目前我们在世面上看到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各种画作,却恰恰都是“以线立形,以形达意”、用笔工整谨严、细腻逼真、线条流畅的工笔画,而不是纵笔挥洒、墨彩飞扬、“不求形似求神韵”的写意画。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绘画风格差异,说明的确存在作伪之嫌。
第五,很早就有人指出慈禧太后的书法与绘画,皆有捉刀代笔者。徐珂指出,她于“万几之暇,辄画扇及立幅以赐大臣。患不能给,乃觅代笔二人。一为归安姚彦侍方伯之嫂,一为云南缪中书嘉玉之妹(即缪嘉蕙)”。缪嘉蕙多次指出,慈禧太后曾亲选18名最优秀的画家,“他们惟一的职责就是为慈禧作画。这些画师被分为三组,每组每月为她作画十天”。太后“在这些画上盖上自己的名章,再请翰林院的翰林们附上几句相关的诗,每当宫里举行宴会时,她就把这些画赠送与人,好像这些画都是她自己画的”。
上述史料充分证明,现在世间流传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印章的诸多绘画作品,以及“福”“寿”“龙”“虎”等大字立轴或对联等,绝非慈禧太后的真迹,而是他人代笔、代书的捉刀伪作。
既然慈禧太后的文化素养不高,其书法绘画水平亦处于初学者阶段,为什么前引各种著述却多有溢美之词呢?笔者认为,原因有四。
第一,有些著述的作者,本身即是慈禧太后家族的后人,如叶赫那拉•根正,难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多有夸大之词。
第二,有些著述的作者,与慈禧太后本人有较为特殊的接触,如德龄可能出于对她的感激之情而溢美,而卡尔则可能是有意故弄玄虚,编造一些生活细节,以显示自己与慈禧太后保持着极为特殊的关系,以哗众取宠。
第三,有些著述并非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以兼收并蓄原则对清史掌故的汇编辑录。如徐珂《清稗类钞》中的一些条目,本身即是相互矛盾的。
第四,有些著述的作者可能并未见过慈禧太后手书的真迹,看到的都是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而由他人代书代画的捉刀之作,于是被这一历史假象彻底地“忽悠”了。
笔者在此指出慈禧太后的文化学养并不太高,主要是希望让大家认识一个真实的她。慈禧太后与清廷的其他后妃相比,仍属文化学养与综合素质较高的佼佼者。
作者简介
王开玺,1949年生,河北辛集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著有《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