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倍受中共的重视。



山西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向东可控制华北，南进可策应中原，西出可威胁陕甘，北向可远达苏蒙。山西境内山脉纵横，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历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即提出“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华北；欲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为此，日军投入到山西战场的兵力几乎达到其在华北日军的二分之一，使山西承受了日本全面侵华后最大的军事压力。同样，由于山西处于华北抗日前线，是中共从陕甘宁大后方向前线调集军队输送人才的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屏障。而且山西多山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于开展山地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日军，滞延日军由山西而华北而全国的狂妄侵略计划。

显然，山西的抗战“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共中央在对全国抗战予以关注和支持的同时，对山西抗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首先，在对华北以及全国抗战形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科学的预测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放在山西，以山西为对日抗战和发展抗战的基地。其次，为了配合以山西为中心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特别注意加强山西党组织的力量。最后，中共以山西为依托，创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在全国范围内，中共在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最具特色，最具规模。

1935年华北事变后，阎锡山苦心经营20多年的晋绥基业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同时，通过一二九运动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统一战线成功的事例，阎锡山审时度势，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并产生了联共抗战的思想，使山西全省在全国率先出现了宽松的抗日救亡环境。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向阎锡山倡议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时间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为了进一步推动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借此突破一点，带动全局，中共北方局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的具体指示，决定让薄一波以个人身份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山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10月，薄一波率杨献珍、董天知等同志回到山西，很快就和阎锡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在山西站稳了脚跟。和中共在其他地区开展的统战工作相比，山西的统战工作具有很大的特殊性。首先，在薄一波等人返晋之前，山西已经有了阎锡山为会长的牺盟会。薄一波等人接办改组了牺盟会，但会长仍是阎锡山，这种地方官办团体的形式，为中共在山西全省公开开展救亡工作提供了合法的庇护。其次，薄一波等人是在身份明了主张明确的情况下与阎锡山合作共事的，阎锡山除要求“山西省政府里、军队里，不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外，对薄一波坚持共产党的主张，任用共产党人等均予以首肯，说明阎锡山默认了与共产党的特殊合作关系，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但实际贯彻执行的是中共的主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把军事进攻的主要目标指向山西。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的抗战态度更趋积极，表现“最进步”，与中共的统一战线关系也更深入。1937年9月初，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日等问题，于9月20 日在太原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旨在实施全面战争动员和组织游击战争。抗战八年期间，中共与国民党中央的合作始终没能形成固定的组织形式、共同的政治纲领。而先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前成立的战动总会，不仅有共产党、八路军的公开参与领导，而且和阎锡山形成了固定的组织、共同的纲领，还在第二战区范围内行使战时政权的职能。国共两党这种公开、平等、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当时全国还是第一个，因此具有典型的创导示范意义。

山西的统一战线不仅有广度，同时还具有相当的深度。战动总会作为战时政权组织，在第二战区内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其政权职能：动员群众支援抗战；协调战区内各方力量团结抗日；组织抗日武装数万人，直接展开对日作战；配合八路军开创晋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的动委会到后来直接过渡为正式的抗日民主政权。

与陕北延安一样，山西成为全国热血青年的又一个向往之地。

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全国各地的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基本上没有得到当局的支持，相反受到限制，压制。因此，当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除奔赴延安外，大批地涌向抗日救亡环境相对宽松的山西。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奔赴山西，为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带来了活力，增加了新鲜血液。



建立合法的中共外围抗日组织

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是一个表面上以阎锡山为会长，实际上由中共控制领导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在山西抗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牺盟会是抗战前夕由“自强救国同盟会”部分委员发起，经山西地方实力派、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批准成立的。成立之初，它是由阎锡山领导的一个抗日群众团体，但不久之后，由于中共和阎锡山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统战关系，它事实上又成为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薄一波具体负责的抗日民族联盟组织。



薄一波等人参与牺盟会的领导工作，表面上是阎锡山的下属，实质上是中共派往阎锡山那里的代表，是中共派至牺盟会各级机构的领导人。由于牺盟会在山西的特殊地位，阎锡山的整个官僚机构都给予配合，各地保守分子也不敢过分阻挠。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山西新派，充分利用“牺盟会”这一合法组织，在发动、宣传与组织民众抗战，建立山西基层中共组织，建立山西新军，开辟抗日根据地。

一、发动、宣传与组织民众投入抗战

牺盟会成立不久，发生了两起对大局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在全国军民强烈要求下，傅作义于1936年11月24日一举收复了战略要地百灵庙，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二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两件事促使阎锡山彻底转变对日本的态度。他强调发动、宣传与组织民众投入抗战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明确提出武装三十万民众的中心任务，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牺盟会。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使牺盟会扎根于群众之中，薄一波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接受了阎锡山提出的这一任务，并在现实中加以改造推行。经过协商，牺盟会接受了阎锡山提出的在基层设立“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建议。

“临时村政协助员”名义上是协助村长办理村政，而实际上，牺盟会可以利用这一形式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1936年12月初，阎锡山以山西省政府名义委托“公道团”帮助牺盟会办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的具体事宜。训练班由牺盟会主持，在薄一波等人的实际领导下，大量招收主张抗日、爱国热情高涨、政治立场坚定的进步青年。这些学员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学会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的方法，成为牺盟会派往农村的抗日宣传骨干。回到各自家乡后，他们广泛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尽量把亡国灭种的惨痛事实告诉群众，唤起农民的抗日爱国热情；积极宣传牺盟会的纲领，建立牺盟会基层组织，发展牺盟会员，并介绍其中的先进分子投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在牺盟总会的指导下，“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抗日救国的呼声遍及全省各地，先后有两万名优秀知识青年到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习，为创建山西新军打下了良好基础。牺盟会也因此在山西建立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帮助建立山西基层中共组织，壮大中共在山西的力量

1937年2月牺盟会进行了改组，淘汰了部分落后保守分子。改组后的领导成员是：会长阎锡山，常务委员梁化之、薄一波、冯基平、牛荫冠、雷任民、宁劭文、傅雨田。常务委员中除梁化之外，都是秘密共产党员。牺盟总会下属的组织训练委员会、宣传训练委员会、太原市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及抗日救亡先锋队等单位的重要领导人及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也大多为秘密共产党员，这就为贯彻党的主张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中共山西临时工委已经恢复，鉴于山西大多数地方还没有党的组织，经薄一波和山西临时工委书记张友请商定：先由公开工作委员会负责挑选进步青年参加牺盟会主办的特派员训练班学习；再由山西临时工委负责，先将牺盟会特派员发展为秘密党员，然后派往各县，利用合法身份协助建党。

这样，山西全省各地的中共组织很快就恢复和建立起来，不少牺盟会领导机关同时就是中共的县委机关。随着基层牺盟会影响力的扩大，中共的基层队伍不断壮大，力量迅速增强。同时，中共也向基层牺盟会派遣了大批的干部，基本控制了山西县一级牺盟会，更为日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提供了基本经验，也为中共控制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权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举办各种政治、军事训练班，培养中共干部

抗战前，牺盟会在太原举办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招收了大量学员，为建立山西新军、开辟抗日根据地输出了大量干部。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太原、上海、南京失守后，华北、华中、华南各大城市相继沦亡，全国各地的许多爱国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急欲参加抗战，以谋求民族独立与自由，但由于国府仍在执行片面抗战和抑制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政策，他们的抗日诉求被当局抑制。为把各地来山西的大批知识青年培养成抗日人才，牺盟会趁机向阎锡山建议在临汾举办民族革命大学，在全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民族革命中学。民族革命大学吸纳了包括农民、小学教师、军人、自由职业者以及归国华侨学生的众多主张抗日人士。民族革命中学也和民族革命大学一样，是抗战初期山西各地区培养当地抗日军队干部的学校。这些革命学校的教学和政治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秘密共产党员手里。民族革命大学及中学的中共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以牺盟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它实际上是由中共山西省委及以后的晋西南区党委直接领导。学生经过有针对性的政治军事学习后，很快被分配到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察冀各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这对促进各地青年知识分子向中共靠拢。

四、建立山西新军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迅速侵入山西，蒋介石下令陈诚率中央军配合晋绥军抵御日军进犯，但晋绥军和中央军一触即溃，闻风而逃，日军趁势向太原进攻。阎锡山对旧军非常失望，同时也担心随着日军和中央军的进入，丢掉“山西王”的地位，于是接受薄一波组建新军的建议，并把这个任务交给牺盟会。

此前，牺盟会已经在太原举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并招收了两万国民兵排级军官学员，客观上为建立新军奠定了干部基础。经过紧张筹备，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正式建立，至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前，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又相继建立，包括后来成立的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暂编第一师、政治保卫旅和保安旅，山西新军共9个旅50个团，总兵力7万余人。山西新军自成立起就确立了政治委员制度，规定政治委员为部队最高首长，取代了旧军的军事首长一长制，并且规定总队长（团长）与团政治主任处于平等地位，营、连也是如此，废除了旧军政治人员从属于军事长官的不平等制度。

山西新军的另一个特点是设有秘密的共产党组织，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强大政治工作系统，从团至连的主要政工人员，基本上都由秘密共产党员担任。为把山西新军的军事指挥权切实掌握在中共手中，中共从延安陆续给山西新军派遣了一千多名军事干部及抗大毕业的其他各类干部。这批干部和一些学会指导作战的政治工作人员逐步取代了那些不愿意、不接受改造的旧军官。

山西新军依托抗日根据地，采用游击战术，以袭击为主要手段，对日军进行了大量战斗。从1938年2月到7月，决死二纵队进行大战斗150余次，毙、伤敌2000余人。其他新军部队也同样取得了辉煌战绩。山西新军战斗力不断提高，先后开辟了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占据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太原经汾阳至离石县的军渡公路交通线及沿线大中城市的日军形成了战略包围态势。

五、开辟抗日根据地，改造阎系旧政权

牺盟会与山西新军先后开辟了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三块抗日根据地。但县以下各级政府仍然操纵在阎系旧政权手中。以县长为代表的行政官僚体系和以公道团团长为代表的军事官僚体系构成县级政权的军政基本框架。旧政权的区、村基层政权则由地主豪绅把持。旧政权官员严重阻碍了山西人民奋起抗日的进程。因而，牺盟会在协助山西新军创立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对旧政权进行了大力改造。

从1936年底起，牺盟会开始向山西农村乡镇派遣“村政协助员”和牺盟会县特派员。“村政协助员”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乡村级的牺盟组织，发挥着基层政权的作用。牺盟会县特派员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县牺盟会和各区牺盟会的建设上。抗战爆发后，牺盟会县特派员就成了与县长、公道团长并列的参与县级行政会议的政权领导者之一，而各区、村级牺盟会组织也与区、村的旧政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结合，参与到基层政权中去。

1937年底至1938年初，对旧政权的改造进入高潮。太原沦陷后，各县长弃官而逃，牺盟会接管了县一级政权。牺盟总会主要负责人担任各行署专员。比如，薄一波兼任第三行署专员，张文昂兼任第六行署专员，戎子和兼任第五行署专员，雷任民兼任第二行署专员。在薄一波的统一领导下，撤换了大量旧官僚，在抗日根据地政府大量任用牺盟会与决死队干部，为中共控制山西各抗日根据地政权打下了基础。

尽管牺盟会不同于共产党组织，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各阶层群众尤其是中间人士的觉悟水平，对牺盟会的政治纲领和口号比较容易接受。坚持牺盟会的“官方”性质，就能把山西、华北更多的群众团结在中共周围，共同坚持抗战，因而起到在山西当局内部继续扩大进步势力，打击孤立顽固派的作用。中共也正是借助了牺盟会这一合法组织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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