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众号：大象公会
作者：郑子宁
“我宣你。”“你不要这样啦。”“这个包子好好吃哦。”在不少大陆人眼中，台湾人的说话方式一直是娘炮的代名词。21 世纪初，这种绵甜软糯的腔调还激起过老干部们不同程度的生理反应，以致广电总局三令五申电视节目中不得出现台湾腔。
万恶的台湾腔是怎么出现的？至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荧幕上的台湾口音跟大陆还没什么区别 ——70 年代琼瑶戏中的林青霞、秦汉，与同时期《庐山恋》中张瑜、郭凯敏的说话腔调并无明显差异；以甜美可人著称的邓丽君，在 1984 年“十亿个掌声”演唱会上与主持人田文仲互动时，二人的口音更像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陆人，与《康熙来了》等节目中台湾艺人的腔调完全不同。
那么，现在两岸荧屏上的口音差距到底从何而来？
并不正宗的大陆腔
对台湾腔深恶痛绝的老干部可能已经忘了，现在央视主持人的说话腔调与早年的播音腔也不是一回事。
请看一段 20 世纪 40 年代来自上海的录像。
▍言慧珠当选平剧皇后的一段讲话录像

可以明显听出，当时无论主持人还是嘉宾，咬字都极为清晰，一个个字仿佛是嘣出来的，风格与现今大陆、台湾的播音都相差很大。而且 1949 年之后，这种播音腔并没有马上消失，如果言慧珠不是在最后说了一句“大善人”，很难准确判断录音年代。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播音腔显得刻意做作。那当时为何要用这种腔调播音？
首先是广播技术的不成熟。早期广播主要是调幅（AM），侦测一个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幅度上的变化，再将信号电压的变化放大，并通过扬声器播出。虽然技术简便，方便接收，传播距离也比较远，但这种广播音质较差，不但音频带宽狭窄，而且任何相同频率的电信号都可以对其造成干扰。



▍被誉为“无线电之父”的李 · 德弗雷斯特，其在电子管作用方面的发现为广播技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音质受限，语音清晰无疑非常重要。本来就嘈杂的背景音中，如果播音员的口音快而模糊，听众的耳朵就会受到折磨。而且，高频声音在早期技术条件下音质损失较少，因此老录音在现代人听来一般都更为尖利。
技术水平只是一方面，播音腔之所以怪里怪气，更直接的原因是早期广播听众说话就是这个调。广播技术诞生于 20 世纪初期，条件所限，负担得起接收费的人不多，最早的听众主要是社会中上层。而且，其时正值大量新富人士试图挤入传统精英阶层，口音向上层靠拢是提升身价的捷径之一。
那社会上层的口音为什么就这么怪呢？
在世界各地，上流社会的口音一般比较清晰，下层口音中消失的某些对立在上层往往得以保存。如英国上层的 RP 腔 lip lit lick 分明，但伦敦工人的发音则大多模糊难辨。同样，20 世纪初北京上层的口语音系虽已与平民没有音位上的差别，但他们读书时仍保留入声。
出于教养和身份，上流社会也往往更重视家庭成员说话的清晰度。例如有着悠久正音和演说传统的英国，连国王乔治五世和撒切尔夫人都要请专人指导发音，中国的《颜氏家训》也多次强调正音的重要性。在大众听来，这种对正音的执着往往显得做作而疏离。



▍电影《铁娘子》截图：撒切尔夫人在接受发音训练
反过来，吞音、连读这种大众常见的语音模糊现象（如一般北京人读“大栅栏”、“德胜门”的第二个字时），在注重清晰的上层口音中往往要轻得多。
所以，广播中出身北京蒙八旗的言慧珠，说话时就几乎没有普通北京人常见的吞音连读现象。同样，擅长古诗吟诵的叶嘉莹教授，由于在成年后移居台湾，得以保留这种早期的播音腔，与现在的北京人说话也不太一样。
▍叶嘉莹先生吟诵《春晓》：叶嘉莹先生将入声字读成短去，反映了传统北京读书音的做法

这种口音区隔甚至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 —— 在科教文卫聚集的海淀区和机关大院里长大的北京人，与出身南城胡同的各位爷口音仍有相当差距，前者发音吐字明显比后者清晰得多。
不只是中国，美国早期上流社会主要聚集于东北部的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和英国交往密切，也相对崇尚英国文化，因此早期美国广播的发音也和罗斯福总统等上流人士的发音一样，非常类似清晰又有截断感的英国 RP 腔，被称为“中大西洋口音”。
播音腔的式微
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民国口音都在初期得以延续。但不久之后，这种口音在大陆就不合时宜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展开。文革期间讲求声音的力量感，要体现血性和气魄，让各路牛鬼蛇神听了胆战心惊。之前那种发音清晰、感情相对中立的播音方式自然不符合需求。这种播音腔在今天的朝鲜仍是主流，比如著名功勋播音员李春姬，她气吞山河的播音据说能让敌人“肝胆俱裂”。



▍朝鲜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李春姬
1978 年后，文革腔虽在党政机关和军队的纪录片中仍有保留，但普通电视节目中已难觅踪迹。不过其内在精神已深植于大陆人的说话方式中，甚至不限于普通话 —— 香港回归前中国曾制作一档宣传基本法的粤语节目，播音员来自广州，但在香港播出后恶评如潮，市民纷纷反映语调过于凶狠蛮横，听得很不舒服，最后不得不请了一位香港的播音员再录一次。
此时台湾的播音腔调仍是以前的老路子，一直到 80 年代台湾社会剧变，播音腔变化仍不明显。真正让两岸彻底拉开距离的，是 90 年代后两岸播音腔普遍被生活化的语言取代。
大陆文化产业高度集中于北京，京腔的影响力自然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口音不再是阶层鉴别的标志 —— 正式场合操一口南城胡同腔的北京话，不再被视为土鳖；广电总局虽再三要求电视节目主持人说标准普通话，但很多地方台的节目为了体现亲民和生活化，主持人都憋出一口半咸不淡的京腔。
赵本山在春晚的崛起，也让铁岭话占据了很高的生态位。在大陆中部和南部的不少地方听广播时，主持人甚至经常会冒出两句东北话，否则放出罐头笑声时就不太自信。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赵本山是春晚小品的常客
台湾的情况更特殊。标准意义上的国语来源于北京地区的方言，但台湾本地没人说北京话。国民党败迁台湾后，外省人来自大陆各地，这些主要聚居在台北的“天龙人”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台湾社会，他们通常用国语交流，因此其后代一般都能讲一口相当标准的国语（如马英九），被称为“台北国语”。
为什么“台北国语”会导致台湾腔变“娘”？
为什么这么娘
首先是外省人的出身。外省子弟的上层多来自江浙地区，台北国语的鼻音比较轻，ing/eng 这样粗重的后鼻音在很多人的口语里面不出现，和苏州话、上海话类似，听感自然比较软糯。外省人中也有很多人说山东话等北方语言，但他们大多是眷村的下层军官和士兵，对台北国语的形成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台湾本地人则以闽南话为主，闽南人讲国语相当粗硬，被讥讽为“地瓜腔”。在文化中心台北，这种腔调显然不入流。在国民党的推广下，台湾本地人极力模仿外省人的台北国语。本地人的方言底子，使得模仿结果除了鼻音较轻，还会保留一些闽南话的特征，如翘舌音的缺失，轻声的匮乏等等。
另外，闽南语对语气词的使用远远多于大陆的普通话，这使得台湾人的语气比大陆人要亲和得多。“太热了嘛！没差啦！我好热哦！”也自然比“太热了，没差别，我好热”显得“娘”一些。



▍在台湾综艺节目中“啦”、“喔”等语气词使用得很频繁
音高也是“娘”的主要原因。不难发现，台湾国语的音高比大陆的普通话要更高一些。由于女性的音高天然高于男性，较高的音高自然让人感觉更加女性化。这很可能是因为台湾从闽南话转向国语的过程中，女性起到了先锋作用，导致女性的口音成为模仿对象。
这种模仿女性口音的现象极为普遍，大陆各种南方方言区说普通话时音高也往往高于方言。究其原因，女性比男性更注重自身形象，在穿着、举止上更讲究时髦。语言也不例外，因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先模仿语言。
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与男性后代接触更多、影响更大，最终往往导致全社会口音的变化。例如北京有种口音叫女国音，20 世纪早期在女学生中流行，大致把 j q x 读成 z c s，显得更加娇嗲。但现在这么说话的北京人已远不限于女学生 —— 当年的女学生已经成长为母亲和奶奶，她们的后代无论男女往往都有“女国音”的痕迹。
苏州话 19 世纪时“毛”、“叫”这类字的元音接近英语 cut 中的 u，现今苏州评弹仍然如此发音。1928 年赵元任在苏州调查吴语时发现当时已经男女有别，女性发这个音时韵母变成了更加前而尖利的 ae（英语 cat 中的 a），男性则仍发旧音。但现在苏州已经全部发成了女腔的 ae。
男性的影响则小得多 —— 北京上海少数男性会把 s 发得和英语的 th 类似，往往被视为“小混混”、“瘪三”说话，始终难以扩散。
除了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经历过扫荡一切的政治运动，台湾教育相比大陆留下了更多的儒家痕迹，更注重“富而知礼”，多数台湾人的说话方式自然比大陆显得文气阴柔。台湾大学洪惟仁教授在 80 年代后期访问大陆厦门、潮州等地时，就已注意到台湾女性说话相比同样母语是闽南话的厦门女性要温柔得多。


▍台湾艺人林志玲
随着台湾民主化和本土主义的兴起，国民党之前力推的台北国语，权威地位逐渐被年轻一辈的腔调所取代。罗大佑 1982 年的名曲《之乎者也》中，还曾讽刺过年轻人的说话腔调。这种区隔到现在仍能看到，不少老辈艺人如金士杰、李立群等人就保留了原本的国语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