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细说世界文化未解之谜（之十九——文苑藝海 　 文學篇） 由 胸赳赳妻昂昂 于 2013-12-17 10:11

有沒有荷馬其人和《荷馬史詩》？
　　古代希臘的荷馬史詩是世界文化的瑰寶，是古希臘人留給後世的一份重要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對此，馬克思曾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希臘的藝術和史詩“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14 頁）。

　　荷馬史詩包括兩部敍事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兩部出色的作品相傳為荷馬所作，所以後世又統稱為《荷馬史詩》。但是，有否荷馬其人及“荷馬的史詩”，在西方文學史上卻是一個聚訟紛紜、爭論不休的疑案。近世以來，論述荷馬其人其作的著述，可謂汗牛充棟，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激烈爭論，形成了學術史上眾所周知的“荷馬問題”。

　　所謂“荷馬問題”，歸根結蒂是這兩部史詩的作者問題。目前，我們對荷馬的生平所知甚少，雖然流傳到現在的荷馬的傳記共有9 部，但這些傳記充斥虛構，而且相互之間矛盾百出，時至今日顯然已失去它可資參考的文獻價值。西方古典作家對這位詩人的時代說法不一，古希臘作家認為，荷馬大體與赫西俄德同時，即是西元前8 至7 世紀之交的人，但也有人認為應早於赫西俄德，有些人則說他晚於赫西俄德。古羅馬史學家塞奧彭帕斯說荷馬生於西元前686 年，說得如此肯定而又確切，但人們並不知道他的根據是什麼，另一個古代傳說，稱荷馬生於西元前1159年，這個說法又似乎太早了一點。

　　以上諸說，不可盡信，也不可完全不信，傳統傾向這樣一種意見：荷馬生活的年代大約在西元前9 至8 世紀之間，相傳為盲詩人，因此才叫他“荷馬”（Homeros ，在愛奧尼亞土語裏就是“盲人”的意思）。

　　關於荷馬的出生地，說法也各異。由於荷馬史詩在古代所具有的巨大影響，一個城邦被看作荷馬的故鄉似乎成了一種榮譽，因此曾有密而納、希俄斯、科洛豐、皮羅斯、阿爾戈斯、雅典等許多城邦爭著要荷馬當它們城邦的公民。事實上，在古希臘世界，幾乎所有的城邦都聲稱荷馬就生在它們那裏，這是由於這些城邦都看到荷馬史詩中某些詞句、片語乃至個別方言俗語，都是來自它們那個地方的。

　　在古代，儘管對荷馬其人頗多異說，但古典作家並不否認他的存在，也承認荷馬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史詩的作者，著名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哲學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大體都持有這樣的觀點，而且他們都毫不例外地受到過荷馬史詩的巨大影響，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指出，當時希臘人崇敬荷馬，認為“荷馬教育了希臘”。從中古時代直到18世紀的歐洲，傳統一直認為荷馬是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遠古時代的一位偉大的詩人。

　　到了近代，“荷馬問題”驟起。法國僧正多比雅和義大利歷史學家維柯率先發難。1725年維柯的《新科學》一書問世，作者在該書第3 卷《發現真正的荷馬》中，根據這兩部史詩本身一些語言學上的證據和他在《詩性智慧》部分所奠定的一些原理，作出了如下的“發現”：此前人們一直置信的荷馬並不存在，他不過是希臘各族民間神話故事說唱人的總代表，或是原始詩人的想像性的典型人物，希臘各族人民自己就是荷馬；兩部史詩之間的間隔相距有數百年之久，所以它們不可能出於一人之手，《伊利亞特》當然先於《奧德賽》，如果前者是荷馬少年時的作品，後者則是他晚年的產物，這個“他”只能代表早晚年代不同的整個民族，而決不是同一個人。這一“發現”，石破天驚，極大地震動了西方學術界。1795年，德國學者沃爾夫在《荷馬史詩研究》一書中作出了更詳盡的論證，指出史詩從西元前10世紀左右開始形成，經過了幾個世紀的口頭相傳，直至西元前6 世紀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圖當政時，才正式用文字記錄下來。他斷言兩部史詩各分成若干部分，每一部分都曾作為獨立的詩篇由歌手們演唱，經過多次的整理加工，史詩才成為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因此，《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並非出於同一個詩人的筆下，而是許多歌手的集體創作。後來，他的同胞拉赫曼更明確地闡述了前者的觀點，謂兩部史詩乃是由口頭相傳的單篇的民間詩歌作品彙編而成的，如他曾把《伊利亞特》除最後兩卷外，分成了16首互相獨立的詩篇。這種觀點，通常被稱為“分解說”，即“小歌說”。

　　與上說相對立的是“統一說”。“統一說”實質上是古希臘有關荷馬傳統看法的復活，它以德國學者尼奇為代表，主張荷馬其人有歷史的真實性，生卒年代應不晚於西元前9 世紀；史詩有統一的藝術結構，他批評了“分解說”的一些論點，認為荷馬史詩中的矛盾是微不足道的，這類細小的矛盾不足以證明兩部史詩是由幾個詩人參與創作的。

　　介於這兩者之間的是“基本核心說”，這是一種調和折中的觀點。在這派人看來，荷馬史詩最初的基礎可能是一些短篇，後來以這些短篇為核心，逐漸加以擴大，如德國學者赫爾曼認為，有關阿基裏斯的憤怒的文字是《伊利亞特》的基本核心，俄底修斯渡海返鄉的飄泊奇遇的故事則是《奧德賽》的基本核心，其餘部分都是後來添加上去的。因此，史詩既保持了基本的統一，同時存在不少脫離佈局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德國學者基希霍夫、英國史家格羅特等人基本上都持這樣的見解：兩部史詩既不是一連串各自分開創作的民間詩歌的彙編，也不是出於一位大詩人的手筆，它們經歷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古老的神話傳說與特洛伊戰爭的英雄故事，是它最原始的素材，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勢必由許多民間詩人對它不斷地進行增刪、修飾，最後似應由一位大詩人（如荷馬）進行加工整理而成，這種綜合性的說法已日益為學術界更多的人所接受。

　　當然，“荷馬問題”的疑案並沒有就此解決，本世紀以來，學者們對它投入的熱情仍有增無減，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學者帕裏對荷馬史詩的研究。

　　他從語言學的角度，仔細研究了這兩部史詩中重複出現的片語、短語，尤其是每個英雄和神的名號的組合與使用，發現史詩具有一整套程式化的語句。

　　他認為，史詩不是詩人簡單地運用一個個字或詞創作出來的，它還由大量程式化的片語和詩句結合而成。據統計，荷馬史詩中有1/5 是由重複使用的詩句構成的，總共2.8 萬行詩中有2.5 萬個重複出現的短語。這些程式化的用語符合配樂詠唱的古希臘詩歌的特有規律，也便於在沒有文字的條件下口頭傳誦和即興創作。如此大量而固定的程式用語，顯然不能出自一個詩人的創造，那是經過世代民間歌手不斷口舌相傳、不斷積累篩選而約定俗成的。帕裏的發現被學術界認為是20世紀荷馬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他因此被譽為“荷馬研究中的達爾文”。

　　對《荷馬史詩》及其史詩作者的研究與爭辯，如同這兩部史詩具有永久的魅力一樣，也許永無休止，但再多的爭論也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伊利亞特》、《奧德賽》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部偉大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