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曾这样总结自己：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张学良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风流将军，据他晚年自述，他曾经拥有过十一位情人。其中，最让人众说纷纭的就是他和民国著名影星胡蝶的风流故事。



在“九一八”这个日寇铁蹄踏入中国东三省的危急时刻，张学良作为东北地区的最高统帅，据传闻张学良与胡蝶二人却躲在了北京的一家舞厅里翩翩起舞”。



一个是东北的最高将领，拥有20万军队的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一个是红遍大江南北，出演过许多电影的三栖“影后”。



他们俩真的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么?这段风流故事背后到底埋藏着多大的秘密？它广为流传的背后又暗藏着国人怎样的心里状态？

野史传说的由来——马君武和他的《哀沈阳》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路轨，诬称此举乃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自此揭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

 
　　此时，节制东北的封疆大吏是号称“少帅”的小六子张学良，这位“少帅”当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是一位风流倜傥外加吸大麻玩女人、生活淫荡糜烂的纨绔子弟。 


　　此次日军进攻，东北几十万大军一枪未放就丢了东北三省一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导致三千万东北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过起了亡国奴生活，作为封疆大吏与最为直接的军事最高指挥者自然难逃干系。 


　　就在舆论喧腾，世人对张学良皆曰可杀的历史性时刻，上海《时事新报》11月20日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哀沈阳》七绝二首。

 
　　诗中有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诗中所说的赵四，按时髦的说法乃张的小蜜或曰二奶赵一荻；胡蝶，乃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女主角，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倾国倾城的当红电影“皇后”。

 
　　此诗马君武抓住“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醉生梦死的生活以成其诗，极其明白地向世人道出这一样一个事实：

 
　 “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正在北平情意绵绵地纠缠于三个妖媚女人之间跳舞行乐，哪管他三省沦陷，神州陆沉，以及父老乡亲焚骨埋尸之惨状。 


　　诗中指名道姓，言之凿凿，一经刊发，即洛阳纸贵，国人闻之无不同仇敌忾。因了这首诗的广为流传，也更坐实了张学良“不抵抗将军”之恶名。

 
　　为此，马君武颇为得意，直到六年后抗战爆发之初，马氏还在汉口自诩此诗敢和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祭酒吴梅村痛斥卖国汉奸吴三桂的那首著名的《圆圆曲》相媲美，且大有胜吴氏一筹、永垂史册之慨。
 
马君武（1881—1940），中国近代学者，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与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

野史正析——张学良的不抵抗之谜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张学良到底在做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问题，我们才能判断出马君武诗作的真假，从而迎刃解开张学良与胡蝶的“情人”之谜。

 
　　据许多材料说“事变”当晚，张学良在北平陪同一位爵士看戏。戏看到一半，张学良就匆匆离去，再也没有返回。当时爵士觉得张失礼，还有些不高兴，第二天在报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发动事变的消息，才明白张不辞而别的缘由。 


　　蒋介石这一天却远没有张学良如此悠闲自在， 有人猜测这天当晚他很可能正在军舰上过夜，这一夜不在南京当是不争的事实。 


　　结合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也就是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消息，不是事变当晚的18日，而是第二天的19日。

 
　　其实，对于“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主义”之真相，一生号称敢作敢为的张学良晚年曾多次谈及。他直言不讳地反复说明，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采访张学良并提及“九一八”事变情形时，张氏说：”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 


　　张学良晚年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尽管作为最有发言权的张学良就此事再三清楚地加以表明，但仍有一部分劣顽不化者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仍一口咬定是蒋介石所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要想咬定蒋介石，就必须否定张学良之说，如何否定？于是有好事者李敖等人，就编造出一个心理学上的神话——斯德哥尔摩征候群。

 
　　 关于张学良是否得了这种“征候群”，此事过于复杂，很难用一二句话解释清楚。仅从他以上几段话来看，头脑似乎正常，看不出有什么所谓压力下的认同。李敖却坚持“九一八”东北沦陷完全是蒋介石的责任，证据是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给蒋介石发的那封电报，电文除简单报告事变经过外，还说“我们奉行不抵抗主义”。因而李敖就说：“从这句话里我们才看出来，原来是中央的决策，我遵照你中央的决策不抵抗主义，所以我不能够跟日本人打，所以我丢掉了东北。所以叫张学良来背这个黑锅是非常非常不公道的。可是蒋介石就这样干啊，张学良就背了黑锅。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日军炮火之猛烈，进攻、占领意图之明显，显然非“寻衅”二字之意可涵盖，而是“大规模地进攻”了，二者是有天地之别的。因而还是张学良后来说的有道理，作为封疆大吏，这一晚上他有权下达一切命令，只是他把敌人的占领意图误认为是一般的寻衅滋事，由于判断失误，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眼睁睁地看着沈阳被占领的战争悲剧发生。
 
华裔美籍学者唐德刚（1920-2009），唯一一个给张学良做过系统口述的学者。其执笔写就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开了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谜案。
真相大白——胡蝶与张学良二人的口述材料


　　最后附带说一下当年“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之诗中的朱五与胡蝶两位名女人。 


　　1991年，张学良曾说：“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有跟她开过一句玩笑。” 


　　李敖后来宣称，胡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张学良。接下来便信口开河道：“这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当时她不澄清，她不说她不认识张学良，并且当时她还很得意。为什么呢？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不是相加的效果，而是相乘的效果。” 


　　本文说李氏信口开河，乃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位“三无”人士大睁着眼说瞎话，不但诬了他的仇人主子蒋介石，同样枉诬了与他无冤无仇且不相识的一代人民艺术家——胡蝶。 


　　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马诗的当日，胡蝶所服务的明星影片公司就做出了快速反应，并于11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在上海最具影响的《申报》以胡蝶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意谓马君武之作乃一派胡言乱语，根本没有此事。

 
　　如果说在“九一八”事变中本应承担责任的张学良因这首诗而感到冤枉，那么最直接的受害者乃是无故与其绑在一起的胡蝶，而非张学良本人。或曰张学良这个“不抵抗将军”害惨了胡蝶，使遭受不明真相者“红颜祸水”的指责与诅骂。 


　　1986年，胡蝶请她的英语老师刘慧琴帮忙，撰写了回忆录——《胡蝶回忆录》。


　　她在书中说：“马君武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


　　又说：“我是在事变之后方始到达北平的。”抵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这段记述，再次向世人清楚地表白，九一八事变之晚，她根本未在北平。 


　　她最后颇为自慰说：“对于有些谣言，“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红颜为什么是祸水



　　 虽然张学良与胡蝶之间的情人关系已经完全被证为子虚乌有。但为什么这种传闻老百姓们却乐意相信。其中，除了有对于张少帅不抵抗日军入侵表达愤慨之外，更深层的是沿袭了中国传统“红颜祸水”的思想。“温柔乡是英雄冢”，张少帅最终还是英雄，只不过是被“红颜”迷了心窍的英雄。而诗里的“阿娇”才是真正的“商女不知亡国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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