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晖 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04月22日(三) 东网






简单的文化比较往往容易得出轻率的伪因果关系。




通过比较不同世界上文化的发展路径，以寻找文化形态和自由、繁荣等美好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曾经一段时间是社会科学的主流。这在当年缺少数据、缺少统计方法的情况下确实是聊胜于无，但是今天西方的社科学者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研究方式的致命缺点，因而在进行此类比较时已经非常谨慎。然而，也许是由于文献翻译的落伍和统计学普及的程度低，国内知识人还是经常对这种伪因果关系缺少警惕。




所谓伪因果关系（spurious relationship），指的是两个并没有因果关系的变量，因为其他因素的干扰而让人误以为相关。比如你观察周围的朋友，发现收入高的人都爱喝咖啡，于是得出了喝咖啡可以增加收入这样的结论，这就是典型的伪相关性。事实上，喝咖啡很可能是这些人收入提高以后的一种额外的享受。再比如，举个更夸张的例子，你发现乌龟比鸟活得长，所以得出慢节奏生活可以长寿的结论……荒谬在哪里我就不说了。




而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就格外容易出现这样的轻率结论。其中一个最近大家讨论得很多的就是所谓“新教伦理”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尤其是教会权力下放的新教，是英美的工业进步、民主自由的根源。其中提到的很多微观机理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比如新教鼓励读圣经从而增加识字率，各自为政的教会是民主的早期形式等等。这些理论对于启发人的思路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用情太深，把基督教和政治文明的因果关系当成既定的真理，就不免太武断了。这是因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相似性不仅仅是宗教，还有很多数不清的因素，在潜在变量多如牛毛的情况下，想确认哪个变量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些国家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气候、自然环境、工业技术、农业技术、语言、音乐、视觉艺术、政治制度、两性关系、亲子关系、饮食习惯、娱乐方式……只要你能想到的变量，都有高度的相似性。而其中任何一个变量，我都可以给你讲出一个它为什么会影响社会发展的道理。




举个例子，我可以说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有很大优势，因为只要会说，差不多就会读；只要会读，差不多就会写；对数学的方便之处更不用说。我女儿在美国长大，开始读字书和写短文的时间比我当年提前了大约3年，难道和使用拼音文字没有关系？当然，我直觉上并不认为这种解释和社会发展进程有太大关系，但是如果有人一定要这么争辩，我也很难反驳。也就是说，由于混淆变量太多，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文化这个东西的研究还有一个格外困难的地方，就是其因果关系的时间跨度太大。就算基督教对民主自由有影响，其跨度也是几百年之久，谁能说得清这几百年里发生的无数历史巧合是否才是真正的混淆变量？非洲也有很多新教为主的国家，如利比利亚、赞比亚、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显然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这些国家和欧美国家的区别（而不是宗教这个共同点），是否才是真正的起决定作用的混淆变量？




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是很多人对伊斯兰教的极端蔑视。这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恰好生活在一个其他宗教的地区（除了朝鲜）已经不好意思当众处决人的时代。所以网络上（包括美国的网络）经常流传类似这样的话：“不是每个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是每个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使用这种修辞，很多论者就自认为找到了统计上的规律，可以宣布胜利了。但问题是对小概率事件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恰恰是统计学中的大忌。且不说“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这个判断并不准确——前几个星期刚刚有个带了一飞机人自杀的德国飞行员——就算是真的，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恐怖袭击作为一个小概率事件，用任何一个显而易见的变量来解释，必然是幼稚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出问题出在哪里：

“世界上只有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者，所以日耳曼人种格外爱好战争。”




“世界上只有无神论国家发生过大跃进和文革，所以无神论者是疯子。”




“世界上只有美国扔过原子弹，所以新教国家爱好大杀伤性武器。”




这些结论的荒谬之处一目了然。为什么荒谬？因为你在拿一个小概率事件为一个大的群体定性。如果这些群体真的具有这样的性质，那么世界大战应该天天发生，大跃进应该天天搞，原子弹应该天天扔才对。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由其他更重要的混淆变量所决定。如果伊斯兰教导致恐怖主义，那么世界上大部分穆斯林是怎么避免成为恐怖分子的？这些人和恐怖分子之间的区别难道不是你应该花时间寻找的混淆变量么？比如和石油产地的地理距离，比如独裁者的长期灌输仇恨，比如巴以冲突的衍生物，耶路撒冷的特殊地位……哪个不比泛泛地谴责伊斯兰教更有价值？




无论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无神论都是属于覆盖范围极大，内部差异极大的模糊概念。很多今天的现象看似是它们在几百年前埋下的种子，其实无非是伪因果关系造成的幻觉而已。相比之下，制度变量的解释力就要强得多了。它们的时间跨度更短，见效更快；同一制度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于是避免了诸如气候、语言、宗教等混淆变量的困扰。例如民主制度下无饥荒、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这样的实证规律，适用于各种文化、各种地理环境，其统计显着性之强完全无法反驳。如果纯粹出于兴趣，当然制度、文化均可研究；但是如果你想为自己看到的社会问题寻找现实的解决方案，还是请先从关于政治制度的理论和实证规律入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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