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12 明镜新闻网

文化专制下的蛋


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梁发是谁；甚至梁发故乡高明，也很少有人知道梁发这个人。

梁发是一道流星，在清国历史悄然闪逝，不为人知；梁发是一道闪电，在晚清专制的黑夜，照亮夜空。这道闪电，点燃遍地干柴的满清帝国；燃起一场熊熊烈火，燃烧半个中国。两亿生灵涂炭，半壁江山焚毁。梁发是文化专制下宗教迫害的异数，梁发是清朝走向衰败的奇点。清朝从文化专制开始，走向没落；清朝以宗教迫害结束，走向灭亡。

梁发！梁发何许人？在中国近代宗教史上，梁发是一位不可越过的标志性人物。他是清代推动基督教信仰，从而引发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的关键人物。

梁发（1789年－1855年）原名恭，字济南，小名阿发，又名梁亚发，别号学善居士。1789年生于广东省肇庆府高明县古劳村（今佛山高明西梁村）。11岁读私塾，15岁至省城广州打工，学习木板印刷。1810年，梁发结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随米怜到马六甲，帮助印刷出版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816年11月3日，梁发在马六甲受洗成为基督徒。1821年12月，梁发在澳门被马礼逊立为中国第一个更正教的传教士。1827年，马礼逊按立梁发任讲道之职，成为首位华人牧师。1828年1月，为同乡青年古天青施洗。在本乡办私塾，藉以传道，村民大力反对，私塾遭官府查封，梁发逃到澳门。1832年，刊行《劝世良言》9卷。1839年，梁发50岁，再次从爪哇回广东，在广东传教。1855年4月12日，梁发病逝，得年66岁。

梁发是近代第一位华人牧师。广东教育学院黎尚健说，“中国人自办的基督教会始自梁发”。梁发先在西梁村传教，组织清国第一个“家庭教会”。梁发无畏清政府禁教政策，带领妻子信主。他的妻子是清国第一个女基督徒。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高度评价梁发，说他顶着清政府宗教迫害传道。“只有梁发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在各地向人们传播福音。”1830年，马礼逊在家中接待了来自美国的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两位牧师，特地安排梁发跟他们见面。两位美国牧师见过梁发后说，“梁发有耶稣的形象”。

梁发是基督教在中国出版传播的最重要人物，早用中文刻印圣经。1810年，梁发受雇于传道士马礼逊，专职雕刻印刷由马礼逊翻译的《新约圣经》；1815年，他又随传道士米怜到马六甲，负责《旧约圣经》，全程参完成新翻译的《圣经》----《神天新旧遗诏全书》的出版。今人说道《圣经》出版，只记得宋家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而不知有梁发，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梁发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华人出版商。按照今天的标准，梁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非法出版商”。他不光撰写清国禁止的文章，而且用自己的排版和印刷的技术，自行出版“地下出版物”。

梁发写了宣传基督教的《救世录撮要略解》，拿到广州给马礼逊看，马礼逊觉得内容很好。随后，梁发拿去雕版付印。一共印了200本。

那时没有国际书号，也没有国家出版局，更不必给出版社交书号费才能刊印书籍。算是自费出版。他准备把这本37页的小册子带回老家高明，分给乡里。不料，被小人告到官府，梁发还没有离开广州城，就被清国衙役逮捕。

梁发被押到南海县衙门，非法出版物则全部没收。他编写和印刷的《救世录撮要略解》和印版，全部销毁。马礼逊四处托人求情，梁发虽没有被判刑，但难免皮肉之苦。打了30大板，罚款70元大洋，梁发才被释放。随后，他被驱逐出广州城。这是清国第一个迫害印刷圣经事件。梁发是清国第一个为主受苦的信徒。

1832年，梁发又把之前写的37页的《救世录撮要略解》中关于上帝、拜偶像的罪恶，劝人行善等观点，汇集成约10万字一本书，以《劝世良言》作为书名秘密出版。第二年，又和《圣经日课》一道，加印7万多份。这个发行数量，就是在今天也非常可观。

《劝世良言》是一本由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印刷工人出身的牧师编印的基督教宣传品，是个掺杂了非基督教内容的文化产品。《劝世良言》是文化专制制度下的蛋。对出版物实行严格管制，必然造成专制国家文化精品阙如，文化赝品泛滥，文化垃圾流行。具体到宗教，清政府不允许公开传播基督教，基督教转入地下，传教因而不得规范。对教义的解释随心所欲，五花八门。结果，《劝世良言》这个掺了“思想三聚氰胺”的基督教奶粉，给嗷嗷待哺精神饥渴的国民吃，让一大批清国国民患上“宗教肾结石病”，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患者，叫洪秀全。


天雷勾动地火

梁发刊印《劝世良言》在当时不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对于习惯以文化专制管理国家的清王朝，在国家高考考棚外公然派发《劝世良言》，代表清国文化专制下的宗教迫害开始松动。
 

清国领导人从雍正、乾隆朝就非常重视文化安全，大兴文字狱，迫害读书人。被文化专制文字狱吓坏的读书人，从此钻到考据的牛角尖，不再关心时政。道光年间，清国文化管制显然不像雍正、乾隆时那么严密。以至于连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印刷工人梁发，没有准印证，都能公开出版《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不是一本结构严谨、内容系统的基督教神学著作。为了让基督教更容易为国人接受，《劝世良言》这本宣传基督教教义小册子，字里行间掺入了中国文化要素，特别是加进了对儒教批评的内容。传教士马礼逊评论梁发所写的布道书籍，一方面肯定他在领悟基督教教义上“实有一些心得”，另一方面，又委婉地批评“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异教色彩”的评论，说明梁发对基督教理解，有些走样。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当时《圣经》中译本《神天新旧遗诏全书》，文字表述已有不准确之处。加上梁发对基督教教义理解并不很透彻，他所受教育有限，文字水平也有限。在表达上难免失真走样。正是这些跟《圣经》内容出入的评论，尤其是对儒教批评的观点，引起了洪秀全注意，诱导了拜上帝教的建立。

1834年，广州举行科举考试。梁发雇人将他刊印的《劝世良言》、《圣经日课》拿到考棚外，发给从广东各地来的考生。当年洪秀全在广州考试的考棚，已经化为乌有；考棚遗址，在广东龙川还可见到。到考棚外派发《劝世良言》，确实是个好主意。

清国文盲比例甚高，考生能断文识字，把《劝世良言》拿到考棚外派发，先从知识阶层入手，事半功倍。那时考试的录取率低，大多人注定名落孙山；落榜秀才，心灰意冷，正是接受基督教的最好时机。事实证明，梁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在他派发《劝世良言》时，有个来自广东花县，名叫洪秀全的落榜考生，也顺手拿了一本。

这是洪秀全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洪秀全依然沉迷在科举考试幻想之中，收到《劝世良言》后，没有当一回事，而是把它摆在一边。十年后，1843年，洪秀全第再次参加考试，结果又名落孙山。他随后大病一场。发了40多天高烧。在高烧中，他似乎到天堂一游。用现代医学的术语，他有过“濒死体验”。这种体验据说非常美妙。洪秀全后来决定自创拜上帝教，他把这次濒死体验，解释为跟上帝会面。

考取功名的念头完全破灭。这时，他重新拿出十年前在广州考棚外收到的《劝世良言》。这次，他不是翻翻而已，他认认真真读了。《劝世良言》抨击儒教和科举考试的文字，句句打动洪秀全。他恍然大悟，原来这本小册子早就揭示生命的道路。联想到之前在大病中他亲眼见到“上帝”，他隐隐约约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次认真阅读，洪秀全大受启发。他决定信仰基督教。

1847年春，洪秀全来到广州南关东沙角教堂，找到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要求罗孝全为他施洗。这时，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已经四年，还没有跟农民运动的纲领结合，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反政府的宗教。主动找到教会，寻求真道，本来这是一次扭转拜上帝教往邪教方向发展的好机会。

罗孝全跟洪秀全交谈之后，发现洪秀全对基督教缺乏真正了解，他拒绝洪秀全施洗请求。关于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我们已无从了解。不过，这次谈话彻底堵死了把洪秀全的思想拉回纯正基督教之路。我们不妨这样假设：罗孝全如果当时收下洪秀全作为信徒，加以引导栽培，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太平天国内乱。

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耶稣一知半解，没有被教会接受为基督徒。一气之下，洪秀全像施洗者约翰那样，为自己“施洗”，自行“以水灌顶”，成了史上第二个自己给自己施洗的“基督徒”。不被基督教接受，也没有妨碍洪秀全继续探讨基督教原理。在罗孝全那里，洪秀全读了更多基督教书籍，这丰富了他的基督教知识。

不被正统基督教接纳，反而让洪秀全跳开基督教原教旨束缚，自己开创一门宗教。他在自行创立拜上帝会。拜上帝教虽然源自基督教，有基督教原型，却脱离了基督教基本教义，是一个独立的宗教。洪秀全称耶稣是他的天兄，自己是上帝次子。吸纳杨秀清、冯云山等大批信徒。1851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反清起事，建号太平天国。

研究太平天国的中外学术界人士，非常重视《劝世良言》对洪秀全萌生和创建“拜上帝会”的思想影响和对太平天国的作用。洪秀全造反，显然跟他阅读并接受《劝世良言》有直接关系。《劝世良言》全书十余万字，分为两个部分。一半是从当时的《圣经》中译本《神天新旧遗诏全书》的原文摘录，一半则是梁发根据中国国情对基督教的解释。梁发试图把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相结合。

洪秀全走得更远。他把基督教的基本原理和造反理想相结合，用普通不识字的百姓都能听得懂的语言，以歌谣的形式表达教义。从洪秀全撰写的《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基督教加以改造，以适应清国现实，确实用过心。


从基督教到拜上帝教

洪秀全五次考秀才都不中，固然有制度因素，也有他个人因素。他出生农家，考取功名，被他视为唯一的人生道路。考试屡屡失败，对他打击很大。他对清国考试制度，已经彻底失望。他内心迷茫、精神痛苦，他为未来发愁。急火攻心，得了精神病。患病期间，他脑子产生严重幻觉。他以为见到了上帝。

造就太平上帝的不光是洪秀全这一个精神病患者，还有用极权和专制的暴力手段对待宗教信仰的清王朝。暴力的统治，必然培养暴力的对手；革命是暴力者的宗教。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将给暴力留下生长的空间；压制宗教的社会，将为仇恨生长提供肥沃的土壤。用政治手段解决宗教问题，将导致被压迫宗教的政治化，催化一个新的对抗现政权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因为，非此他们不能生存下去。

以史为鉴，史学家认为，清朝灭亡，发端于对一个信仰团体——白莲教镇压。历史散文作家王龙说，“正是由于对白莲教的大搜捕，导致官逼民反，天地会、苗民烽烟四起，令清政府疲于奔命。也正是同白莲教的战事，开启了清朝衰落的进程。”（王龙：托克维尔曲线）

没有信仰自由，就没有任何其它自由可言；压制信仰团体，无异自断国脉；剿灭信仰团体，无异自毁国运。清朝对宗教僵化不变的镇压政策，使得基督教不能在公开、正常环境正常传播，为拜上帝教在地下秘密传播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为政教合一太平天国组织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为什么基督教在清国传播，被扭曲成拜上帝教这种邪教，产生了一个欧州黑暗的中世纪才有的“政教合一”、“军教合一”的政权？英国外交官密迪乐所作《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提到过洪秀全受梁发《劝世良言》一书启发创立拜上帝教。但是，没有把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跟清国宗教政策连在一起，分析二者的关系。

主流史学界，一直把太平天国当作一次农民运动来宣传，刻意忽略它的基督教背景。这固然是"政治正确"需要，但，却掩盖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本质。太平天国本质上是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虽然跟历史上历次的农民运动有很多相识性，但是，由于它以从基督教脱胎而来的拜上帝教为号召，它的宗教色彩，不容忽略。

把太平天国定位为农民起义，客观上使得人们把视线，更多地集中在它的政治性上，赋予它农民造反的正义性；同时，转移人们对它与宗教关系的思考。结果是避免反思清国的宗教政策。如果清国不是采取宗教压迫的政策，基督教被迫转入地下，也许不会有拜上帝教；没有拜上帝教，就不会有太平天国。如果清朝当政者有这样的智慧和胆识，客观思考和评价它的宗教政策，宗教就不会被敌对势力所用，成为社会动员的巨大精神武器和国家秩序的破坏力量。

任何推翻旧制度的社会运动，都必须有支撑它的理论基础；即使这种理论可能非常不成熟，甚至充满非理性冲动，如果这种理论能够替代被它推翻的旧制度的旧理论，尤其是宣导社会平等思想，它就有足够的魅力动员旧制度下底层人民---因为，它画出了他们希望和幻想的画饼。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被穷人视为给他们带来光明未来的宗教。

拜上帝教宣扬“上帝”是惟一“真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它的平等理论确实能迷惑很多穷苦农民。从基督教的立场，拜上帝教是一种邪教。关于邪教，阿修伯有一个说法：“宗教文明本是人类感性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产物。认真分析验证，任何一种宗教都有荒诞矛盾幼稚迷信的本质，因此很难给‘邪教’下一个定义判定谁是邪教谁是正教。实际上确实是有邪教的，危害社会人群。我们只能对其鬼怪神通荒诞不经幻想部份以及精神安慰部份予以容忍尊重，对其具体违反文明法律秩序破坏安定和谐的行为则不可容忍。”思考“拜上帝教”是怎么炼成的，可以给今人很多启发。  

拜上帝教经冯云山传播，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区有众多信徒。信徒多是穷苦农民，接受了拜上帝教信仰的穷苦农民，受到洪秀全对清政府不满的鼓动。拜上帝会从一个信仰团体，演变为有打着上帝旗号的政治团体和军事组织。洪秀全用类似“打土豪、分田地”的狠招。打家劫舍，放火烧房。背上血债的农民，在乡下呆不下去，断了生路，没了退路，只好跟着洪秀全。这些不识字、从来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农民，一是怕还乡团回来反攻倒算，二是离开家乡几十里，就找不到回家的路。想逃没处逃，想跑也跑不了，只好铁了心跟着洪秀全造反。

在组织上，拜上帝教也吸纳了一批坚定的信仰分子，规模可观。用宗教信仰武装的政治团体，一旦组织化、军事化，便成为政教合一、军教合一的制度。有位传教士这样评价太平天国：“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从实质上说，两者不是平列的，它们以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不被基督教接纳，失去向基督教原教旨修正的机会，结果跟农民信徒造反思想结合，滑向理论上武装农民造反的结局。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的国教，渗透到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洪秀全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途径造就了太平上帝。”这个太平上帝足以跟清国的喇嘛教抗衡，建立另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


没有宗教迫害，就没有太平天国

从黑山白水走出的清王朝，拜的是喇嘛教，满人利用藏传佛教降服蒙藏族人。清王朝入关前，尊崇和利用喇嘛教。这奠定了清国与宗教关系的基础。入关之后，清国继续崇奉喇嘛教，将其作为国教。喇嘛教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与政治制度结合的政教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与欧洲中世纪时的天主教不完全类似，它更像共产体制这种“信仰与政治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前苏联的政治制度。

对宗教的排斥，不是清国既定国策。对基督教，至少康熙采取容忍和开放的态度。有人甚至认为，康熙信仰基督教。这种观点的根据之一是，康熙写过一首关于基督信仰的诗——《基督死》，又称《康熙十字歌》：

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后人评价这首诗说，“如没有熟读圣经，深刻理解耶稣钉死十架的意义，及勤操笔墨，反复推敲，素含深邃语言工底和丰富的想象力，是绝不会雕琢出如此佳美的诗句来。” 从康熙写《基督死》，可以断定，他熟悉圣经和教会历史。

此外，康熙还写过“全能全知全美善，至公至义至仁慈”的楹联。 一些基督徒据此认定，康熙是中国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康熙是否受洗，材料有限，无法考证。单凭他写的诗和楹联，不能断定他是基督徒。说他是基督徒皇帝，显然是捕风捉影。康熙确实跟基督教传教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681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出他的科学传教团来到清国。传教团的成员是耶稣会的传教士。

路易十四派遣传教士到清国的目的，是希望用基督教为开路先锋，打开清国的大门，从思想和文化上的交流。康熙自然诚心接待了这批来之欧罗巴的传教士，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上的方便，甚至外出巡视，也带上传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王龙：《托克维尔曲线》)。常和这些传教士谈道。在跟这些传教士的接触中，康熙显然读过《圣经》和其它属灵的书籍，

康熙没有把这些外国人当作外人，甚至跟他们一起过起了“三同”生活。不能确定康熙对基督是否有神性上的认识，把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但是，从康熙写的那首诗，我们可以确定，在认知上，康熙对耶稣基督和他的事迹，有充分的了解。无论这种认识是宗教层面精神层面还是知识层面，都说明耶稣曾在康熙心头留下过一道痕迹。

康熙对清朝的政治贡献之一，是他隔代指定接班人乾隆，开启延绵时间跨度至少100多年，清朝统治高峰“康乾盛世”。然而，这个盛世，其实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黑暗时期之一。尤其是雍正一朝，被后人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自秦始皇以降大兴文字狱又一个颠峰。

作为康熙隔代接班人，乾隆对康熙非常敬重，他延续了康熙对法国传教士友好态度。通过这些法国传教士，在生活层面，乾隆对西洋文化，持接纳态度。这种态度，不难理解。没有材料显示，乾隆对基督教有他祖父那样的认知；但是，他对西洋的物质文明，显然持有浓厚兴趣。他甚至计划派一个外交使团到法国，拜见路易十六。

乾隆54年，西历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隆隆炮声，终于传到威严森森的紫禁城。突如其来的法国大革命，把乾隆吓得够呛，也打断了乾隆派外交使团的计划。乾隆意识到，必须对人民毫不留情，对信仰铁血压制，才能维持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又是对历史的误读。

对上帝不能把路易十六从断头台上解救下来，乾隆也一定感到非常失望。就像今天的国人对东欧的天鹅绒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总是从消极的方面总结教训一样，乾隆不能够，也没有从正面总结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像他的父亲雍正，乾隆继续极端的文化专制的国策，对非国教的其它宗教采取禁锢打压政策。

研究中国历史宗教传播学者认为，中国朝代历史上，通过宗教传播，带动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有两次机会。一次是唐朝，一次是清朝。唐朝采取文化包容、宗教开放的国策。派出玄奘到西天取经。玄奘不负重托，用毕生精力翻译佛经，把佛教引进中国。在中国华人佛教界流传最广，至今流传于世，朗朗上口的《心经》，就出自他的大手笔。佛教在中国传播，成就了唐朝文化发展的高峰。

第二次，是清朝康熙年间，法国等国家的传教士，来到清国，传播天主教。这次传播，前赴后继，一直延绵到清末，甚至是庚子拳乱的主要诱因。对于宗教传播，清国统治者，总是处于被动，落后于时代。由于没有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对于典籍里没有的意识形态和宗教，都一概采取排斥、打压态度。

基督教在清国的传播，受到清政府禁止。在南京条约之前，清廷严禁传教及禁印中文福音刊物，传教活动遭到清政府的镇压，被迫转入地下。因为转入地下，清政府无从管理；因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原教旨基督教，没有生长发育的土壤，扭曲的基督教，在乡村大行其道。文化专制，为太平天国提供了拜上帝教的信仰，为颠覆清国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精神准备。

学者洪振快慨括有清文字狱历史说：“清王朝的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最为癫狂的人物刚是乾隆皇帝。”没有文化专制，就没有拜上帝教；没有拜上帝教，就没有太平天国。


清朝灭国线路图

清国道光帝没有继承雍正乾隆的文化专制政策，继续严厉的文化专制，把文化专制主义的宗教迫害推行到底。道光五年（1825）冬，龚自珍《已亥杂诗》中的《咏史》一诗有这样的句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龚自珍这首诗写出当年文人的生存状态。他们写书，也像今天的作家，挣点稿费，讨口饭吃；他们饭局，友朋聚会，若有公知借唱戏嘲讽太祖，文人都会纷纷离座，以免言论传开，惹上文字狱。

道光帝时，比起雍正乾隆时，文字狱已有改善。时逢鸦片战争前夕，政府无能、无效、简单粗暴的对外政策，导致了一场不应该发生的对外战争；官员腐败，社会矛盾，正在酝酿一场不可避免的内战。这时的清朝，正处在火山口上。火山脚下，硝烟四起。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

托克维尔总结法国大革命，认为革命往往发生在专制制度松动时期。“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这个观点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专制主义是培养暴民的最好的温床；专制统治松动后推动和参与革命的力量，早在革命前几十年就由专制统治者预备好了。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价值单一，人民愚昧，一旦专制政策松动，在专制贫瘠的文化土壤上，必将冒出各种扭曲的思想。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

为什么清政府要镇压基督教和其它宗教？“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托克维尔）中世纪的天主教，尤其是这样。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跟王权的制度，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宗教与政治的结合，两者结为一体，不分彼此。与宗教自由为敌的政权，其性质必然带有某种政教合一特征。这种与信仰结合的政治制度，对于除了国教信仰之外其它宗教，采取严厉整饬宗教政策，或者自相矛盾“既允许又整饬”宗教政策。从而把其它宗教推到政治对立面，复制出与国体类似另一个“政教合一”组织。

从宗教信仰角度分析清国灭国路线图，是否可以这样说：基督教在清国，因为被长期压迫而曲折成长，缺少海外正统的基督教的培育，开始被梁发这样半路出家的传道士误解，继而被洪秀全这样对体制不满甚至愤怒的人扭曲并加以利用，通过这两个步骤，完成它的蜕变，产生“拜上帝教” --- 一种政教合一的宗教组织，卒至诱导出占据了清国半壁江山，彻底动摇大清国基的太平天国。

分析敌对宗教团体加政治团体的产生过程，是否可以这样说：太平天国的产生，是清国扭曲的宗教政策的结果。这种扭曲，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第一，清政府的严厉禁教的国策，把宗教当作社会的反对力量加以镇压。迫使各种宗教活动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的信仰组织。第二，由于清国实行宗教迫害政策，被扭曲的宗教，很容易被政治化，与社会的反对力量结合，成为反抗社会的一种巨大的带有宗教正义性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与社会矛盾的结合，无疑是一股巨大的反政府的力量。

马克思评论鸦片战争时的清国为“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这个悲歌，没有在文化专制最黑暗的时候唱响，而在大兴文字狱近百年后，由一个普通的印刷工人刊印的一本宗教小册子开跑，由另外一个落魄秀才接力，形成一股合力，把清王朝推向穷途末路。

正是清国排斥、拒绝甚至镇压基督教和其它宗教迫害政策，为它的毁灭积累了破坏的能量、为它的死亡准备了埋葬的坟墓。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沙盘推演。如果清国采取开放的宗教政策，对白莲教、基督教等宗教不严厉禁止和打压，而是加以利用和引导，它们也许不会被反政府者利用，成为造反者的精神纽带和组织动员的利器，推动白莲教和太平天国造反。

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人们不能公开从事信仰活动，宗教活动便唯有转入地下；宗教活动进入地下，便脱离法律管理的轨道；不受法律约束的宗教，迟早会变为邪教；邪教的威力，在于它可以在清国的严厉的禁教环境中，诱发出太平天国这样的颠覆现政权的政教合一、军教合一组织。

清国的专制制度下的宗教迫害政策，不光没有达到消灭基督教的目的，而且为专制制度的颠覆做了思想准备，为国家被推翻培养组织上的掘墓人。这就是华夏几千年历史的吊诡之处：专制制度总是从手段上、形式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克隆出一批又一批的敌对势力，并从中诞生一个旧政权的取代者---另一个王朝，另一个专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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