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06
李鸿章，为国人仰慕的“李傅相”，西方列强啧啧称道的“东方俾斯麦”，大清国头品顶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全权议和大臣，此刻正高踞堂上。作为东亚第一大国最位高权重的人物，这位钦差大臣本当有一种逼人的威势，但遗憾的是他左脸上的伤口尚未痊愈，所以缠着绷带的脸上很挂着些蹙眉苦痛的表情。这使坐在侧旁的日本首相，被中国人蔑称为“倭相”的伊藤博文深为忐忑，连连在旁执手劝慰，生怕开罪了这位议和大臣。

那名造成中堂大人脸伤的罪魁祸首，小山丰太郎已经被双手反绑，押跪堂下。几天前，正是这名不自量力的刺客在大街上开枪刺伤了这位大国钦使，使日本本已声名狼藉的国际声誉更是雪上加霜。

但赔礼道歉已是无济于事，日本的罪行已经犯下。其罪魁祸源，和那名刺杀议和大臣的小山刺客一样，都是因为自不量力。从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浪速号”，在朝鲜丰岛海域向清国舰船“高升号”悍然发动攻击那一刻起，日本就已跌入“自不量力”的深渊。

长达八个月的日清战争，将这个蕞尔岛国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从日本开战之初颁布的强制征兵令，到为备战而增加的苛捐杂税，都使日本民众怨声载道。而为了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又进一步拖垮了日本本就脆弱的经济;但最令日本民众内心苦痛的，是他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子兄弟，被推上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和中国站成，在那里，他们将面对的是虎狼之师一般骁勇善战的清朝军队。在平壤，在辽东，在黄海浩瀚的海面上，日本一路丢盔卸甲，折戟沉船。如果不是李中堂“大度包容，重申和议”，恐怕日本已经是内外交困，亡国在即了。

于是，1895年4月17日，在美、德、法、英、俄、比以及朝鲜国使臣的环视注目下，天朝钦使李鸿章与倭相伊藤在合约上签字，终结了这场因日本自不量力点燃的战争。为了显示天朝的慷慨大度，清国除了赐予日本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补偿外，更将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视为生番化外之地的台湾给予日本。

但国际社会仍对日本的倒行逆施感到不满，5月8日清日两国在芝罘换约的那天，停泊在烟台港的12艘俄国大小兵船和上百艘驶来的法、英、美诸国兵舰相约对日本舰船严阵以待，在西方列强虎视耽耽的环伺之下，日本最终放弃了辽东半岛，转而接受了清朝给予的3000万两白银。

就像以前发生的所有清朝和外国的战争一样，和约签订，两国和好，从此天下太平。

“中国大捷，日本求和”，对熟知1894年甲午战争始末的中国人来说，前面的这一大段描述实在是荒诞不经，只有被爱国主义侵染了脑回路引起高烧，才会迸发出这样的狂想。

但前面所提到的这一切并非是凭空捏造，而是有凭有据——实际上，这里所展示的，正是当时中国人眼中的甲午战争。甚至在今天视为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签订后很长时间里，相当多的中国人仍然相信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日本久战不支，被迫求和。

环顾1894年的大清帝国，报纸上连篇累牍刊登的是日本节节败退和中朝军队凯歌高奏的新闻;描绘西方各国钦差会同李鸿章与日本议和情景的图片被制成彩绘版画，张贴在千家万户的墙壁上，用以烘托年节的喜庆气氛。当中国官兵的遗体在黄海上任浪打鱼咬之时，国内的百姓仍沉浸在中秋佳节的欢愉气氛当中;1894年11月7日大连失陷的消息，似乎也没有对全国各地忙着为慈禧太后六旬圣寿“结彩悬灯，以昭庆祝”的百姓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申报》的报道，就在这一天，姑苏城为悬挂彩灯共用一万三千匹黄布和四千匹红布;在上海，万寿菊丛中，龙旗当空飘扬;广州督抚则用金箔装点庆典看台，用以彰显大清伟业固若金汤。

次日《申报》头版，用半版篇幅告诉沉浸在兴奋中的国人：“今我中国，版图愈扩，人民愈众，财力愈富，物产愈盛，要非泰西诸国所能比拟，区区日本，乃何足与我较长而絜短哉!”但堂堂天朝大国，应当遵守“王者之政不尚武功”的古训，所以对日本“宜胜而后和”。

中日开战：不可能的战争

在1895年4月17日那个悲剧时刻到来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丝毫没有设想过自己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将会沦为日本脚下的“败国之民”，甚至是“亡国之民”。从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很少有哪场对外战争，像甲午战争一样，从一开始中国人就表现得志得意满，胜券在握。

甚至在1894年8月1日日本正式宣战之前，也没有多少中国人认为这场仗会打得起来——人们相信区区一介岛国只有在最疯狂的状况下才会挑衅东亚第一大国，即使日本不畏惧中国，也不得不投鼠忌器，顾及远东列强的干预势力。在当时中国人看来，这就是一场完全不可能的战争——不可能开战，即使开战，中国也不可能输。

但对日本来说，这场不可能的中日之战却是筹谋已久，这在日本国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在中国人面前，日本人似乎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华开战的观点和意图。

就在甲午战争开战的十年前，1884年，一位叫冈千仞的日本浪人，就在上海的一次座谈时，对在坐的中国友人非常严肃地指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而战争的起因很可能是四年前日本将中国的属国琉球吞为己有：“中土一旦以我邦县琉球之故，大举问罪，则我邦虽弱小，独立东海二千年，势不得不一战。”

多少令后人惊奇的是，冈千仞的谈话甚至还暗示了中日间将会爆发一场持久战争：“一战而败则再战，再战而败则三战，不以千败百挫，少屈其锐锋”最终“决雌雄于百战之后”。但就像当时日本心怀东洋兴亡的兴亚志士一样，冈千仞相信，中日两国在千百次战争磨砺下，必定会“大舰巨炮，猛将健卒，视大海如平地”，等到那时，中日两国再“解怨讲和，协心戮力”，则不仅欧美各国列强“无一足惧者”，更可以“雪东洋积年之辱”。

但冈千仞中日必有一战的壮志豪言，得到的却只有中国友人的一片“大笑”。这些发笑的人中包括中国当时最睿智也最具革新精神的一批大脑：以创办现代教育闻名后世的张焕纶，精通史志之学的姚文楠，以及激励了整整一代青年人投身富强运动的《皇清经世文续编》的编纂者葛士浚——即使是这些知识菁英也将冈千仞的中日开战言论付之一笑，那么一般民众对中日开战的看法，也就可想而知。

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日本不过是一个时来挑衅的海外岛国，即使是沿海地区，对日本最近的印象也只能追溯到四下侵扰的倭寇海贼，或者是《皇清职贡图》上面“夷性狡黠，时剽掠沿海州县，叛服无常”的官样文字。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人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1752年，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发现的一枚铸有“宽永通宝”字样的钱币竟然引起了清帝国朝野上下的集体恐慌，乾隆皇帝甚至认为有逆贼僭号称制，私铸铜币，下旨彻查，使“守令仓皇，莫知所措”，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不过是一枚日本钱币。在中国君臣看来，普天之下唯一可以有的年号，就只有大清的乾隆年号。

对这个隔海相望的邻邦，中国人不屑也无意去了解，即使是偶然到达日本的中国人，也不过是抱着猎奇的心理去参观一个化为的蛮夷异域。一名叫罗森的中国人在1854年搭乘一艘美国舰船抵达日本横滨港，这个国家给罗森留下最深的印象除了日本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和“男不羞见下体，女看淫画为平常”外，就是一群“肥人”在公馆的院子里赤身裸体角力，罗看了这场莫名其妙的相扑表演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之多勇力人也”。这位见多识广的中国人自然不会想到，他所搭乘的那艘美国舰船，正是叩开日本大门的“黑船”。

从一场相扑比赛，自然无法窥出日本在日后穷兵黩武的野心，但之后使日本全然脱胎换骨，走上强国征途的明治维新，在中国文人的眼中，也不过是一场政权内讧。在浙江海宁人陈其元的笔下，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篡权夺位的逆臣叛乱。陈显然弄混了日本的天皇与将军之间的关系，他把日本幕府将军当成是“不改姓者两千年”的日本国王，除了这名日本国王之外，陈还比拟《封神演义》杜撰出日本有七十二名“列为诸侯”的“岛主”;而通过明治维新“大政奉还”的明治天皇，却成了那个“篡国”并“废其前王”的“美加多”。这个“美加多”不仅谋朝篡位，销尽岛主之权，更强迫国人“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弄得举国上下“人人思乱”。但陈其元这本旷世奇作最大的狂想是，希望清廷能够派遣海军分成数队，采取孙膑“围魏救赵”之计，一举攻下日本。据陈自己宣称，他的功日计划已经得到了李鸿章首肯。如果这个计划真的实施的话，那么日后历史课本上记述的，可能就不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而是1874年的中日甲戌战争。

陈其元的攻日夸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但陈提到的日本明治维新后天怒人怨的乱象却被国人当成事实，成为之后想象日本的一条重要证据。尽管当时中国也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富强之路上筚路蓝缕，但同样仿效西方的日本绝不是值得学习的楷模，而是失败的儆戒。在曾游历日本的中国文人李筱圃眼中，日本仿效西方的“维新之政”，“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新法，国日以贫，聚敛苛急”，就连改易西式服装也是“西头东足，东头西足，不成东西”。在另一部佚名的小册子《日本琐记》中，明治维新无论是废藩置县，还是发行纸币，都是“乱萌隐伏”，甚至断言日本“乱必在二十年间”。

对日本维新改革和对华威胁有着清醒认识的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只不过这些在后世被奉为开眼看世界的先知般的人物，在当时都集体被边缘化——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对日本国政的精心考察之作《使东述略》从来没有走出过总理衙门的大门，黄遵宪倾十年之功克成的皇皇巨著《日本国志》的命运则是和蜘蛛网与灰尘作伴，最早设计出中国式君主立宪政体的王韬，同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迷”，他的《琉球向归日本辩》，以详实的史料力证琉球从未归属日本，这一定会让当时因琉球争端而头痛不已的清朝官员欣喜不已，不过此时的王韬，却因与太平军有勾连而流亡异域。

到冈千仞带着他的“中日必有一战论”来到中国时，知日派已经在轻日派的强大话语攻势下兵败如山倒。何如璋被朝臣指控瞒压中法战争战书，已是扣上了避战求和、临阵出逃、贪污经费三顶大帽子的叛国罪人;远在美国旧金山任公使的黄遵宪则在目睹了当年的美国大选后认定“共和政体不可施于今日吾国”，繁杂的公务也使《日本国志》一直处于未完稿的状态;王韬，这位冈千仞曾师事之的人物，已经成了一个贪食鸦片的病夫，当冈千仞请求这位改革志士戒绝毒瘾时，王韬居然以无赖口吻笑答洋烟和酒色没什么区别，抽得好的话“往往保六七十寿”，而且抽上大烟，还能“不受他病”。

毫无悬念，冈千仞也感受到了中国人对日本普遍的误解和轻视。在绍兴，有人向身着异域服装的他投掷西瓜皮。最尴尬的经历是在一次宴会上，日本的风俗竟然成为了戏谑的谈资，东道主杨守敬故意当着听不懂中国话的冈千仞大谈日本种种异域风俗，每说一种，在座诸人便大笑不止。

就在冈千仞怀着对这个东亚大国的失落与幻灭准备回国时，中国的大街小巷正在流行一份名为《朝鲜乱略》的连环画报，这份手笔精细的画报展现了1884年，清朝军队是如何平定了一场由日本勾结朝鲜叛臣引发的内乱。在画面中，龙旗飘扬下的大清军队在大将袁世凯的指挥下奋勇作战，日本军队则被清军强大的火力攻势逼到死角，蜷缩在一起，负隅顽抗。如果你看得仔细，在清军英武勇敢神情对比之下的日本士兵，则满脸愁容，自知难敌天朝大军。

这场战斗的结果自然以清朝大捷，日本诡计仓皇落败而告终。不难想象，这场大清军队对日本的完胜会给民众带来怎样的鼓舞。连环画报上的胜利不仅证明了清朝军队的强大实力，也证明了日本除了挑衅讹诈之外实在是不堪一击。就像李鸿章所说的那样：“以中国之力，拒泰西中国则不足，拒日本一国则有余”日本实在“不足深忧”。

这种基于对日本知之甚少而得来的自信，到1894年开战前夕，终于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顶点。中国人深信中日战争的启动钥匙在自己手中，无论是战，是守，是和，中国都大可以按己意而行。在这场不可能开仗的战争中，中国绝不可能输。即使是在最细节的地方，中国都占有强大的优势，就在开战的十天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申报》中如此评估中日双方之间的战斗实力：

“日人本短小若侏儒，从无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华人之身体高大、体态昂扬。一经开仗，我华兵以大压小，其不致糜烂者几希，日人其奈之何哉?”

纸上谈兵：中国大捷

如果战争是发生在中国的报纸上，如果中国报纸上报道的战况与战场上发生的一切正好吻合，那么1894年爆发的这场中日战争，理应成为日后中国近代史书写中最令人振奋的一章，中国也将因这场辉煌的胜利跻身头等强国之林，走上一统东亚的霸业坦途。至少也会按照冈千仞所预言的那样“雪东洋积年之辱”。

“所战皆捷”，“连拔数城”，“乘胜追击”，“倭酋授首”，“凯歌高奏”，这些词恐怕是1894年中日开战后在中国的舆论媒体上出现最多的词语，如果将这些词连成一片，就构成了一幅120年前中国人眼中的中日战争全图。

在这幅由新闻、画报和文宣机器共同制造的中日战争全图中，最先点燃中国人民族自信心的，就是7月25日中日间爆发的第一场陆战，牙山战役，或者按中国报纸的称呼“牙山大胜”。按照中方新闻上的报道，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一名有着一个高达部队里的名字“亚希玛”的“倭奴”，听说中国大军到来，深恐四面受敌，所以不自量力率领4000倭兵前来迎战，结果被2000名“各奋神威，以一当十”的中国军队杀得大败而归。中方“斩获倭首两千余级，刃伤倭兵不计其数”，逃亡的倭兵更是“死亡枕藉，满目疮痍，有自相踏践者，有长跪乞哀者，悲惨之形，动人怜悯”。中国军队首战告捷，而且是以少胜多，但这丝毫不出人预料，因为它完全符合战前中国人对中日开战的预想。

但真正出人意料的，恐怕是战场上真实发生的一切，没有战场上以一当十奋勇杀敌的中国军队，也没有战后费力清点两千余颗倭寇首级的中国官兵——因为无论如何计算，也不可能将被清军打死的37名日军算成2000人，更何况根本没有中国官兵有时间清理战利品，因为他们正在统帅叶志超的带领下仓皇北逃，唯一顽抗日军的聂士成也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被迫率众撤退，报纸上大肆鼓吹的牙山大胜，实际上是牙山大败。那个名字奇怪的日军将领自然也不叫“亚希玛”，而叫“大岛义昌”。

但中国民众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得到消息的唯一来源就只有街头上的新闻报纸和官方发表的公告，但这些公告充斥的全是振奋人心的胜利捷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因为所有怀疑的证据都被官方的文宣机构和媒体小心翼翼的屏蔽在外，而且这些捷报也符合中国人的战争预期——宣传报道的一切不过是将中国人的爱国希望化为现实了而已。

随着战事的日益升级，中国的报纸新闻所描绘的战争前景也越来越光明，日军不仅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就连国内也乱象丛生，在一篇题为《拘民当兵》的新闻中，“国小民贫”的日本自用兵以来，已经将府库搜刮一空，为了筹措战争款项，甚至将东北海道的两处铁路抵押给美国以获取贷款。又因为日军之前在牙山战役中受到重创“死亡枕藉，兵力不足”，所以开始派人强拉民众当兵，“倭民虽愚蠢无知，知此行必同归于死，不敢应募”，但征兵令已经下达，倭官“无论老少务令一概当兵”，不少日本人为了避免当兵死在异国他乡，干脆“引刀刎颈”、“自经沟渎”，这场日本式的《石壕吏》悲剧使中国人更为相信日本已经内外交困。另一则新闻则言之凿凿地宣称弹尽粮绝的日本因为无布可织，所以开始用纸来制作军服，记者更揶揄说，中国纸扎店的手艺高超精妙，假使有某位“汉奸”将这些烧给死人的物什送给日军，则这些纸衣的作用除了“我华人于赈济孤魂之外，不又赈无数倭鬼乎?”报道的文末是两个熟悉的字：“呵呵!”

与日本举国上下的厌战情绪相比，中国却是一片必胜的高呼，最为风行的《点石斋画报》特意印制了大量“倭王”明治天皇的半身画像，以便想要上战场的爱国志士可以按图索骥，刺杀倭王，即使不能身临战场，也可以用这幅画来一泄“争食倭主之肉寝其皮”的爱国热忱。为了表达爱国义愤，没有上战场的中国人甚至用雪堆了一个叼着吕宋烟的倭酋雪人，轮番投掷，以泄心头愤恨。

中国人对战争大捷的最狂热的想象，恐怕出自于1894年9月1日的《申报》头版，作者号召中国民众抵制日本传来的中国战败的伪消息，指出这是日本用来诓骗其国兵民之心的无耻诡计。作者列举了自牙山大胜以来中国的辉煌战绩，不仅“阵斩日兵无算，迭复中和府”又“击毁磐城、天龙、凤翔、天城四舰”，日军已经主力全失。甚至连日本陆军大岛义昌的首级都被朝鲜士兵砍下来，拎到中国大营举手投降。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想象了一幅战争最后的结局，日本人倘使要觐见天朝大皇帝的天颜，除非是像大岛义昌那样在献俘仪式上以战败者的脑袋出场，或者等到中国军队将“朝鲜全境恢复，日兵悉数歼灭”后，中国军队鼓轮东驶，夺取日本口岸，率领大军直捣东京，活捉日本天皇，押回北京“在六街三市中游行一周”——“岂不亦快哉!”

谎言终结

中国大捷的狂想曲，在1895年的2月终于画上了休止符。2月17日，为中国人民所骄傲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不得不派出全权大臣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很多中国人直到此时才开始明白，原来自己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一直败绩。之前所有大获全胜的报道都是一纸空文，反而是一直以来抵制的日本传来的中国战败的消息才是真相。

但就像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尽管败局已定，但文宣机器和舆论媒体仍然在想方设法将这场惨败粉饰得不那么令人沮丧——和约确实签订了，但这是出于中国一向以来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慷慨包容所致。日本固然是赢了几场战争，但道义上却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最终只得被迫求和。当割让辽东、澎湖列岛、台湾和赔款两亿两的消息传来后，媒体便开始大肆报道之前被朝廷视为化外之民的台湾生番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荣战绩。

但结局毕竟是结局，再残酷和让人愤恨，也必须接受。就在甲午战争停战后不久，一名赴京赶考的广东举人在大沽海面上遭遇了他的奇耻大辱——一队日军登上他乘坐的汽轮，并在上面大肆搜查。大国威严如此扫地，使这名举人心中“颇愤”，他慨叹如果朝廷“早用吾言，必无此辱也”。

这名叫康有为的举人，将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和他的同道掀起一场在新世纪的历史课本里占有一席之地的轩然大波。不过，这又是另一个由大义凛然的神话和慷慨激昂的谎言编织的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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