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王天成：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变迁 由 观成 于 2015-07-20 10:22

国际著名智库“自由之家”2005年完成的一项统计研究-发现，过去30年近70个政治转型中，绝大多数依靠的是非暴力抗争。在67个人口100万以上、发生了转型的国家中，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达50个、多于70%；由掌权者自上至下的改革所推动的转型只有14，还有3个则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下开启的；反对派没有或几乎没有使用暴力的占40个，诉诸过暴力但对转型的发生没有起关键作用的有20个。

       

这个统计还发现，非暴力抗争对于转型起了关键作用的国家，也比通过自上至下的改革转型或反对派诉诸过暴力的国家，享有自由度更高、更稳定的民主：在14个发生过自上至下改革转型的国家中，到2005年，只有2个变成了自由国家，有8个是部分自由国家，有4个回归了不自由国家；反对派使用过暴力的20个国家中，只有4个成了自由国家，12个部分自由国家，4个回归了不自由国家。[23]

         

上述数据表明，经由改革实现转型是小概率事件，暴力革命则更加不现实，由于改革的局限性和暴力行为的副作用，也更少可能获得和保持充分的自由。所以，民主派既不能坐等改革的发生，也不能在当今时代梦想暴力革命，而应该诉诸非暴力抗争、追求通过天鹅绒即温和革命造成强迫性的形势开启民主转型。

          

那么，这样的革命是否可能呢？ 特别是在习近平接掌政权以后，是否可能呢？习近平不属于这个时代，他的头脑是毛时代的。他上台以来，不仅没有表现出向前走的意愿，相反，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要往回走。在统治集团内部，他追求个人绝对独裁；对于思想、舆论和公民社会，其控制与打压是“六四”以来最严厉的。过去20多年来异议群体和维权运动所艰难找到、取得的有限空间，被挤压殆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需要更明显了，似乎也更困难了。不过，革命是否可能归根结底只能由未来的历史回答。

       

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提出一个更积极的问题，那就是革命如何可能？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正在陷入大麻烦。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数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帮助延长了共产党的寿命，然而，这次它可能没有30多年前那样的好运气了。习近平往回走是在进行一场冒险，他很可能成为中国最后一位独裁者。改革期望在他的统治下快速破灭，这未必是坏事。当人们对中南海绝望了的时候，才更有可能回头发现并释放自己的力量。

         

本书文章收录的重担主要是滕彪博士所承担的。原本打算不仅收录主张革命和主张改良两方面的文章，以体现一种“激辩”的气氛。但是，鼓吹渐进改良主义的文章太多，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人们对其中许多观点是熟悉的。多选近几年出现的倾向革命的文章，反而更能体现出“激辩”的气氛，因为读者知道另一方在哪里。关于选文标准等，请看滕彪博士撰写的编选说明。

   

注释：

 

1、这里的描述系基于胡安∙林茨（Juan Linz）关于极权主义的经典解释。参见Juan Linz(2000): Totalitarian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PP. 65-75。

 

2、“两个凡是”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它首先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关于“两个凡是”与毛泽东的继承人、时任中共主席的华国锋的关系，目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去毛化在华国锋当政后就已经小心、然而速度并不慢地开始了。不过，1980年底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央主席职务，对他的指控之一就是坚持“两个凡是”。

 

3、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是反动的，清末的立宪改良是骗局；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辛亥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有进步意义，尽管有局限性；最“伟大”、最“正确”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最“伟大”、最“正确”的革命，当然不允许反对，反对共产党、试图革它的命则是 “反革命”，罪莫大焉，必须坚决镇压。这些都是是官方历史、政治教科书中的标准话语。

 

4、陈子明《从“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话语与思想史片论》，《领导者》总第44期（2012年2月）。

 

5、同上文。

 

6、由于时间的仓促，本文第二、第三部分有些内容直接摘自我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香港晨钟书局，2012年）。

 

7、2007年，著名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发表了经济学家奥拉•哈夫里立辛（Oleh Havrylyshyn）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前苏东地区转型15年后的结果：变革快速、广泛的东欧国家要比变革较慢或只进行了有限改革的独联体国家，在经济增长、制度建构、吸引外资、贫富差距、减少贫困等方面的表现都明显要好，社会所承受的痛苦、付出的代价也更少。当时在经济转型上存在两种战略主张，一是快速的，二是渐进的。大爆炸战略主张者们认为，变革的迟缓会导致严重的寻租行为，产生对变革的抵制甚至使变革逆转。他们认为组织、制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但应在经济自由化之后实现。渐进主义者们担认为步子太快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代价、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痛苦。他们主张在自由化、私有化之前应先建立组织、制度，以保证得到最大效应。后来的历史证明大爆炸主张们的担忧和判断是正确的。独联体国家的改革速度普遍要慢一些，经济自由化程度也明显不及东欧国家。其中，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体制仍然非常类似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贫富差距悬殊，少数寡头控制了庞大的财富。（ 长期以来，国内知识界以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快速、激进的，但实际上并不准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流产了，改革速度放慢，改革也并不彻底，只实行了中等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参见Oleh Havrylyshyn： Fifteen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Rapid Reformers Outperformed Gradualists. （The Cato Institut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Development Policy Analysis. No v e m b e r 9 , 2 0 0 7 , n o . 4（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8781））。

 

8、刘再复的一段表述体现了许多人在“64”之后的心境：“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我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这种体验真是“刻骨铭心”。“经历了一次大沉重之后，反而轻松了。我真的好像死过—次，开始了第二人生。”（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4年，第5版）。

 

9、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1-29页。

 

10、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4页。

 

11、同上书，第60页。

 

12、同上书，289页。

 

13、同上书，289页。

 

14、同上书，294页。

 

15、同上书，第22页。

 

16、李泽厚之后，以渐进改良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晚清的改革和革命的人很多，例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赞颂的辛亥革命被不少人否定了，完全被污名化的预备立宪得到了肯定，甚至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的立宪派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激进的，未来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这方面的文章、著述构成了“自由主义言说”的一部分，其“应用”而非其“学理”部分。

 

17、2011年，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高全喜出版了《立宪时刻：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看法，认为《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是使得辛亥革命成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18、讨论基础概念的、辨析基础价值的文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传播较广的，包括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和我的《论共和国》等。

 

19、哈耶克说，“严格说来，保守主义是一种正统的，或许是必要的，无疑是广泛传播的反对急剧变革的态度。”“法国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对立面是自由主义。”Friedl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39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

 

20、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南方周末》，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５日）。

 

21、国内学者将哈耶克的“自生秩序”、波普的“零星工程”用于民主转型路径的思考，作为反对快速大幅变革、支持渐进改良主义的依据，其实是对他们学说的片面解读和滥用。在哈耶克那里，“自生秩序”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在波普那里，“整体社会工程”并不泛指所有重大的变革，指的只是该找试图改造整个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波普也不相信在专制政体下会发生合理的改革，认为专制政体只能通过暴力推翻。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请参见本人《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108-113页。

 

22、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长期坚持在国内抗争，他对转型路径的看法也被弥漫的、“渐进改革是最佳道路”的观点所裹挟。他2008年被捕后在法庭上说，他所主张的是“渐进、可控、有序”的转型道路。这一表述直接来自于另一位渐进主义者周舵。

 

23、参见Adrian Karatnycky and Peter Ackerman：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Struggle to Durable Democracy（A special report of Freedom House, 2005）;

Stephen Zunes : Weapons of Mass Democracy: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e Most Powerful Tactic Against Oppressive Regimes(2009) (http://is.gd/G6CM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